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冰

　　大概是1963年，孫大午是八九歲的年紀—有些記憶已經模糊了，但是另外一些記憶卻仿佛鐫刻在血液里一樣難以忘懷—那年河北發大水，孫大午的故鄉郎五莊下了七天七夜的雨，人們用土把所有的村口堵起來防水，很多人逃走了，留下的是老人和孩子。后來村莊周圍變成了河，一些房屋像是浮在水面上的小船。暴雨聲響模糊了整個世界，天空黑乎乎地壓下來，四周昏黃黯淡，分不清白天黑夜。

　　“宛如末日，”孫大午說，“當人們處在低洼地帶的時候，當人們處在陰暗角落里的時候，很容易滋生出一種渺小自卑的心理。”

　　40年后的2003年，恐懼的感覺再次來臨。因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孫大午在監獄中被關押了158天。

　　第一次預審的時候，孫大午對著預審人員說：“你們好大膽，竟敢抓我？審我？”

　　兒子孫萌勸他認罪的時候，他十分生氣地說：“快刀不殺無罪之人。”

　　聽說兩個弟弟在押，妻子被追捕，家中還有兩個老人在等待的時候，他說：“我伏法，但是不認罪。”

　　158天的監牢生活也許沒辦法完全改變一個人的性格，但是已經足夠讓人對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展開思索了。

　　進監獄之前，孫大午自認為是社會底層的人，后來他說：“底層畢竟也是人間。”

　　審判后他被關在“小號”。“小號”是只有6平方米大小的小屋，從一頭走到另一頭只需要三步。里面除了床、臉盆和一個便桶外再無一物。外面24小時有警察輪崗，但是他們被要求不許和孫大午說一句話，也不允許給他紙、筆和書。監牢的房頂上懸著一盞長明燈，永遠亮著，永遠分不清白天還是黑夜，時間漫長得像死了一樣。

　　“在小號里關久了，人是會發瘋的！”

　　出獄后孫大午解讀葉挺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

　　……

　　“如果真的有一個狗洞，爬出去就可以獲得自由，我會不會爬呢？”他對詩中的情懷感到困惑，他對朋友說，“如果有一個狗洞，我覺得我一定會爬，從狗洞子里爬出去我還做人，在監獄里，生存的價值太低了，低到不如一條自由的狗。”

　　吳英的官司一出，很多人來找孫大午詢問他2003年的那場事故。孫大午像他自己描述的那樣特意用“慢”語調，而不再是當年大家印象里那種激烈的方式來回答問題。

　　他常常靠在辦公室沙發上的按摩器上，用一件外套搭在身上，半瞇著眼睛談話。

　　“我現在說話慢了。”

　　“吳英的案子，我覺得是一個誤判。首先是一個民事案子，而不應該作為刑事案子來處理。”

　　“分清楚多少是高利貸，多少是正常借貸關系。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但是正常借貸人的權益還是要保護的。”

　　“作為民事案件來處理，第一，債務人的權益能得到保護；第二，國家保證了債權人的權益后罰款也能獲得收入；第三，對吳英的企業也是比較小的傷害。”

　　他一條一條地分析和判斷，絲毫不激動，也不憤怒。這種狀態和很多報道里描寫的那個口無遮攔的“對抗者”形象相去甚遠。

　　烏龍官司

　　北方的初春和冬季，實在很難找出明顯的界限，尤其在天氣晴朗的時候，虛張聲勢的太陽會讓人覺得晃眼睛。已經進入農歷二月很久，連接徐水縣城和大午集團的柏油路兩邊，向遠處鋪開延伸的麥田還是一片無邊無際的灰綠，完全找不到一丁點春天應該有的水濛濛的鮮嫩。

　　上午10點鐘，孫大午出現在這條路上，他一手牽著4歲的孫子，一手拿著一個畫有“憤怒的小鳥(微博)”圖案的風箏。

　　陽光異常耀眼，他用手試了試風，很輕易地把風箏放飛起來了。4歲的孫子咿咿呀呀地跳起來，孫大午用手搭涼棚望天，湛藍湛藍的天像假的一樣，一絲云彩都沒有。一個收廢品的老漢騎著三輪車慢悠悠地經過他，把車子一剎，人騎在車座，兩人就勢聊了起來。

　　“自行車多少錢收的？”

　　“二十。”

　　“那還不錯，有人要嗎？”

　　“咳……”

　　差不多同一時間，一個汽車品牌借大午溫泉度假山莊開啟了發布會，鑼鼓聲、鞭炮聲和喝彩聲順著風傳了很遠。而大午城內的11個大午集團子公司機器轟鳴、人聲鼎沸。秘書處年前剛剛來的小姑娘掰著手指頭數了半天，也沒有數清楚11個子公司分別是什么。這個最初由養殖場發展起來的農村企業，現在已經構成了有養殖、育種、飼料、食品加工、溫泉度假和酒業公司在內的一條相對完整的生產鏈，還有作為“大午城”生活保障的大午中學和醫院。這個占地3000畝，年產值10億元的農村企業現在支撐著包括跟隨員工生活在大午城的家屬、大午中學學生在內的8000人的生活。

　　但這些喧鬧似乎和孫大午完全沒有關系。從2003年到2012年，轉眼10年即將過去。孫大午出獄后用了一年時間來恢復自己和他創造的大午集團的元氣。然后他宣布私企立憲，退出企業管理一線，成為企業監事長。

　　時間過去得越久，回顧2003年孫大午的那場事故，就越像是一場鬧劇。

　　從上世紀80年代孫大午和他妻子做生意開始，有一些員工慢慢發現把工資支走了放到家里也并沒有更安全，暫時放到公司的賬上隨時能領用，比跑上幾十公里到徐水縣城方便。

　　“最開始農民上班，每個月領工資還是很開心的，發了工資就領走。后來他們發現領走了放到家里不安全，到銀行存取錢，銀行上下班時間有要求，節假日也有休息。對農民來說，大午集團離得更近，要用的時候找財務支取就行。”孫大午說，大午集團最開始的“集資”是被動的。

　　沒有人能回憶起來誰是第一個把工資放在賬上的人。包括孫大午自己，多年以來，自己的工資和妻子的工資暫時放在賬上已經變成一種習慣。

　　到上世紀90年代，飼料加工廠規模變大，開始有了“糧食銀行”。農民把糧食送到孫大午這里，如果過一陣子再來收錢，可以比收購價高一點。農民很樂意這么做，因為糧食放在自己家里除了生蟲子、發霉以外沒什么好處，現在有人幫自己儲存著，還能坐等著漲價，這不是挺好？

　　這種做法對孫大午和他的飼料廠也有利。拿到了糧食就能生產，不用立刻付款，資金周轉就靈活了。對大午集團這種從銀行貸不到錢的企業來說，這些資金變成了擴大企業規模的本金。

　　后來這種“靈活”的資金方式延伸到了工人工資上。反正大家也不想把錢領走，放在公司的賬上，不如給大家一些利息，公司拿這些錢還能充裕資金量。于是，大午集團從“糧食銀行”變成了大家的小銀行。為了保障自己的做法是合法的，1996年，孫大午專門找了律師設計了“符合法律規定”的借條。

　　但還是出事了。孫大午說那場事故是一場官司的后續，他說的官司是1997年他和國稅局那場138萬元的稅務官司。1997年，稅務局來查賬，賬沒有查完人就離開了。人離開后沒多久發來一張繳稅138萬元的通知單，孫大午于是打了那場最后降到了17萬元還是不認賬的官司。

　　那場官司帶來的后果是不久之后，大午集團就發生了擠兌事件。

　　連孫大午自己都記不清到底擠兌事件是發生在1997年還是1998年了。但是他能想起來當時電視上放著新聞或者電視劇，下面總有單獨一行字幕寫著“大午集團是非法的，大午集團非法集資”這樣的小新聞，也記得廣播里和報紙上登了同樣的信息。

　　差不多一個星期的時間，他坐在現在集團辦公室的小樓下面，和圍著大午集團要錢的農民講道理：“你們別著急，我孫大午不會欠你們一分錢，你們的錢我都會給。”像電視劇里的橋段一樣，前邊穩若泰山，而身后則暗戰激烈，孫大午和大午集團做著緊急的“調錢”工作，那幾天里，大午集團靠從親戚朋友手里借錢和說服來買飼料的商戶“先預付一部分錢”籌集了幾百萬元。

　　難關很快渡過了。一周之內，來取錢的人都拿到了錢—沒過多久，他們又把錢存回了大午集團。

　　故事并沒有結束，到2003年，“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這個罪名直接把他送進了監獄。但是孫大午后來想了想說，多虧了1997年或者1998年的預演，讓他對后期的事情發展多少有了點心理準備。

　　那些在大午集團存錢的人經過這次烏龍事件后，開始對“大午集團”產生了信任—這一信任延續至今。到2003年，當孫大午被帶莫名其妙地帶走、大午集團被暫時接管后，公司沒有出現更惡劣的擠兌事件。而等孫大午出獄后，他發現大午集團當時旗下的17個廠都生存下來了，并且沒有一個中層干部離開。

　　他們不需要銀行

　　從徐水縣城到大午集團有15分鐘的車程。橫穿縣城的107國道上，每過半個小時，會有一趟大午集團的班車帶著人們去往大午城，或者把人們從大午城帶到徐水縣城。這是連接大午集團和徐水縣城唯一的公共交通線。

　　徐水縣城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北方的縣級城市。滿地的白色垃圾袋和厚重的塵土，印著過氣明星頭像的商店門頭，跟商量好了一樣都用差不多相似的紅色燈泡裝裱一圈。道路兩邊的小飯館不是依次排開，而是突然就有一個房子跳到了人行道上。

　　相比較而言，坐上大午班車，經由一片片農田顛簸而至的大午集團，才更像一個有序的新城市。學校和醫院并列，食品廠和酒廠比鄰，溫泉度假山莊后面的游樂園據說是附近最先進的設施。

　　每天早上7點鐘，這座“新城市”就蘇醒了，廣播里放著廠歌：“進了大午門，要做大午人。大午公司有精神，不卑不亢正直，公正公平熱心……”人們從四面八方涌到這個新城市的各個角落，這種景象仿佛讓人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敲鐘上工的人民公社，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

　　然而，到了夜晚7點鐘，這個“新城市”又安靜得像是一個村莊，一條中心大道上空無一人。唯一亮燈的幾個地方是醫院、學校，還有大午集團24小時值班的財務室。這里是附近幾個村子唯一的“金融”機構。

　　看起來像一個城市的大午集團里沒有銀行或者ATM機，而且這種局面在未來幾年內不會有任何變化。但無論是在集團里還是距離這里5分鐘路程的村子里，那些受雇于該集團的上了年紀的人或者更年輕的人，對“去哪里能取錢”這樣的問題毫不猶豫。一個年輕女性拿出一個像存折一樣的東西給外來的人看：“我們上大午那兒取錢就行，隨時去隨時取。”

　　這是一個暗紅色的工資折，外形上看真的很像存折，一樣的大小，一樣的折疊方式，甚至封皮和封底都好像按照存折的樣子來制作的。打開看，里面一行一行“支”和“付”下面的打印數字，更和存折無異。

　　2003年之后的大午集資案，并沒有截斷這個村莊已經形成的金融生態鏈，他們仍然依賴大午集團為他們生生制造出來的“金融”體系，并且似乎彼此間仍舊有著牢固的信任。在大午集團存起來的錢保持著比存在銀行的利率高出幾個點的水平，那些存糧食的人和那些不領走工資的人將這種收益看做是一種“穩定”和“保險”之外的額外收獲。

　　大午集團每個月10號發工資，這是員工甚至附近村民都知道的一條鐵律，“這么多年來大午集團沒有遲發過一次工資，包括孫大午被關進監獄的日子。”一位郎五莊的村民這樣說。

　　而大午集團的人則頗有些自豪地說：“多年來，我們的負債率保持在30%以內。”這里的負債包括了糧食銀行和賬面上沒有支走的工人工資。對于多數希望快速發展的中國企業家來說，低負債率實在不值得夸耀，那不過是企業發展緩慢的另一種說法——但是對于希望穩定的“儲戶”來說，這些數字意味著保障。他們愿意相信并且越來越認為應該將自己和這個企業綁在一起。

　　大午集團從2011年開始啟動了一項叫做“內保制度”的新規定：如果員工愿意自己每年都向集團交一部分錢，那么到退休年齡，他們能拿到比他們繳納部分多出好幾倍的退休金。

　　孫大午說，這應該算是大午集團的“新嘗試”，這種嘗試不是為了融資。現在他更愿意讓自己的企業發展得慢點再慢點——更大的目的是為了管理的穩定。

　　總統的田園夢

　　每天早上7點到晚上9點，或者更晚一點，如果沒有外來的來訪者，孫大午的辦公室房門緊閉。除了每個月集團的董事會，孫參與集團的會議已經不多了。他現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集團的青年干部談話。但大午集團到處都流露著孫大午的痕跡：曾經由他做講師的《論語》講座、廠歌以及路邊燈箱上的大午語錄等等。

　　2月底的一個下午，他臨時找到集團總經理劉平和幾個副總開會。開會的內容是關于如何接待、接訪政府機關以及執法部門。上午孫大午和妻子在一處建筑工地上轉悠的時候，看到幾個執法部門的人正在詢問他的員工。

　　“一個人對外的時候，代表的已經不是個人了。我們要職業化，你回答別人的問題不能用‘這事兒我不知道，你去問誰誰’這種方式，而應該說‘這事兒我需要了解下才能答復你們’，前者就是一個個人行為的回答方式，后者是一個公司行為的回答方式。”把一件深藍色帶毛領子的外套披在肩膀上的孫大午，坐在會議室的一邊對劉平和幾個副總說。

　　他后來解釋這次會議的目的時說：“恐官癥，他們都有，不能怪他們。”

　　“那場官司之后就從企業管理的一線退后了，你也怕了嗎？”

　　他想了想，長長地嘆了口氣說：“怕。”

　　但是在另外一次談話中，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對他的秘書說：“禪修院的資料你們要保管好，我已經報上去三個月了，他們不批是他們不作為，回頭打起官司這是證據。”

　　禪修院是大午集團邊上正在建的一個建筑，孫大午說這是為他的母親而建，因為他的母親信佛，不過更多的功能可能用于他接待他的那些喜歡跟他談點什么的朋友。

　　“我自己其實什么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他說。

　　孫大午自己做了一首詩，他很喜歡當場背誦并逐字逐句地解讀：

　　漫步鄉野，無槊賦詩。

　　愧對紅顏，天命老矣。

　　酒色財氣，并駕齊驅。

　　斗轉星移，排列有序。

　　思無可思，欲無可欲。

　　虞姬輕生，霸王小氣。

　　不渡烏江，沽名釣譽。

　　月暗星密，嘉賓連席。

　　但聞姜尚，九叩為師。

　　釜山之巔，和合相濟。

　　周公吐哺，天下歸一。

　　“‘酒色財氣，并駕齊驅。’的意思是酒色財氣四駕馬車拉著社會向前，人們都在追求這些，而我是可以自由駕馭的，酒不醉，財不貪，色不迷，氣不使。我能夠駕馭這四匹馬車，這就是我的生活狀態。”

　　“人活一口氣，氣平了人就死了。命在自己，要去爭取。”孫大午繼續解讀說，“‘虞姬輕生，霸王小氣。不渡烏江，沽名釣譽。’說的是霸王不過烏江是因為虞姬死了，他沒有盼頭沒有追求了。并不是歷史寫的那樣，那是把他拔高了。比如華盛頓，他有農場，什么也不缺，他不想當總統，他愛他的農場勝于愛總統的位置。就像讓我孫大午去當總統，我也覺得哪有我大午集團好。”

　　這是他一天里第三次提到華盛頓并詳細地解釋華盛頓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