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Crisis

　　社會制度安排對民營企業的種種不公，使其日常生存變得異常艱難和困苦。

　　Regime arrangements for private enterprise are unfair, and make their daily livings become unusually difficult and hard。

　　文  本刊記者 程桔華

　　這是現實中的故事，發生在中國民營經濟大省浙江。一家有著數億元凈資產的出口型制造業公司經營出現虧損，力不從心的老父親召集3個兒子商議。但3兄弟意見分歧很大，無奈的老父親最后決定：分家！

　　分家的結果是，老大繼續經營原來的主業；老二拿著自己的一份與人合作成立了一家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老三則與老鄉一起轉戰各地“炒房”。

　　2010年春節，3兄弟回到老家團聚，老大的心情比以前好了一些，雖然照舊利潤微薄，但訂單多了起來。老二和老三則意氣風發：老二投資的項目有一個已經過會正等待掛牌上市發行；老三投資房產的收益早已翻番。

　　最近，3兄弟又碰頭聚到一起，這一回3兄弟的心情都起了變化，尤其是老二和老三。私募股權投資領域競爭激烈，PE成本很高儼然過熱；樓市急剎車讓手里積壓了好多套房子的老三心里發慌，一時不知道怎么辦好。

　　差不多在2008年初，宏觀調控和金融危機已經讓不少民營中小企業感覺壓力與日俱增。2010年下半年以來，宏觀經濟形勢風云變幻：流動性過剩熱錢洶涌；人民幣升值壓力持續積聚；物價上漲漸成四面圍合之勢；銀根收緊已成定局。

　　驚恐中小企業的“倒閉潮”

　　歷來有民間資本“風向標”之稱的浙江溫州，近期接連有3家“知名”中小民企倒閉，引發社會關注，有關“錢荒”、“倒閉潮”等議論突然升溫，有財經界評論員甚至稱“溫州民間金融泡沫接近崩潰”。

　　溫州是中國最具活力的造富基地，制造業發達、民間資本活躍、人人具備絕佳的賺錢意識。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作為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擁有30多萬家中小企業，那里的一起一落、一榮一衰，成為反映中國民營經濟變化的晴雨表。

　　然而，在今年貨幣緊縮政策的背景下，自三四月以來，諸多市場傳言和輿論指稱，溫州中小企業由于資金流吃緊，正陷入一場空前的“倒閉潮”。

　　“倒閉潮”之說最早出現在評論界。3月2日，2011年兩會召開前夕，財經評論員葉檀在《東方早報》上發表了題為《請給中小企業減負以立國本》的財經評論。其中提到，“民營中小制造業企業的利潤大多在3%到5%之間，如果繼續提高成本，中小企業會陷入大規模倒閉潮。”這是今年以來有據可查的第一個確切提到“中小企業倒閉潮”的說法。

　　隨后，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接受網易財經采訪時也表達了類似觀點。他認為，在新一輪宏觀調控下，民營企業將遭受信貸、匯率、能源和勞動力成本的四重壓力，很可能重演1998年大面積倒閉的情形。“當貨幣開始緊縮的時候，民營企業的生存就會很困難。”與此同時，網上出現了一則“溫州經濟出大事了，幾百億高利貸跑了”的帖子，似乎印證了評論界的擔憂。

　　帖子稱，隨著今年金融資金的控制，在溫州有資產抵押無絕對關系是貸不到錢的，大部分的錢都被銀行信貸負責人勾結擔保公司貸走。所有在溫州開設分行的各大銀行，只要與信貸有關的員工，都與高利貸的擔保公司有關。在溫州辦企業必須保證每年30%的利潤，否則利息付不出，只有逃跑。溫州今年有7 個企業主逃跑，間接逃了70個。

　　4 月上旬，葉檀在《溫州民間金融泡沫接近崩潰》一文中提到，“溫州等地通脹早已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就在此時，溫州的3家企業“出事”了。

　　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的老板黃鶴攜妻兒消失，留下1.63億欠款和涉及10多家銀行的債務。沒過幾天，知名餐飲企業波特曼和港上記因其共同的老板嚴某突然“失蹤”而關門，嚴某還給當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稱自己遇上經濟危機，希望政府出手相救。隨后，樂清老牌電纜企業三旗集團倒閉，因欠銀行貸款1.23億元被起訴。

　　一段時間內，3家企業相繼陷入危局，似乎溫州的“倒閉潮”真的已經到來，而不少分析觀點認為，緊縮的貨幣政策所導致的企業融資難，正是“倒閉潮”的直接誘因。

　　不過，另一些輿論馬上給出了不同的說法，認為“倒閉潮”目前并不存在，周期性的企業淘汰是正常現象。

　　溫州并沒有出現“倒閉潮”，但企業的生存狀況比2008年金融危機時更加嚴峻。

　　1978年至2000年，溫州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15.6%，同期，全國為9.5%，浙江省為13.2%；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溫州經濟已經開始出現增長趨緩的跡象，而且相對于浙江省的平均水平而言，已不再具有領先的地位。2003年度，溫州市經濟增幅14.4%，雖然為6年來溫州經濟運行最佳，但這個增幅在浙江11個地級市中僅排列第9位。除了經濟增長率之外，2003年，溫州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工業用電量、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利用外資、外貿出口總額等綜合經濟指標的增長率也基本上處于浙江省的倒數幾位。而到了2009年，溫州人均GDP僅4604美元，全省倒數第3位，不到杭州的一半，更是全省人均GDP的71%。

　　金融危機后，溫州企業外遷、民資外流加劇。2009年以來，溫州的廠房交易火爆，廠房出售、出租明顯增多，一些企業計劃遷到外地去；一些企業是活不下去了，干脆賣掉廠房不干了。曾占據全國產量90%以上的溫州金屬打火機，鼎盛時有500多家企業，如今只剩下100家左右。而在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業老板在專心經營。剩下的已經把重心轉移到其他行業，比如房地產、礦產以及第三產業。

　　據不完全統計，很多溫州企業的利潤不再用于擴大再生產，回流實體經濟的不到一半，相當多的變成了“熱錢”。溫州在工商部門注冊的創投企業已達300多家，大約有1500億元的流動資金進入了創投領域。

　　禁錮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

　　“倒閉潮”的論調可謂“言過其實”，但中小企業面臨的現實困境卻不可忽視。融資難、貸款成本高，以及民間借貸風險大等，依舊是困擾中小民企發展的主要因素。

　　自去年10月我國貨幣政策由“寬松”轉為“穩健”以來，央行已4次加息，8次上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直至21%的高位。銀行“惜貸”“嫌貧愛富”又有抬頭。

　　一份來自溫州市經貿委的調查顯示，今年一季度當地企業普遍遭遇融資難和融資成本提高的考驗，規模以上企業中近一半感覺資金面吃緊，中小企業狀況則更嚴峻。

　　許多企業對當前宏觀緊縮、貸款抽緊、利息“步步高升”的局勢感到不堪重負。當前在溫州企業界流行兩個字：“等貸”，即等待貸款。誰能貸到錢，就是“抱著老虎也笑”。

　　一些銀行開始主動提高中小企業貸款利率或成本，實現“以價補量”。目前溫州的銀行利率表面上是基準上浮30%，實際上各家銀行通過變相收取管理費、咨詢費、“扣存放貸”等方式，使利率上升至月息1.2%左右，超過原利率的1倍多。

　　大中型金融機構貸款難催生了民間借貸的盛行。然而，這種融資方式貸款成本巨大，且風險高。一些中小企業坦言，一旦通過這種方式融資，企業就如“走鋼絲”。

　　來自溫州的數據顯示，一季度溫州民間借貸綜合利率單季上漲11.9%，環比漲幅高出8個百分點。正如一家企業主所說：“小企業和大企業不同，一筆資金跟不上很快就會死。如今的高利息對小企業來說就像是‘吃鴉片’。不吃資金鏈就會斷裂，吃了又會搞垮‘身體’。”面對“合法的高利貸”，企業無所適從。

　　專家認為，在國家為管理通脹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背景下，更應有效管理銀行資金，照顧中小企業發展；企業自身則應積極探索創新模式，增強核心競爭力。

　　“‘倒閉潮’雖立不住，但也為諸多中小企業發出了嚴峻的信號。”北京浙江商會副會長陳俊說，“中小企業的生存困境倒逼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加快產品結構轉型升級。應當將企業‘找’資金，轉變為資金‘找’企業。”

　　首先，技術創新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組成因素。中小企業應積極引進專利技術，培育自身的研發人才和研發體系，在創新領域的差異化競爭中占有先機。

　　其次，企業在打造核心技術競爭力時，需要善于借鑒“外力”。由于技術研發和創新的成本大、要求高，且研發活動承擔著一定的生產風險，企業更需要積極吸收高校、科研機構的成果，形成以市場為導向，多管齊下的創新模式。

　　同時，政府和相關部門需要建立一套政策調節工具，加大對中小企業創新能力的扶持力度，對于科技、三農、服務、制造業等不同領域的小企業有針對性地解決創新難題，促進產、學、研、生產一條龍機制的有效運作。

　　壓住中小企業的三座大山

　　有一項權威數據顯示，在過去的20年中，我國有超過1200位民營企業家自殺身亡，而且呈逐年猛增的趨勢。

　　毋庸置疑的是，在激烈市場競爭的今天，民營企業家不僅承受著社會各界對其“原罪”(第一桶金)的無情聲討和強烈質疑，還因社會“仇富”思潮的興風作浪，使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極度威脅，更為重要的是，社會制度安排對民營企業的種種不公，使其日常生存變得異常艱難和困苦。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企業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難以獲得投資資本。銀行不喜歡借錢給私營企業。”國有商業對民營企業的“另眼看待”，至今仍未改觀。

　　長期以來，我國的民營企業大多是在夾縫之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憑借靈活的經營機制和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我國民營經濟曾一度出現了繁榮時期，也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家。但在隨后，民營企業大多遭遇到了成長中的煩惱，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嚴重制約了其持續發展。

　　首先，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擠壓。國有大型企業不滿足于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憑著在政策、法律、資金和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越來越多地向原本屬于民營企業的行業擴張，打破了原來國有企業和民營中小型企業基本平衡發展的格局。譬如，最為典型的石油行業，1998年3340家民營石油批發企業到目前只剩下663家，其中經營情況較好的實際上只有一二百家，民營加油站也從5.63萬家銳減到4.5萬家，民營油企每年上繳給國家的利稅由原來的1000多億元滑落至400多億元。外資企業則憑借著超國民待遇、稅收方面的優勢、強大的研發能力、管理能力和極具優勢的人才搶奪力也使民企在與其競爭中倍感壓力。

　　其次，支持民營中小型企業的政策始終得不到落實。繼2005年中央政府頒布“非公經濟36條”后，“新非公經濟36條”頒布又過去一年多了，但這個旨在破除民資進入壟斷行業障礙的條例，由于在提高行業準入條件、行業集中度、淘汰落后產能以及整頓行業秩序等諸多標準的制訂上，大多是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標桿的，實際上反而限制了民間投資，排擠了民營企業。

　　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但大多數地方政府和控制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尤其是國有銀行，并沒有動力去落實執行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經濟政策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缺失使民營企業無所適從，只能比照著國有企業，像它的影子一樣見機行事。因此，在國有企業越做越大的同時，不徹底改革歧視民營企業的制度，其生存發展空間就會變得非常有限，再優秀的企業家也將陷入無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兩高”使民營企業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民營企業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大量企業主逃亡破產。如今，在全球經濟出現好轉，需求逐步得到恢復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卻因遭遇到用工緊張、融資難、缺電和高成本、高稅負的難題再次陷入到危機之中。據全國工商聯調查顯示，各項政府征收稅 費和基金多達375種。而這還不包括各種攤派、贊助、協會收費、有償宣傳費、部門下達的報紙雜志費和非生產性招待費用。除此之外，出口企業因承擔大量的非稅負擔和成本，人為地增加了創業難度和負擔。據最新一項調查顯示，44%的民營企業法人反映自己經常忙于跟職能部門跑關系忙公關而耗費精力；高達60%的民營企業家曾因有關職能部門效率低、辦事拖拉、程序繁雜而喪失發展新項目機遇。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民營企業危機很大程度是國內一刀切式的緊縮貨幣政策造成的。銀行信貸本來就很少惠及民營企業，銀根收緊進一步惡化了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大量民營企業轉向高利貸融資后，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勞務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其利潤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也就難遭一夜猝死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