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離郵儲

　　巨額違規貸款，是出于陶改變郵儲業務孱弱的雄心，還是私人利益的考量？

　　《環球企業家》記者 何也

　　“陶行長當時沒什么表情，他的臉型很瘦，沒有表情時，看起來就是一臉辛苦的樣子�！币晃秽]儲銀行員工如是描述他在6月4日偶遇陶的場景。而這也許是這位員工最后一次在郵儲銀行位于金融大街3號的總部內見到陶禮明。

　　在兩天之后，6月6日，陶被中紀委調查人員從辦公室帶走。隨后，郵儲銀行發布聲明，“近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長陶禮明、資金營運部金融同業處處長陳紅平因涉嫌個人經濟問題正在協助有關部門調查。”

　　從那以后，郵儲方面即在內部下達“封口令”，要求員工不得私下接受媒體采訪。這一通知甚至在部分地區被嚴格傳達至了一線柜員及勞務派遣人員。盡管他們中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陶禮明究竟是誰。

　　顯然，到目前為止，2012年對于中國銀行業而言，可能是一個尷尬的年份。剛剛經歷過始于今年年初的銀行業暴利的全民大批判，中國銀行業似乎又開始遭遇一場不期而至的“廉政風暴”，繼中國農業銀行副行長楊琨遭遇調查、煙臺銀行數名高管被雙規之后，陶禮明則成為國內銀行業近來的最新主角。

　　在此前的公開報道中，有媒體指陶禮明是因牽涉違規向湖南高速發放貸款并從中收受賄賂而被中紀委雙規。對此，一位知情人士就表示，陶所牽涉的經濟問題并不止于這筆違規貸款，亦包括其它多筆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放的貸款，同時還可能卷入借道其他金融機構違規運作資金的問題。

　　但一位郵政集團內部人士卻表示，陶目前只是協助調查，“注意是協助，不是批捕。組織上都沒有結論，最后到底是業務違規還是個人深陷利益侵占，還要等中紀委和政法部門最后的調查結果�！�

　　可是，不管陶禮明最終命運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藉由此事所暴露出的郵儲銀行在信貸業務、風險控制、人才儲備以及戰略定位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無疑會為這家銀行剛剛啟動的上市進程蒙上揮之不去的陰影。

　　雷池邊緣

　　“郵儲的貸款出現一些問題瑕疵，這不新鮮，甚至在湖南出問題，也不新鮮，但是一下子牽到總行行長這個級別，是很多人想不到的�！币晃恢�情人士確認，陶禮明接受調查確實部分與郵儲銀行曾在湖南發放的貸款有關，而這些貸款可能存在的問題，則可追溯至2011年，“當時這筆貸款的問題就已為審計署發現，并將相關審計信息上報有關部門”。

　　據一位審計署人士介紹，早在2010年，審計署就曾部署對部分省級郵儲銀行進行審計。隨后在2011年審計署則授權湖北、浙江、遼寧、安徽、山西等20省市(自治區)審計部門對中國郵政儲蓄銀行2010年資產負債損益情況開展審計�！翱偸鹗�4月開的協調會，隨后就分工布置各省進行前期準備工作。因為這樣的大型國企審計前，都需要有專門的審計指引，所以金融審計經驗較為豐富的浙江省審計廳還承擔了編寫審計指引的工作。差不多大半個月時間，加班加點才完成了這個審計指引手冊的編寫。”

　　但由于郵儲銀行各地分行從成立至今幾乎從未接受過如此規模的審計檢查，加之各地情況差異，因此這次審計在各地的開始時間也是各不相同。如遼寧部分地區，直到2011年10月才正式開始對當地郵儲銀行進行審計。

　　也就是在這次大范圍審計過程中，郵儲銀行湖南省分行2009年對湖南高速開發總公司(下稱“湖南高速”)發放的“問題貸款”開始被湖南當地審計部門所發現。

　　“這些貸款是2009年至2010年分幾批集中發放的，借款人是湖南高速及部分管理企業。主要的問題是貸款相應的擔保人或抵押物存在問題，一旦相關貸款出現還款困難，那么銀行很難確保資產安全。”一位湖南相關部門官員表示，“還有就是某些借款企業本身不具備貸款資格，或涉嫌隱瞞貸款真實用途�！�

　　而對這些問題，湖南審計部門一方面向審計署進行匯報，同時也立即要求郵儲銀行湖南省分行以提前清收、補充抵押物、加強貸款事前審批程序等方式進行整改。該名官員證實：“這些整改工作在今年4月基本結束，并通過了湖南省審計廳的查核。”

　　一位知情人士亦表示，在對郵儲銀行的審計過程中，“發現信貸業務存在借款人主體或擔保人不合規、抵押物不足值、貸款審批程序存在瑕疵等問題的，并不止湖南一省，在業務整改方面難度比湖南大的也有。最后基本都是通過內部整改解決的�！�

　　不過由于種種原因，審計署并未對外界宣布對郵儲銀行的審計結果。而在省級審計機關中，也只有湖南省審計廳在前不久的一篇外宣稿中，隱晦地提及該省郵儲銀行在審計中暴露出的“內部規章抵觸國家法規”、“違規貸款”以及“中間業務清收不規范”等一系列問題。

　　裙帶威脅

　　然而正當不少湖南相關部門人士均以為，這次審計任務將就此畫上句號時，一場令人意想不到的轉折幾乎在同一時期悄然發生。2012年3月，退休僅一年的原湖南省交通運輸廳黨組書記、副廳長陳明憲被紀檢部門“雙規”。隨后，一批與陳違紀有瓜葛的湖南交運路橋系統人員相繼落馬。正是其中幾人的供詞將前述湖南郵儲部分問題貸款的成因引向了陶禮明。

　　據一位湖南政法系統人士轉述，在調查陳明憲案的過程中，一名湖南高速下屬公司高管向調查人員供稱，為使湖南高速的某項目獲得來自急需的貸款，他曾向一名當地活躍的資金掮客求助，這名掮客則聲稱自己認識“郵儲銀行的領導”，但要按銀行業的“潛規則”向湖南高速方面收取一定的“回扣”。而這名高管在與上級商議后，與這名資金掮客一番討價還價，最終確定按貸款總額的4%向參與促成此事的中間人支付酬勞，并與所謂的“郵儲銀行領導”進行接觸。而這個所謂的領導其實是陶禮明的一名親屬。

　　“這個中間人事后交待，湖南高速一開口就要求安排100億的短期貸款，但這一數額中間人覺得搞不定。幾經協商，決定先期安排不少于20億元，后續再視情況而定�！边@位知情人士轉述稱，“最后陸續安排了50億元，回扣大概給了近2億�！�

　　但據一位知情人士稱，湖南高速方面在這些貸款的實際用途上，可能對中間人和郵儲均有所隱瞞�！罢劦臅r候說是項目工程款，但出面簽合同的，既非湖南高速，也非那個高管供職的單位，而是幾個單獨設立的公司，是通過這些公司過了道手，才轉到湖南高速的。這種安排也就讓人懷疑，湖南高速可能沒有把錢真正投到工程建設上。所以后面就有說法，湖南高速把這筆錢去補充項目資本金�！�

　　不僅如此，一位湖南銀行業者表示，在這筆貸款財務顧問費等附加費用的收取上，郵儲也對借款人“很照顧”�！鞍船F在市場規矩，這么一筆貸款，銀行除了利息收入外，還可以通過財務顧問費之類的名義，增加點中間業務收入。但郵儲在這筆貸款上收的財務顧問費并不高，在當時資金相對緊張的情況下，郵儲做這樣的好人好事，可能也是市場經驗不足。”這位業內人士稱。

　　不過也有說法稱，牽出陶禮明的是廈蓉高速湖南段某項目部的負責人，而這位負責人與陶禮明的一名親屬早前就認識，也正是通過這層關系，拿到了郵儲的大額貸款。“這個負責人找到陶的親戚，希望搞一筆貸款，并答應給陶的親戚回扣。但因為貸款數額太大，這個中間人也不可能確保湖南郵儲發放貸款，所以又找了郵政集團的一位高管幫忙協調�！币晃缓�南當地消息人士表示，“后來聽說，回扣是通過工程材料競標這樣的方式給出去的。陶的親戚拿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拿去酬謝郵政郵儲那邊的領導了�！�

　　這消息人士還指，湖南郵儲原本在2011年會繼續向湖南高速提供融資支持，“正巧趕上審計署查賬，所以后面的款項沒有貸出來。之前貸出來的款項，有相當一部分被提前收回，直到湖南高速找到別的國企做了擔保，才重新發下來”。

　　前述湖南當地政法系統人士也表示，據其了解，湖南郵儲發放給湖南高速的貸款“目前還款沒有出現問題，應該不會成為壞賬”。

　　然而對上述情況，郵儲銀行、湖南高速等相關部門至《環球企業家》截稿時，均未予以證實。

　　事實上，無論上述哪種說法更為接近事實真相，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卻始終未得以解答：陶禮明本人究竟在這筆貸款發放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到目前為止，所有的信息只是指向了陶的一名親屬，陶究竟和此人間存在怎樣的聯系，紀檢部門只有在有確鑿證據和突破的情況下才會對陶這種級別的干部采取雙規的措施。”一位紀檢部門資深人士分析認為，“另一種可能是陶親屬卷入違規貸款，使紀檢部門開始注意到陶，進而發現了別的線索�！�

　　這位紀檢部門人士也表示，如果陶本人和“問題貸款”存在實質聯系，那么大概就有兩種情況：其一是陶本人直接從中獲取了經濟利益，即湖南高速給予中間人的回扣，有一部分最終流向了陶；其二就是陶沒有直接收受賄賂，但可能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影響力，為問題貸款的發放提供方便。“后者雖談不上受賄，但也涉及濫用職權”。

　　湖南銀監部門一位內部人士則暗示，以郵儲集團的資產規模以及湖南郵儲銀行的職權，沒有來自總行的支持，這樣頗具風險的大額批發貸款“是不可能放出來的”，“總行層面總要有人為此承擔領導責任”。

　　顯然，隨著調查的深入，陶禮明在審計署發現的相關問題中，應承擔怎樣的責任，也將逐漸明朗。而關于陶所涉“個人經濟問題”的定性，則將決定陶是否會步王雪冰、張恩照等人之后塵，成為又一名因經濟犯罪而落馬的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正職領導。

　　風控漏防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會議發言中，陶禮明曾專門提到，郵儲銀行必須進一步加強“三道防線”風險控制體系，并且加快建立內部合規文化。而在短短幾個月后，陶卻以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身體力行”越過了自己所設的防線。

　　“郵儲銀行太年輕了，設立至今也不過五年時間。而真正全面搞清楚商業銀行的風控體系和手段，也是兩年前的事情。這兩年，雖然在風控水平上進步明顯，但留下的漏洞仍然很多。”一位接近郵儲的人士表示，“陶的事情只不過讓這些久拖不決的問題進一步暴露出來�！�

　　據一位郵儲銀行內部人士稱，在郵儲銀行成立的頭三年，由于大量一線員工以及不少中層干部均是由郵政系統轉崗而來，對銀行操作規則的不熟悉導致郵儲銀行內部違規行為頻頻發生，“但那時還沒有大規模介入貸款業務，因此違規行為大多只是沒有按照銀行規定流程進行財務處理，而不涉及發生壞賬的問題”。

　　但隨著郵儲個人貸款、農村小貸等信貸業務規模的不斷擴大，違規行為對郵儲資金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也呈顯著擴大之勢�！爱敃r有的基層支行個貸業務亂到這樣的程度，連基本的調查都不做，抵押品手續都沒辦全，就把款子給人家劃出去了。”前述郵儲內部人士說，“有時候不是業務人員有意搞利益輸送，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該怎么做風險調查�！�

　　為此，郵儲銀行也迅速決定建立以“三道防線”為基礎的風控體系，以有效減少內部人員違規操作可能帶來的損失。根據一份郵儲內部文件描述，所謂“三道防線”，第一道防線是業務條線、分支機構一線員工和管理人員的自我合規控制；第二道防線是合規管理部門在機構的日常經營過程中，進行持續的合規控制，尤其是業務管理部門的操作風險；第三道防線是內部審計部門對經營活動的合規性進行事后的審計評價，實施定期的再控制職能，并對責任人進行追究。

　　可是，看似滴水不漏的“三道防線”，在郵儲銀行的實踐中，卻遠未達到預期的效果�！爸饕�還是員工包括不少領導在認識上的偏差。比如有很多人至今還認為，風險控制只是風控部門的事情，與業務部門無關，業務部門只需利潤導向就可以�！币晃秽]儲省級支行負責人頗為無奈地表示，“在這樣的觀念下，第一道防線就根本不存在了。而且有的基層領導為了沖業績利潤，甚至帶頭違規�！�

　　一位郵儲總行內部人士也坦言，在郵儲銀行成立之初，基層內審部門員工的整體年齡普遍偏大，“很多基層領導把這個部門當閑職”。由此導致的后果便是，內審部門所構成的“第三道防線”在面對郵儲業務大幅擴張時，顯得力有不逮。“這兩年，郵儲也在充實風控和內審部門的人員力量，但這個并非朝夕之功，我們還需要時間�！�

　　而當郵儲的信貸業務在2009年由個人貸款、農村小額貸款，進一步擴展至國內大型建設項目工程貸款時，郵儲風控系統所面臨的壓力更進一步加大。

　　對此，一位郵儲內部人士干脆將此形容為一場“艱難的賽跑”，“一方面是狂飆突進的業務種類和業務規模，一方面是苦苦追趕的風控體系。畢竟個人貸款業務和大型工程項目貸款在操作流程和風險辨別上差異太大。但業務不等人，所以只能在實踐中積累經驗。可是如果落得太遠，就必然會出現比個人貸款壞賬嚴峻得多的局面�！�

　　此外，郵儲銀行在由原郵政系統儲匯部門重組成立之時，組織架構上的遺留問題便已經埋下了風險隱患。

　　“事實上，直到2011年，郵儲銀行各分支機構的內控架構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省份，內控審計部門是‘分行多支行少’，有的省份則是‘分行少支行多’，內控充分下移�！币晃秽]儲銀行風控部門人士表示，“更麻煩的還在基層網點的架構上，由于基層郵政體制改革不徹底，在銀行業務上實行郵儲銀行與郵政混合經營、混合管理的特定模式，導致郵儲銀行目前的分支機構分為三種形式：郵儲銀行自營機構、與郵政的共營機構和郵政代理網點。對于自營機構，郵儲銀行控制力較強；對于與郵政共同組建的共營網點，郵儲銀行只負責指導業務和選派支行長，而郵政則負責管理具體工作人員。而對于郵政代理網點，郵儲銀行無權干預運營。這中間蘊藏的信貸風險可想而知。”

　　路線之爭

　　“即便陶真的被追究刑責，郵儲這幾年既定的發展戰略也不會出現大的調整，因為郵儲已經無路可退。”一位接近郵政集團的人士頗為肯定地表示，郵儲銀行繼續擴大“鐵公基”貸款規模的步伐雖可能暫時放緩，但卻不可能出現方向性扭轉。但在另一發面，隨著陶面臨調查，陶所支持的激進發展路線也在郵政集團及郵儲銀行內部引起新的質疑。

　　“郵儲內部是有過幾次關于發展方向的爭論。”前述接近郵政集團的人士表示，在郵儲建立之初，即有人提出，鑒于郵儲在農村基層網點覆蓋面上的優勢，以及相對受限的人員配備，郵儲不應將自己定位為商業銀行，而應定位為“中小型政策性銀行”。

　　而這一觀點遭到了時任郵政集團總經理、后出任郵儲銀行董事長劉安東等郵政集團高管的反對。“本來把郵儲分出來，就是為了盤活郵政資產，分離經營性業務和公益性業務，再搞成政策性銀行，就完全背離了市場化改革的初衷�！边@位接近郵政集團的人士稱，“加上中央政策也不支持，政策性銀行最終沒有付諸實現�！�

　　到了2008年，關于郵儲銀行的發展道路，郵政集團內部再次出現歧見�！斑@次雙方都是支持繼續搞商業銀行，分歧點變成了是繼續立足農村金融和城市中低端貸款需求，走保守路線，還是像國有大行一樣，積極介入大型基建項目貸款，走激進路線�！倍�在這場討論中，陶禮明則成了激進派的主要成員。

　　“當時反對介入‘鐵公基’的主要依據，一個就是擔心風險太大，郵儲的風控跟不上；二就是郵儲本身自有資本就不多，搞大項目貸款，雖然存款多，不至于碰存貸比的線，但還是會有一些監管的限制；三就是郵儲本身優勢是網點多，反倒和地方投資平臺關系較淺，去做‘鐵公基’是揚短避長。”前述消息人士表示，“但陶等人就認為，郵儲繼續專注搞中低端金融服務，將難以提高資本回報率，反而有可能進一步制約自身發展。而且如果不參與大項目，那么風控體系的成長也會極為緩慢。更重要的是，激進派還提出，如果只靠中低端金融，郵儲是難以實現郵政集團對其部署的上市戰略規劃的�！�

　　對此，一位郵儲銀行內部人士也表示：“對郵儲而言，搞大項目貸款、風控和上市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死循環。搞大項目貸款，風控可能跟不上，風控跟不上，上市就面臨嚴重阻力。但如果要上市，就必須靠大項目貸款提升資本收益率。陶行長的思路就是，要打破這個死循環，就必須齊頭并進，甚至大項目貸款可以走得更快，冒一定風險，倒逼風控的提升，為上市創造條件。”

　　不過，陶的雄心，卻隨著其意外被“雙規”而面臨巨大的變數——他的“雄心”是否掩藏著其他關于私人利益的考量？與此同時，郵儲銀行及其大股東郵政集團，也不得不認真考慮“激進路線”的風險是否仍處于可接受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