孫嬌

　　泰羅制促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

　　人類社會活動的歷史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在客觀上總是表現為若干個不同的社會形態的正向更替與轉化。新舊兩種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在每一種社會形態中的兩個不同發展階段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社會系統的構成要素及其結構會發生重大的改變，這就是社會轉型。在社會整體性的進步中，沒有相應的管理創新，社會轉型的順利實現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問題上，泰羅制對資本主義社會轉型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

　　單從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的角度來看，泰羅制只不過是一組新的以生產作業為對象的管理技術、管理方法的集合。無論是工時研究、分工與專業化、標準化、員工培訓、職能化組織設計，還是各種各樣的效率工資，都不過是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手段。但實際上，泰羅制不只是一種有關生產作業的管理方法與技術，而且是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一場社會變革。這場變革以管理方式的改進為切入點，生產的基本要素得以重組，社會達成了新的共識(即泰羅所謂的“心理革命”)，培育并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結構。

　　以美國為例，在泰羅制被廣泛推廣的20世紀初，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除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外，職業經理人開始出現，構成了美國中產階級新的中堅力量。從此，美國的所謂“白領”，由以律師、記者、醫生為主體逐步轉向以經理人員為主體。計劃與執行的分離，使藍領和白領形成不同的社會群體；而所有者退出經營管理，又使公司治理結構產生了重大變化。所有這些，正是由于泰羅制強調科學知識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運用，用科學知識和相應的組織制度來規范和引導個人或集團的社會行為，從而為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運行提供了新的整合方式。從此出發，泰羅制在企業經營體制上進行的微觀變革，靜悄悄地演變成為社會結構的宏觀變革。在技術創新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過程中，管理創新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成為推動社會轉型的重要力量。事實上，也許通過從微觀上的管理體制的變革來實現社會結構的宏觀上的變遷，社會進步的成本更小一些，社會結構轉型的效果也更好一些。

　　泰羅制促進了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 泰羅制對社會主義的作用，是在列寧的倡導下展開的。列寧在蘇維埃俄國建立后不久，就主張把泰羅制移植過來。他說：“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采用科學和技術上的一切寶貴成就。社會主義實現得如何，取決于我們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的好壞。應當在俄國研究和傳播泰羅制，有系統的試行這種制度，并且使它適應下來。”(《列寧選集》第三卷，P511)。國家政權和泰羅制的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國家管理形式——計劃經濟。

　　泰羅制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基礎上，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這種完全理性設計對社會主義建設有著巨大的吸引力。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又為國家的整體計劃安排搭起巨大的平臺。列寧認為，有計劃的進行建設，才是社會主義建設。“組織計算工作，監督各大企業；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按照泰羅制來運作，就可以實現國家經濟機構的協調一致，形成按比例有計劃的經濟發展模式。于是，蘇聯在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后，迅速走上了以五年計劃為標志的泰羅式發展道路。甚至連五年計劃的具體制定，都是聘請甘特的弟子沃爾特•波拉科夫為顧問來設計的。與美國不同的是，蘇俄推行泰羅制，不是從微觀層面來改進企業的管理模式，而是直接介入到國家的宏觀層面，通過建立新的國家管理形式來直接實現社會的轉型。如果說，泰羅制在美國是在一個個企業中發揮作用，進而將其影響擴展到社會，那么，在蘇俄，泰羅制是把整個國家作為一個大工廠來實施管理。

　　泰羅制在兩種社會的不同效應 泰羅制的推廣，無論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還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無論是在微觀還是宏觀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帶來了相當的副作用。然而，在兩種社會里，它的效應有著明顯的差異。

　　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社會，泰羅制的推行使企業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迎來了著名的“柯立芝繁榮”。然而，整體社會生產的無計劃性，使得快速提高的生產率孕育出經濟結構的不協調，以生產過剩為標志大危機迅速爆發。1929～1933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恐慌之中。凡是推行泰羅制比較早也比較好的國家，恰恰最先受到經濟危機的沖擊，所受的破壞也最為嚴重。這在某種意義上，反映出泰羅制的根本缺陷。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泰羅制是在企業微觀層面進行的，微觀的計劃性越強，單個企業內部越有組織性，整個社會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也就越劇烈。因而，西方各國所采取的反危機措施。如羅斯福新政，其基本思路就是在國家層面采用泰羅制的某些措施，在宏觀經濟上加強計劃和組織性，加大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力度。

　　蘇俄推行的計劃經濟，將泰羅制的理性思想發展到了極至。他們不但在國民經濟大的發展方向上實行計劃控制，規定農、輕、重的比例，規定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比例，而且政府通過最大限度地國有化、集體化，把微觀經濟主體納入政府計劃管理的范圍，恰好又在微觀層次上形成了缺乏自主權的經營機制。微觀經濟主體喪失了經濟決策權和經營自主權，變成了執行政府經濟計劃的工具。國家就像一個大工廠，企業不過是國家這個大工廠的車間，它所需要的人力、財力等資源是由國家計劃好的，它所生產的東西也由國家統購統銷甚至統一調撥。微觀經濟主體反而不再需要泰羅制的周密設計和創新能力。最終，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成為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導致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是由具體企業實行泰羅制，而國家失控；社會主義是由國家整體實行泰羅制，而企業失效。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不無現實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泰羅制在創立后也影響到了中國。據許康的《80年前泰勒與中國學者的文字之交——科學管理法傳入中國的源流探索之一》(《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1995年第3期)記載，1914年，上海浦東人穆湘 就開始翻譯《科學管理原理》，到1916年由中華書局以《工廠適用學理管理法》為名出版，泰羅當時翻譯為戴樂爾。穆湘 在翻譯過程中，還與泰羅、吉爾布雷斯書信往來，反復討論，收益良多。這個穆氏譯本，到1934年已經出了7版。可見，當時中國的學界還是十分敏銳的，能夠與世界學術動向同步。但當時中國的經濟不發達，工業落后，所以，泰羅的學說只能在學界引起共鳴，而不能在現實中發揮作用。中國真正開始關注泰羅，是在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的事。作為后發型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在中國重視和總結泰羅制的效用，能夠為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選擇提供重要的參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