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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拉·貝克特
在故宮西北角的一條胡同里，每天都會有一些智力或身體上有缺陷的工人來到一個名叫“惠玲工作室”的小作坊制作手工藝品，他們通過向中外游人出售這些手工制品養家糊口。游客們也樂意購買這些能夠幫助殘疾人解決生計的物品。一個名為“勇往直前”的澳大利亞旅游公司每周都會帶很多游客來到“惠玲工作室”，他們在這里吃中國餃子，看中國戲曲
表演，還能夠體驗一下用毛筆寫方塊字的感覺。“勇往直前”的創建者們成立這個公司的一個初衷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對中國的殘疾人伸出援助之手。然而，制作小手工藝品的收入僅僅能讓“惠玲工作室”的人們吃飽肚子而已，這些殘疾人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工作，用更多的貢獻表明自己的能力。他們希望自己能夠真正融入現代社會，不希望被人們看作是沒指望的人。讓這些智力或者身體有障礙的人群得到社會歸屬感是現代城市的一項艱巨任務，讓就業市場競爭激烈或失業率較高的國家來為殘疾人創造好的就業環境也確實非常艱難。
如果沒有像澳大利亞這家旅游公司或給“惠玲工作室”提供桌椅板凳的瑞典宜家家具公司的存在，“惠玲工作室”的殘疾人就基本上沒有機會參加什么社會活動；如果缺乏社會網絡的連接，這個作坊很可能會被強大的競爭擠垮。這兩個公司成為“惠玲工作室”的贊助人，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同樣也是中國社會的贊助者。
中國政府也已經認識到企業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有非常關鍵的作用，但是中國企業最為關心的只是生物多樣性、二氧化碳排放、土地利用和能源效率。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環境問題，而不是關于人和社會群體的問題。政府應該激勵企業走進當地人們的生活，幫助當地有困難的人們。
中國經濟戰略是滴流過濾式的，財富從很少的上層階級緩慢地向下滲漏。到今天為止，這種滴流過濾式的分配方式還是相當成功的，但如果更多的企業而不是個人來提供這些可以滴流滲入的財富，則會使中國未來更加美好。
去年在印度，相機制造業的“世界領袖”佳能公司為新德里附近的古爾崗的一所中學貢獻了多臺電腦，2004年10月通用電氣公司啟動了2000萬美元的人道主義救助資金，目的是幫助非洲改善衛生條件。從2000年以來，比爾·蓋茨，微軟的億萬富翁，為提高美國和國際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條件捐助了100億美元。
在中國，2002年，大連萬達集團的負責人王建林為中國的教育事業捐助了1000萬人民幣。其中800萬捐贈給了大連大學。榮海所創辦的海星集團在西安交通大學建立了一個獎學金基金，并且為“陜西省濟困助學委員會”資助了50萬人民幣。
這些僅僅是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回饋國家的眾多例子中的幾個，這個捐助名單應該更長。
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這樣的：企業在社會中成長發展，并獲得利潤。如果提供捐助，企業在社會中就會更有親和力，這與公司形象和聲譽的提高息息相關。這樣，有著良好聲譽的公司就會得到更多的機會和利潤，然后這些公司也將更多的回報社會，達到良性循環。這才是“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背后的真正意義。
跨國大公司為企業社會責任已經鋪了很長一段路，但是成功的中國企業似乎還在拖著尾巴，更多的中國公司應該開始更多的參與當地的社會建設項目，提高企業所在地區的社會凝聚力。如果企業不完成自己的社會責任甚至偷稅漏稅，那么稅制改革就應當增加一些合理的條款，減少那些為社會捐助大量資金的公司的課稅。倘若能夠激勵更多企業或者個人將財富投入社會中，將會減輕政府現在的重擔，而且還會復興社會福利；倘若財富流動的程度能更大一些，更多處于社會邊緣的人，比如殘疾人，就會生活得更幸福。
(作者系《華盛頓郵報》社論編輯，本文由張烜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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