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井華 綜述報道

　　2014年6月6日 ，第四屆“于家堡論壇”在梅江國際會展中心舉行。作為今年天津中國企業國際融資洽談會的重頭戲之一，本屆論壇重點就“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及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對外自貿區談判與自貿區籌備”、“中國自貿區政策的落地與發展創新”等話題開展了深層次的剖析與講解

　　龍永圖：大家知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關于自貿區的問題，這是中國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自貿區實際上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在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試驗區，二是加快正在進行的雙邊多邊區域的自由貿易談判，從而建立一個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也就是對內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對外加快自由貿易區的談判，一旦這兩個關系結合起來，那將是很有意義的。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李光輝，長期從事合作方面的研究，請你給大家簡要介紹一下中國提出建立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的由來。

　　李光輝：關于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的由來，我認為有幾個方面，第一，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需要我們不斷的探索開放的路徑和創新改革開放的模式。所以，我認為上海自由貿易區自貿區的建設，就是探索未來中國改革開放路徑怎么走。中國開放30年雖然取得了成就，但是也存在問題。體制問題已經影響到中國的發展，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當中一定要解決，我們正通過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來總結經驗。第二，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的建設，是進一步融入到國際社會和國際接軌。近年來，中國的這種改革開放的形勢，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發展的形勢對中國影響很大，因此，中國要進一步改革開放，融入到世界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在世界體系這種情況下，如何發揮中國經濟的作用，以及如何進一步發展，需做一些嘗試，所以，我們需要深度地跟世界接軌。第三，探索中國經濟改革的創新，中國未來經濟改革如何進行，要由上海自由貿易區來做實驗，這個實驗有可能成功也可有能不成功，有了實驗就能夠順利推進這樣一個形式。第四，培育我們的新高地，中國成為經濟大國、經濟強國，要有自己的新優勢。自貿區體系實際上提出的很多方面和我們原先提出的外向型經濟或者其它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根本的變化，有很多新特點。

　　龍永圖：對內成立上海自貿區的試驗區，對外加快雙邊貿易談判，商務部國際經貿關系司副司長孫元江目前還擔任中國-日本、韓國協定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首席代表，還關注以美國主導的TTP的談判及美國和歐盟正在進行的TTIP的談判。近10年來，全球新自由貿易區談判，有些什么新特點？與過去談判的領域標準有什么不同？有人認為我們既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只要遵循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就可以了，別的不要管了。對此，你如何看？讓我們請孫司長講一下，我們為什么要關注這些談判。

　　孫元江：現在自由貿易協定發展很快，而且呈現多邊化、集團化的趨勢，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大家對自貿協定的熱情非常高，原因就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或者說WTO的談判，遠遠不能滿足各個國家經濟貿易投資發展的需要。現在各國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多邊貿易體制為基礎談判現在比較遲滯，我們看到多哈啟動了13年，去年剛剛達成了協議。由于這個多邊貿易體制的機制，遠遠不能滿足現有發展的要求，大家都愿意談自貿協定，因為自貿協定，對象可以選擇，目標可以選擇，談判內容也可以選擇，就是談判的內容不要求是一致的，需要談判什么內容就談。目前自由貿易區趨向于區域化，大家都認為在區域的集團里面應該有一個標準，比如，TTP里建立一個新的比較高的標準，它的開放程度空前高，幾乎對關稅沒有保留余地，范圍擴展到市場的范圍。很多的發達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在電子商務方面，都有標準。為什么中國也要談自貿協定，因為也要參與全球一體化的進程，我們還要堅持多元貿易的基本體制，但同時我們也有對外發展的需要，現在中國國內的很多管理體制，與國際的關系體制有很多的差別。比如我們以前都是正面清單管理方式，現在要開始深化改革，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通過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的這些實驗，來不斷地改革我們現有的管理體制，促使我們和國際上的一些通行制度規則一致起來，這樣，當我們建立一個全球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網絡的時候，我們參加這些區域的自貿協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這些協定談成了對我們的影響也沒那么大，我們一方面要參與區域貿易談判，另一方面要自己做好功課。

　　龍永圖：加入世貿談判時，大家主要談關稅，長期以來，關稅是作為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征之一，關稅過高是不可侵犯的，不可談判的，為此那些高關稅國家就失去了很多利益，這就是當時我們加入世談判當中的一項內容，這是歷史了。現在情況有一些重大變化，比如說10年前電子商務還沒有這么大的發展。所以，如果說世貿組織還不能建立電子商務的規定，一些國家就在自己的FTA里談，如果你不參加，以后電子商務的發展就受制于這些規定的約束。還有國有企業的問題，國有企業的管理是我們國家主權的問題，但是很多人提出，國有企業可能扭曲整個國際貿易的公正性，所以，把國有企業的管理也當作談判的內容。這個對我們來講也是不能接受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我們必須關注和參與新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反腐敗也成了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內容，因為他們認為腐敗扭曲了自由貿易區。我們認為，反腐敗是我們的政治問題，這些問題都會影響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所以我們覺得討論這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和中國國內搞自由貿易區非常自然，也是符合邏輯的。由于我們中國積極參與的多邊雙邊貿易談判，在我們提出上海自由貿易區之后，很多國家都給予了很大關注，其中就有英國。英國政府對上海建立自由貿易區試驗區有很大的興趣，英國政府和我們達成一個協議，希望和上海自貿區有一個合作。我們請到了蓋瑞先生，他是咨詢專家小組的主席。請問蓋瑞，你覺得在中國建立上海自貿區有些什么樣的意義。

　　蓋瑞：我想解釋自由貿易協定和自由貿易區的關系問題。自由貿易談判就是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對經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降低關稅，還有一件事情我們要討論，隨著企業服務需求的曾多。會有更多的律師或會計進入，所以，對中國來說，現在要非常仔細評估他們活動所帶來的影響。我覺得，讓中國準備適應不同的新型的自由貿易的協議，我覺得首先在自己的貿易區域里頭先去適應，在這個貿易區里頭要讓自己去理解其中含義。我們越來越發現上海自由貿易區已經起到了先行先試的作用。對于我們來說，最困難的事情是自由貿易區需要適應與國際接軌。即如何把這不同的商業業態融合在一起，進行有機的融入，從而創造新的服務形式。就是要給他們一些具體鼓勵的因素。我的一些中國的伙伴曾經說過，如何更快地取得進步，不能只在那里談改革，要讓改革發生，每一個普通人，都會看到改革所帶來的成果。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要做的就是把改革理論變成實踐。

　　孫元江：我補充一下蓋瑞的發言，我同意他的觀點，應該通過上海自由貿易區試驗區，做一些制度上的實驗，同時我也認為上海自由貿易區更多的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過程，我還需要一個對外進行開放的倒逼迫機制。我想起當時我們加入世貿的過程，當年中國國內抗拒的力量很大，因此，我們要把國際的理念和我們自身的改革開放理念結合起來，才能更有效的發展。上海的自由貿易區園區，在服務業也做了一些開放，在六大服務領域，做了一些開放的實驗。要說模式的話，就是一句話：制度創新。為什么各個地方都愿意申辦？我覺得有一些是盲目的，因為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區是中央給地方的優惠政策，所以紛紛要求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實際上，做這個實驗是有風險的，涉及方方面面配套的措施，比方說我們在投資管理措施上的改革，現在把審查制改成備案制。如果說各個地方不知道這里水有多深，都要去試這個水的話，加上沒有上海這個基礎，這個實驗是會失敗的，不僅不能復制推廣到全國，甚至對當地也有負面影響。

　　龍永圖：李克強總理在博鰲亞洲論壇講我們是一種開放的態度。我們希望TTP有新的議程，達成新的協議，這些國家在全球所占的貿易量是非常大的，我們不可能死守我們世貿那一塊兒，沒有新的進展，中國要進一步開放。我們準備接受進一步的開放來促成中國國內改革的意愿，這很有意義的，我們現在也希望首先是在上海的自貿區能取得成功，因為現在全國大概有28個省市要搞自由貿易區，這是不現實的。如果上海的實驗成功了，那么我們更多的地區搞自由貿易區的可能性就更大。大家都很希望上海的實驗能成功，能更快地成功，請周效門給大家介紹一下上海自由貿易區取得了哪些進展或者是改革開放有哪些突破？遇到了什么困難？你對上海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有什么評價？

　　周效門： 第一：中國今后的改革開放需要這個平臺，從上海30多年改革開放發展歷程來說，我把它歸結為每10年就有一個故事和題材。上世紀80年代，當時上海發展的主題就是是重振上海的雄風，也就是江澤民、朱镕基主政的時候，上世紀90年代上海發展主題是浦東開發開放，2000上海開放的主題是以世博會為主導的城市建設，比如我們今天在上海感受到500公里的地鐵，在全球是數一數二的，這個10年上海快速發展的10年，世博會在上海辦了六個月，對上海的影響是60年。在2010年，上海成功舉辦世博會以后，我們就開始謀劃，上海在下一個30年，如何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后衛再回到前鋒的角色，如何找到一個切合點，回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位置。第二，作為一個研究機構，最近我們按照中央的要求，半年做一個評估。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亞信會議期間，上海的領導，還有老百姓都非常關注他會去哪兒？要聽聽他說了什么？最后總書記去了兩個地方，一是行政辦事大廳，二是去了國家對外貿易文化基地，他去這兩個地方含義非常深刻。關于投資自由化，在國民待遇基礎上，加一個負面清單，2014縮減到130項，就叫第二版本，如果有2014版本就意味著后面還有2015版本，既然是改革就有風險，風險要可控。風險不可怕，關鍵要可控，我們要投資自由化，負面清單這一版本，已經取得了豐富的成效，而且在全國一些地方，特別是在長三角這些地方已經推廣。關于金融開放，或者叫金融國際化方面，可能進展不是很大，這個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一定守住底線，不能發生系統風險。第三，關于工商制度改革，這個已經在全國推廣，一是從審批制改備案制，二是先招后征，三是全部實行網上信息管理，強調事后監管，上海自由貿易區按照中央的要求，主要放在制度創新上面，李克強總理曾問我們上海市長，你要制度創新，還是要政策優惠，楊市長說，我只要創新，不要你給我優惠。如果按照國際標準的真正的自由貿易區，下一步我們要不斷創新，或者是進一步升華，一是服務，自由貿易區主要定位為四大行業的發展，特別是服務業的發展，二是努力把上海自由貿易區變成走向世界的前沿。中央給上海三年，中國“兩會”之后，要求上海一年拿出可復制、可推廣經驗，向中央匯報。

　　龍永圖：自貿區成功的一個標準，主要是看看它能不能吸引企業，主要體現在金融和專業服務方面，請英國卡明斯先生講一下，怎樣培育與金融有關的金融服務有關的企業，如果沒有好的企業做基礎，那么這個自貿區也不可能成功。

　　卡明斯：第一，好的環境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有利于吸引企業來投資，同時讓他們不斷增加投資。十年上海就上了一臺階，同時在保證經濟穩定的情況下能夠不斷地上新臺階。第二，是基礎設施，非常重要，人才更重要。有高水平的人才，特別是在中國的全國的范圍內吸引高水平的人才，來提供他們的專業的技能施展之地，同時面向全球來吸引人才。我還想說的是，中國目前所采取的方法一定要基于現實和可操作性。并不是概念化的一種方式，而是我們以非常實際的方式來注入到我們自貿區的政策制定當中，特別是在我們國際環境不斷變化的過程當中。

　　龍永圖：這些建議都非常重要。參加會議的還有天津大學管理系的張維主任，你對建立自貿區有什么建議和看法。

　　張維：我想談談天津，對于天津來說，未來爭取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其實是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契機，就像剛才周主任談到，上海十年一個轉身，我們回顧過去，天津上一次重大的機遇，是天津的濱河新區開發，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理想現在在爭取之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天津未來發展過程中，一定要考慮深化各種體制的改革和規則的改革，實行國際推行的貿易發展的標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不是僅僅在一些技術和細節方面。過去大家提到，像過去單單依靠優惠的政策，它其實是不可復制的，也不符合國家對于經濟自由貿易區過程改革的設想。上海已經有不少重要的經驗可以在全國進行分享，就適應中國經濟發展而言，自貿區是一個新的東西，就好像我們做拼圖一樣，各個拼圖的部分最后放在一起，就可以成為全國一個可以復制的東西，在天津和未來的過程當中，結合自己區域經濟發展的特點，比如，天津在國際航運物流中心做了很好的工作，比如融資方面，還有其它一些跟保險有關的東西，能夠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區的規則和相關自由化的政策，在天津做一些特色經濟的領域，對于未來發展進行一些自由貿易區的探索。（攝影 王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