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臺銘近日宣稱，到明年8月，富士康普通工人的底薪增加到4400元。而今年年底前底薪就會直接由目前的2200元直接跳到4000元，調幅達到82%。目前富士康員工總人數已經接近120萬人，其中大陸員工超過100萬人。

　　在成本上漲、代工制造業利潤被不斷削薄的今天，郭氏這一系列關于加薪的高調表態雖然令人疑竇叢生，但也令人想起98年前，亨利·福特做出的一個驚人決定：公司立即從2.5美元執行日薪5美元的標準。他說，福特自己的員工應該有能力買得起自己生產的車。到1925年，福特的T型車售價為260美元，按日薪5美元算僅是兩個多月的工資。

　　福特前CEO艾柯卡認為，5美元日薪是福特的最大貢獻。其帶來的社會效應造成了一個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啟動了龐大的內需市場，美國由此騰飛。

　　工業革命后的世界經濟不同于傳統社會。傳統社會由于產能不足而抑制消費，提倡節儉。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成為美德，節儉反而會帶來蕭條。

　　一個健康的現代經濟體，必然是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共同體。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實現共同富裕，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精髓。在現代世界，勞資關系并不僅僅是個社會公正問題，還可以通過合理的利益分配，解決現代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動力機制問題。

　　對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靠大規模的投資來拉動經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這種模式如果被常態化，則會帶來許多惡果，因為投資會經常性地偏離生產為居民消費服務的根本目標，經常為了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造成產業結構失衡，資源浪費嚴重，這種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只能作為一種暫時性的手段。只有國內消費需求才是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立足點。

　　如何擴大內需、培育中產階層是中國近幾年熱議的問題。談及這個問題，人們往往習慣性地指責政府應該減稅，壟斷企業應該讓利于民等，但如果有一個像福特那樣的標桿性的企業來進行“破壞性的創新”，打破僵局，也不失為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好辦法。富士康宣稱要向內需服務型企業轉型，要通過加薪“催生當地中產階級，擴大內需市場”，其具體的戰略考量不得而知，但我們樂見其成。

　　郭臺銘如果這樣做，會不會把自己拖垮呢？這其實不用我們擔心，因為生意場上的資本家比誰都精明。當年資本家們一致責罵福特不但要毀了自己，還要毀了“整個美國工業”，但后來的事實恰恰相反。

　　另外，加薪造成“蝴蝶效應”，使用工成本普遍上升，制造業資本會不會逃離中國，轉移到印度、東南亞呢？這也不見得。

　　雖然人們還很眷戀低人力成本，但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中等收入階段就是一個結束廉價勞動生產的階段。即使沒有富士康，招工難的問題也正在逼迫中國制造企業加薪、轉型。事實上，當年福特加薪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招工難逼出來的。

　　況且，勞工成本與資本流動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純的零和博弈，影響資本行為的因素是多重的。中國的人力資源品質、基礎設施等也是長期以來磨煉出來的。在哪一階段，就有哪一階段的事要做，無需刻舟求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