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

　　經世學人于光遠

　　政研室的日子

　　1975年6月，胡喬木的一通來電，重新開啟了共和國第一代經濟學人于光遠的政治生涯。胡喬木約于光遠見面，意思明確：“現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需要有一個研究室為他服務。”他想讓于光遠加入。

　　于光遠覺得自己正在計委做的那些工作不過是“客卿”，他自認“文革”以來已經9年沒有工作，終于有了一個好工作，“當然十分興奮”。這個國務院的參謀班子和寫作班子，由鄧小平直接領導。從那一刻起，于光遠這個名字將緊緊地和鄧小平、和改革開放聯系在一起。

　　與此時因為蔣介石過世而陰云籠罩的臺灣不同，隨著鄧小平恢復工作，大陸的國民經濟開始好轉，社會秩序慢慢恢復。 

　　7月5日，國務院正式任命胡喬木、于光遠等7人為這個名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新機構的負責人。這一天對于光遠有特別的意義，這不僅是他從“文革”中走出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他人生第60個年頭的開端。政研室成立后，主要工作是收集研究資料，寫系列文章；代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前身)，幫助學部籌辦《思想戰線》等等。其中，幫助經濟研究所和建立國家計委研究所的工作由于光遠負責。

　　就在“四人幫”被粉碎當晚，祿米倉胡同的于家大門被李昌、馮蘭瑞夫婦敲響。他們被于光遠打電話叫來。馮蘭瑞說他們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么事這樣緊急，李昌在科學院為起草“三株大毒草”之一的“科學院匯報提綱”挨了多次批斗，這讓他一直忐忑不安。

　　于光遠和夫人孟蘇在書房等著馮李二人。見面第一句，于光遠說：“‘四人幫’和毛遠新都被抓起來了！”馮蘭瑞用“大喜過望”形容當時的心情，對久經“文革”折磨的他們來說，這真是一個天外飛來的好消息。

　　隨著‘四人幫’被粉碎和鄧小平再次復出，一度被江青批成“謠言店”的政研室也迎來希望。于光遠覺得，政研室開始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于1978年國務院主辦的務虛會，會議的主持者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胡喬木和于光遠在會上做的報告對高層產生了很大影響，很多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與方向，都在這次報告中提了出來。

　　這次會議的工作成為后來經濟學人與政治互動的濫觴，學者影響政治的諸種形式，也都在這次會議當中略見雛形。 

　　在這次務虛會的政研室身上，也可以看出諸如稍晚的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和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等政策咨詢機構的影子。這次會議上大放異彩的于光遠，無疑是這種政學互動的標志性人物。之后的十幾年里，中國學界涌現了一批與于光遠相似的“改革策士”，許多改變中國經濟未來的政策，正是受其影響而提出來的。

　　改革“國士”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天，新華社全文轉發。 

　　在此之前，于光遠和國務院政研室已經多次刊發相關理論文章，為這一討論奠定了基礎。至此，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序幕拉開。于光遠等人組織的理論文章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道，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具標志性的文本。

　　光遠來與鄧小平更親密的一次接觸發生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改變了整個中國的發展路徑，同時也改變了于光遠政治生涯的軌跡。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同住京西賓館的于光遠與任仲夷有了一次“思想政治上的見面”。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堅持和對“文革”錯誤的批判，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任仲夷退休后，于光遠幾乎每年都去廣東，每到廣州必住在離任仲夷家較近的小島賓館，兩人總是聊到大半夜。于光遠說，“他對人對事的敏銳和犀利常常給我很大啟發”；任仲夷則認為，于光遠勤奮博學，“算得當代中國一個少有的思想家。”

　　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始。會議過半時，胡耀邦找到于光遠，希望他參與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12月2日，鄧小平讓胡耀邦和于光遠到他家里，談講話稿的起草問題。鄧小平拿出了自己親自擬定的一個講話稿提綱。

　　此前，鄧小平曾找其他人寫講話稿，但結果并不令人滿意。鄧小平親自擬出了這份提綱，囑咐胡耀邦和于光遠組織人員根據提綱完成講話起草——未來數十年在中國改革中頻繁出現的諸多關鍵詞，都在這篇報告和他們對于報告的討論中被多次觸及。

　　經再三斟酌，很多思考最終未能出現在最終報告里。雖然報告始終圍繞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展開，卻不能不考慮與會者的接受能力。面對紛繁復雜的政治局勢，改革只能一步一個腳印地緩慢前進，被舊的政治觀念束縛的人們不一定能馬上接受新思想。今天再讀這份文件，固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這卻是那個時代諸方力量妥協的結果。作為起草者，于光遠曾感慨，“有些話在今天就不會那么講。”

　　這篇名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成了改革開放歷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報告執筆者于光遠，堪稱一時國士，被永遠記錄在這段歷史當中。

　　政治經濟學的光榮與夢想 

　　“文革”一結束，于光遠就向國務院提出，希望能繼續他的學術生涯，完成他曾經接受的任務。1979年下半年，他離開政治研究室，調往新組建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這時，他的學術工作已中斷數十年。

　　建國初期，隨著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出版，已近不惑之年的于光遠萌生了貫穿他生命后60年的學術理想——撰寫一本“政治經濟學”，并為此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力。1956年，他在中宣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因1957年的“反右”運動而中止；1958 年，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但剩下的資本主義部分未能完成。 

　　編寫教材使得“文革”前的于光遠成為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在同事龔育之眼里，“于光遠是中宣部里最有錢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錢的人”。之所以有錢，是因為他稿費多。1950年代，全國各地都學習他編寫的《政治常識讀本》和《經濟建設常識讀本》，印量極大。后來，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是當時全國惟一一部政治經濟學讀本，發行量極大。

　　于光遠用當時最時興的方式使用自己的稿費——交黨費。他用稿費交了很多黨費，留下的部分，他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資助一些公益事業：今天的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遠出錢辦起來的；中宣部機關幼兒園、中宣部游泳池，他都是資助人之一。

　　隨著“文革”的結束，于光遠重拾編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材的理想。20年過去了，他覺得“好像離寫出一本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目標還是很遠很遠”。

　　68歲的于光遠依然雄心勃勃，他和社科院的研究生們進行了一場談話：關于他寫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歷程和想法。1985年，他在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簡稱“經團聯”)上發出倡議，以通信的方式舉行為期半年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學術討論會”。1988年，于光遠出版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1992年，他完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為中國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耄耋之年的他，依舊在鉆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然而，在學界，他看到的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降溫。八九十年代，正是他在北京組織了大批西方經濟學的講座，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為那個年代極易受到攻擊的西方經濟學保駕護航。今天，時移勢易，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下，舊的政治經濟學領域不斷縮水。正像他自己曾經強調的那樣，“目前在我國經濟學界明確自己在研究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經濟學家已經很少，許多人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置于不重要的地位。”

　　畢竟，那個曾經完全屬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代，已隨著孫冶方、薛暮橋和于光遠等共和國第一代經濟學人的離去而定格，帶著屬于那一代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被鐫刻進改革開放的歷史記憶，成為中國經濟學發展史上繞不開的一環。

　　大玩學家 

　　在醫院躺久了，于光遠說要給自己寫悼詞，還擬定了自己墓碑上的題字：“大玩家于光遠已經走了。” 

　　75年前，帶領第四戰區戰地動員隊來到翁源組織革命工作的于光遠，因為唱歌被當地老百姓誤認為不正經，因此，他給喜歡唱革命歌曲的年輕人下了不許唱歌的死命令。有一天，大家憋不住了。月圓之時，他帶著全隊人爬上山頂找到空地，“剛剛升起的滿月從松樹林的空隙中露出來，柔和的月光灑在我們身上。”這樣的景色，六十多年來好像一直都在他眼前。他一聲令下，“十幾人就像瘋了似的，興奮地唱起來。好幾個人在地上打滾。這樣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于光遠發明過“喜喜”哲學——前一個“喜”是動詞，后一個“喜”是名詞，只記住有趣的事，不回憶那些苦事。 

　　“文革”期間，他的罪行很全面，除了文藝工作方面，“實在沒有發表什么‘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其他許多方面都有他的份。北京組織了一個“批斗于光遠聯絡站”，下設農經分站、心理學分站、科技分站等等，每個分站每天輪流批斗。各類批判組的設置，恰巧證明了他在學術上涉足的領域之多、影響之大。韋君宜的評價很準確——雜家于光遠。

　　1970年代后，他轉到寧夏五七干校鍛煉，批斗會暫時告一段落。就在這里，他給一同鍛煉的陶胖同志寫了一本書：《馬恩論喝酒》，用端正的字跡抄在“比較好”的紙上，釘成一個本子，獻給陶胖——讓其嗜酒有了經典依據。讓于光遠失望的是，陶胖不以為意，再過了些天，這本書就下落不明了。

　　于光遠開始學電腦是80歲之后的事。改用電腦寫作后，他特殊的收藏也告一段落——他攢了兩千多個大小一致的兩公分鉛筆。于光遠會帶著袖珍游戲機——“俄羅斯方塊”進病房，還為自己沉迷其中辯護：“這是鍛煉老年人敏捷的思維。”出了醫院，坐在輪椅上回家，他還要到路過的手機店看看。他買了三四個手機、小靈通，還養著幾個號碼。一切與電腦有關的新產品都讓他癡迷。

　　大玩家是別人給的稱呼，于光遠很喜歡，還特意加了一個字，成了“大玩學家”。 

　　近十年，他談了4本“閑學”，比如《關于休閑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休閑、游戲、麻將》等等。像20年前提出中國改革方向那樣，于光遠不遺余力為玩正名：“休閑是生產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閑時間的長短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同步的。休閑業是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的。休閑、休閑業是一門艱深的學問，因此需要加強休閑學的研究。”

　　于光遠的最低目標是活80萬個小時，他說“活到九十一歲又九十五天的人，如果還能做點工作，生活還有點樂趣，就可算是相當理想的了。”算起來，從1915年7月5日到2013年9月26日，大概是有八十多萬個小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