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沒有出現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單純地用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脹，可能使得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供給的增長速度將迅速落后于需求的增長速度，從而加劇通脹。因此，我們在運用貨幣緊縮政策的同時，還應致力于扭轉資源和勞動產品的持續外流，避免中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

　　■ 潘亮

　　在我國6月份6.4%的CPI數據公布后，上海市人大常委、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李迅雷在微博中風趣地表示：“6.4%的CPI新高是被豬拱上去的”。在“豆你玩”、“姜你軍”后，豬肉價格領銜成為新一輪觀察CPI的“風向標”。

　　玩笑歸玩笑，但說如今關注度最高的話題就是如何抑制通貨膨脹，恐無異議。眾多學者把討論的焦點放到如何通過貨幣政策抑制通脹上面，即貨幣政策是應該繼續從緊還是要有所轉變。但筆者以為，當前中國的通脹并非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現象，如果單純地“一刀切”提準加息，可能有將中國經濟引入“滯脹”的風險。

　　顧名思義，“通貨膨脹”就是相對于可交易的實物商品而言，流通的貨幣數量過多，從而引起物價上漲。理論上，引發通脹的原因有三種：1，實物商品供應穩定，但流通貨幣量突然增加；2，流通貨幣量保持穩定，但實物商品供應突然減少；3，流通貨幣量增加的同時實物商品供應減少。

　　第一種通脹的典型案例是16世紀西班牙的通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美洲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入西班牙，但西班牙的生產能力并沒有成比例地大幅提高(商品供給基本穩定)，造成西班牙物價上漲了4倍。第二種通脹的典型案例是14世紀中葉歐洲爆發黑死病后產生的通貨膨脹。由于黑死病導致歐洲人口銳減，在貨幣總量不變的情況下，由于勞動力短缺導致商品供給大幅下降，物價上漲。在1348至1351年間，小麥價格上升2.4倍，據英國歷史學家羅杰斯研究(J.E.T Rogers，1908)，“1350至1400年間，英國東部各縣谷物脫粒工資上漲60%，中部各縣上漲37%，南部各縣上漲48%，北部各縣59%。大災過后，英國人的工資并沒有下降，整個英格蘭地區的價格都在上漲”。

　　正因為引發通脹的原因有不同類型，抑制通脹須“對癥下藥”。對于由流通中貨幣量驟增引發的通脹，緊縮銀根是“對癥良藥”。但對于由商品供給短缺造成的通脹，則須從供給方面尋找解決之道。比如：如果由于南方水災導致蔬菜產量下降、運輸不便，造成全國蔬菜價格上漲，那么單純運用貨幣政策來調控價格很難使蔬菜價格回落，反倒會使更多的菜農因無法負擔高昂的財務成本而放棄種菜。

　　筆者認為，引發中國本輪通脹的既不是簡單的實物商品供給不足，也不是單純的流通貨幣量驟增，而是流通貨幣量增加的同時實物商品供應相對減少，即第三種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貿易結構的矛盾。

　　在中國加入WTO后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和貿易結構下，中國在經常項目上實現貿易盈余，實際上是一個貨幣持續流入而資源和勞動產品持續流出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國內貨幣存量因貿易盈余的美元流入不斷增加，而國內存量的資源和勞動產品卻通過外貿持續流出不斷減少。當資源、勞動產品與貨幣之間的逆向流動持續擴大并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表現為經濟體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實際反應的是，相對于國內因貿易盈余而不斷累積增加的貨幣購買力，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因外貿而持續外流所造成的供給緊張。

　　如果我們用國內生產總值(GDP)近似代表我國當年創造生產出的資源及勞動產品總量，用外貿進出口凈差額近似代表當年通過對外貿易流出的資源及勞動產品總量。那么，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GDP的比重，就可以用來衡量當年中國資源和勞動產品外流的程度。比值越高，說明資源和勞動產品向國外流出的越多，反之也就意味著資源和勞動產品對國內的供給越少。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表一)，從1990年至2003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基本保持在2%~3%的水平上，在2003年后，這一比重開始直線大幅上升，從2003年的1.54%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7.59%，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使外需大幅下挫，外貿進出口凈差額占GDP的比重才回落至3.94%。

　　這些數據正說明，中國在加入WTO后，資源和勞動產品的外流程度顯著提高。與此同時，經常項目盈余從2001年的174億美元，急速增漲到2008年的4261億美元，而這些經常項目盈余的美元在強制結匯體制下，全部變為人民幣，以基礎貨幣的形式注入了中國的經濟體內。在基礎貨幣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資源和勞動產品外流程度的顯著提高，造成了國內供給的相對短缺。由此可見，本輪通貨膨脹并非是偶發的，而是在經濟運行多年中矛盾逐漸累積到一定程度后才集中體現出來。

　　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不能扭轉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不斷加速外流的趨勢，而僅僅希望依靠單純的貨幣緊縮政策來徹底解除通脹，最后很有可能事與愿違。

　　央行提準加息確實對通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隨著作用的邊際遞減，我們應考慮運用綜合手段來治理通脹。利率的上升對需求與供給是同時起抑制作用的。在一定范圍內，利率上升可能會使需求下降得快，而供給下降得慢，這樣相對于有效需求而言，供給會變得相對充足，從而緩解通脹壓力。但是，當高于這一范圍后再提高利率，需求就會下降得慢，供給反而會下降得快。這就造成相對于有效需求，供給變得越來越少，通脹就會重新抬頭。

　　而高利率對實體經濟的殺傷力是不可忽視的，它會迫使生產企業由于資金鏈緊繃，為了縮短回款周期，而不得不更多地將商品降價出口給資金充裕的外國采購商以加速資金回籠，免收高利貸的盤剝(利率越高，國內采購商的付款周期越長，生產企業維持運轉就不得不提高負債規模)，結果反而強化資源和勞動產品加速外流的趨勢。

　　利率在什么范圍內上升有利于緩解通脹，超過什么水平提高利率反而會加劇通脹呢？如果我們用國民生產總值(GDP)近似代表我國當年生產創造出的資源和勞動產品總量(即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總量)，用GDP減去外貿進出口凈差額近似代表國內對資源和勞動產品的需求總量，我們會發現當銀行1至3年(含)貸款利率從2002年的5.49%上升至2007年7%的水平時，資源和勞動產品供給總量的增速基本是高于需求總量增速的(見表二)。這說明在此范圍內提高利率，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增長能夠充分滿足需求的增長，有利于緩解通脹壓力。所以，此前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通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當利率高于7%以后，供給的增速開始低于需求的增速，資源和勞動產品的供給增長無法滿足需求的增長，通脹就會重新抬頭。

　　7%成為利率抑制通脹效果的臨界值并非偶然。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見表三)，從2002至2009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年成本費用利潤率一直維持在6%~7%的水平，當我們的貸款利率上升到6%以上時，實體經濟平均一年的利潤僅夠用來償還貸款利息，如果利率繼續提高至7%以上，那么實體經濟辛辛苦苦一年賺得錢連利息都有可能還不上，哪里還有錢維持再生產？這對供給的抑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截至2011年7月，我國銀行1至3年(含)貸款利率已經上升至6.4%的水平，離7%的臨界值已相當接近，如果再考慮美債違約可能帶給我們的利率沖擊，提準加息作為抑通脹政策工具的空間已經不大了。在整個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沒有出現大幅提高的情況下，單純地用貨幣政策來抑制通脹，可能使得國內資源和勞動產品供給的增長速度將迅速落后于需求的增長速度，從而加劇通脹。因此，我們在運用貨幣緊縮政策的同時，還應致力于扭轉資源和勞動產品的持續外流，避免中國經濟面臨滯脹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