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遠曾對人說，如果他給自己寫悼詞，就寫大玩學家于光遠已經走了，他走了，我們還是要玩的

　　文 | 蘆垚

　　除了于光遠，幾乎沒有多少人能同時寫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和《吃喝玩》、《兒童玩具小論》這幾本看似完全不相干的書。

　　曾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稱中顧委)委員、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等職的他，其樂觀天性和好玩的性格，與其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推動一樣為輿論津津樂道。

　　于光遠曾對人說，如果他給自己寫悼詞，就寫大玩學家于光遠已經走了，他走了，我們還是要玩的。

　　如今，到了給他寫悼詞的時候。2013年9月26日凌晨3時，于光遠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98歲。

　　斗爭“四人幫”，起用于光遠

　　于光遠逝世后，人們提起最多的，便是他參與起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這一講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由鄧小平發表，是隨后召開的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在黨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那次中央工作會議，罕見地開了長達36天。會期議程過半時，講話稿才完成。但是，鄧小平看到這一稿并不滿意，于是便親自擬定提綱，并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來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

　　于光遠回憶，鄧小平不僅親自擬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一題目，還給他們具體明確了講話稿的各個部分。隨后，胡耀邦、于光遠找了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執筆起草。兩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遠等逐字逐句地邊念邊做修改。以后又經過若干文字潤色，形成了最后的講話稿。

　　在“文革”尚未結束時，于光遠便已經進入鄧小平的助手班子。

　　1975年7月5日，在60歲生日當天，于光遠被任命為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之一。國務院研究室是一全新的機構，由鄧小平向中央提議成立。當時，由于“四人幫”把持著宣傳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所以鄧小平沒有用黨中央機構的名義，而以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名義成立了助手班子。于光遠曾撰文回憶稱：這個鄧小平直接領導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雖然有好幾個方面，但斗爭的矛頭是對準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的。

　　1975年成立之初，政研室有7名負責人，分別是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復、于光遠、李鑫和鄧力群。

　　于光遠回憶說，1974年，鄧小平恢復工作。1975年他提議建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明顯地標志鄧小平的復出。但是“四人幫”對政研室的攻擊，如“鄧記謠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類中傷，在反對政研室和鄧小平中還是起了作用的。

　　思想解放的第一“槍”

　　當后人紀念改革開放的思想論戰時，提及的多是真理標準大討論。事實上，在那之前，經濟學界發起的按勞分配理論的討論，同樣影響很大，有人說，是打響思想解放運動的第一“槍”。

　　1977年8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駁姚文元按勞分配產生資產階級的謬論》的文章，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

　　這篇文章源于一次研討會。1977年春，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等幾個單位在經濟學界發起了關于按勞分配理論的討論，核心問題是按勞分配與物質刺激的界限、按勞分配是不是產生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等問題。會議結束時，于光遠做了總結發言并推動了第二次研討會的召開。在第二次研討會發言稿的基礎上，才有了《人民日報》上的那篇文章。

　　文章的作者之一馮蘭瑞回憶道：“小平同志看了我們的文章后，在同于光遠等人談話時，肯定了文章觀點是對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還有些放不開，要求政研室組織力量再寫一篇，把問題說深說透，用《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光遠當天就到我家，向我們傳達了小平同志的指示。”

　　隨后，第三次按勞分配理論討論會在京舉行，其主要議題包括如何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按勞分配理論的問題，按勞分配與“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按勞分配與勞動報酬形式問題。除了這些重大問題，討論還涉及一些技術性建議，有人提出應當為獎金恢復名譽，恢復獎金制度，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文章《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由國務院研究室操刀，最后送鄧小平審閱，“聽了兩遍”通過了。

　　1978年3月28日，在與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鄧小平指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這篇文章我看了，寫得好，說明了按勞分配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的。

　　《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發表6天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由此掀起了全國范圍的思想解放運動。

　　這些文章旋即遭遇反擊。于光遠回憶道，1978年5月 17日，一位負責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在一個內部會上點名批評了《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篇文章，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說這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干”。他要求“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并要求中宣部“把好關”。

　　鄧小平對這兩篇文章給予了明確支持，他在同于光遠等人的談話中鮮明地指出：“在理論上不能讓步，我不勸你們在理論上遷就，遷就就會失去原則。”

　　學者的科學精神

　　除了直接參與重大政治事件，于光遠的貢獻還在于諸多經濟學方面的開拓性研究。

　　僅從1979年以來，除了倡議推動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研究以外，他還推動了關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研討。作為學者，他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早期倡導人之一。

　　盡管自己從不在乎錢，甚至被人多次偷了錢還不知道，但于光遠卻公開倡導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錢看”，這在改革開放之初自然遭到了不少批判。和輿論對拜金主義的抨擊不同，于光遠說，“向前看”是堅持方向，“向錢看”是重視生產。

　　從學術角度看，于光遠的創造力也驚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是當時全國唯一一部政治經濟學讀本；1988年，他出版《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被譽為影響中國經濟建設的十本經濟著作之一；1992年，他完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這是在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唯一一本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書。

　　除此之外，他還率先對經濟學的一些新領域進行研究，比如消費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游經濟學、發展戰略學、國土經濟學、經濟效益學等。

　　需要提及的是，他組織推動了多種經濟研究和學術活動組織的建立，這培養了中國大量經濟學后人。

　　有人給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歲月貼上浪漫主義的標簽，然而，作為改革開放的助力者，卻沒有人會把于光遠和浪漫主義聯系起來。

　　與此同時，如果非要貼上一個標簽的話，那么這個標簽應該是科學精神。

　　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曾評價于光遠“學識淵博，學貫‘兩科’(即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機地融為一體)”。于光遠曾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高材生，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對這名學生十分器重，1936年赴美國進修時，他將一部分論文交給愛因斯坦修改，其中就有于光遠的一篇。

　　而在對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思考中，于光遠也不忘強調科學精神。

　　于光遠的學生、北京大學教授劉世定說，那時候很多年輕人提出各種各樣的主張，于先生說這些精神都是很好的，有社會關懷，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有科學精神。于先生經常講，說恩格斯有一句話“憤怒出詩人，但是不出科學”。你熱情你有感受，你可以成詩人，但是科學是需要冷靜的。中國的變遷不是通過一場短時間運動式的革命，實際上是一個漸進的漫長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