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大量需求資金的中小企業，一邊是龐大的民間資本無處可投

　　記者 翁海華

　　“投資A股？不投。”原本想從股票市場套利的張橋智(佚名)開始慢慢撤離A股，其在杭州成立的一只投資基金，一多半的資金處于閑置狀態。

　　6月20日，上證指數再跌21.57點，當天兩市流出資金56.87億元，為連續第四日資金凈流出。自4月中旬以來，A股市場市值損失4萬億元，市場資金一直呈現凈流出狀態。僅自6月5日后的半個月時間，兩市凈流出資金149億元。

　　與股市資金日漸萎縮相對應，民間的巨量資金正在苦尋投資方向。資料顯示，僅溫州就有8000億元左右的民間流動資金散布國內各地。

　　在山西、鄂爾多斯以及陜北，更是民間資金集聚，游資泛濫。民間借貸利息水漲船高，陜北神木縣的民間借貸成本一般月息在3分，鄂爾多斯則可達到3.5分，最高甚至達到5分至6分。

　　在股市暗淡，炒煤、炒房遭遇政策瓶頸之后，數萬億元民間游資，正步入投資迷途之中。

　　游資不歸路

　　炒煤、炒房、放高利貸，是游資前幾年遵循的炒作路徑。

　　但當炒煤和炒房都被限制后，游資的去向變得沒有了方向，炒大蒜、炒蘋果，炒紅酒，炒文化產品等等，哪里賺錢就往哪里投。

　　據浙江一位人士介紹，當地的部分資金成本非常高，一般要月息2分，通過擔保公司提供的資金的月息高達5分，甚至1毛。

　　前幾年炒房是暴利，獲得的利潤支付高利貸沒有問題。但在最近，暴利行業的消失，高成本的游資流動就變成了一種潛在風險。

　　此前，溫州數家企業主因為無法償還高利貸而外逃。

　　位于溫州龍灣區的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曾是當地的明星企業，因為其法人代表黃鶴賭博輸掉幾億元資金，一夜之間倒閉。江南皮革的債務超過2.5億元，還直接牽涉到近70家供應商，和一批未浮出水面的擔保公司。

　　4月下旬，溫州知名餐飲連鎖企業波特曼，因無法償還幾百萬元高利貸資金，公司老板遠遁他鄉。

　　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的企業倒閉潮，再次重演。

　　“那時候也是信貸收緊，高利貸泛濫，企業的融資成本奇高，造成企業不堪負重。”溫州工商聯秘書長趙文冕說。他預測，2011年下半年部分企業可能頂不住。現在看來，這種壓力已經被提前到了上半年。

　　6月份，浙江官方回應，當前浙江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總體是好的，但也確實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企業融資困難。

　　溫州中小企業促進會會長周德文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融資成本的大幅提高，使得很多中小企業停工停產。

　　實際上，民間資金并不缺乏，浙江溫州，就聚集著8000億元流動資金，民間借貸資金近1500億元。由于這些民間資金沒有一個很好的投向方向，看到借貸行業能獲得暴利，都去做放貸了。

　　但杭州一位曾從事高利貸業務的張先生表示，高利貸行業風險太大，雖然利潤豐收，一旦企業破產，高利貸也將血本無歸，造成高利貸鏈條的斷裂。

　　創新難題

　　1984年，支邊回城的方培林萌生了創建錢莊的設想，當他將這個想法告訴當地錢庫鎮的干部時，得到意想不到的支持。隨后一段時間方培林的籌建方案就獲得肯定，“方興錢莊”掛牌運營。

　　當時的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還專門給方培林簽字，“允許方興錢莊繼續試辦，并請有關部門給予辦理營業執照”。

　　說起當年的闖勁，和現在的制度框框，方培林有些感概，“現在官員還有這種創新魄力嗎？”

　　周德文告訴記者，2009年其兩次將華僑銀行的籌建方案上報，均無音信，設想的民間銀行籌建計劃只能擱置。

　　盡管“新36條”明確規定，鼓勵民間資金進入金融服務業，但無形的政策“玻璃門”讓民間資金“不得其門而入”。上萬億元的資金在國內市場上左沖右突，也讓游資成為浙江的一個符號性標志。

　　如何規范民間游資，引導民間資金投向實體經濟？

　　浙江銀監局的人士表示，模式一直在探討當中，小額貸款公司是眼下規范游資的一個不錯的選擇。

　　2008年，浙江開始試點開辦小額貸款公司。

　　截至去年底，浙江省的小貸公司共134家正式運營，300億元貸款余額，累計貸款1500多億元。根據計劃，浙江的小額貸款公司2011年新增加15家，增資擴股10家。

　　浙江省金融辦副主任盛益軍稱，小額貸款公司的推出，一是緩解了當地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二是對當地民間借貸的高利息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目前小額貸款公司的規模有限，200多億元的資金在上萬億的浙江民間資金中，僅是一個零頭。

　　更多的民間游資依舊徘徊在正規金融的大門之外。“門檻太高，”方培林表示，小額貸款公司的本質應該是為農村服務的，數量應該越多越好。

　　但現在，成立小額貸款公司的主發起人都是當地的大型民營企業，一般性的資金無法參與。

　　海寧宏達小貸副董事長金富榮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小額貸款公司可以集聚民間游資，規范民間的信貸，減少社會風險。

　　針對目前小額貸款公司面臨的幾個問題，金富榮介紹，一是對公司性質問題沒有明確，省里定了是農村新型金融組織，央行、銀監會沒有具體規定。 二是市場待遇未與金融企業看齊，包括稅收政策等；三是沒有放開增加注冊資本金；四是小額貸款公司轉為銀行還沒有細則文件。另外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管還不嚴格。

　　浙江大學金學軍教授認為，小額貸款公司是目前比較可行的規范民間資金的方式，此外的民間互助形式都應該大力探索推動。

　　“金融創新，地方政府是很支持的，我們也在考慮，地方資本市場的平臺發展是否可以更快。上市公司的股份轉讓是否可以更放松，目前的投融資平臺太少。”盛益軍表示。

　　目前浙江的金融創新方面包括成立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大銀行-小企業專營機構，以及推進股權投資，未上市股權交易市場等。

　　2011年，浙江省確定了7個縣作為金融創新示范縣，分別為余杭、德清、龍灣、諸暨、南湖、慈溪、臨海。每個縣都有自己的定位，有的是農村金融、有的是后臺服務建設、有的是民間金融規范(龍灣)，有的是結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南潯)。

　　投資困惑

　　“最主要是民間資本沒有出口，以前可以買房子，現在買不了。”高和投資董事長蘇鑫表示。

　　蘇在4、5月份與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調研組奔赴鄂爾多斯及陜北神木、府谷等地調研，發現民間資金除了借貸，就是做PE投資。

　　在溫州，金三益董事長倪八一自稱為“PE傳教士”，他已經看到溫州的經濟短板，先發優勢消失后，溫州模式日漸式微，溫州的投資也應該變換方式，從傳統的高風險的高利貸模式，轉向支持高科技企業的創投模式。

　　據周德文介紹，在溫州8000億民間資本中，大致有1500億流向股權投資(PE)和創業投資(VC)，誕生了300多家投資機構。

　　但相比外資PE以及國內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一些PE機構，浙江的民間PE顯得單薄許多，很多PE的規模僅僅一兩個億人民幣。

　　民間資金在投資方面還處于不成熟狀態。華睿創投董事長宗佩民稱，其在基金設立時，一些當地資金聽說要投資三年到五年時間，就說不來了，說最好投三個月就有回報的項目。

　　同時民間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和GP(一般合伙人)沒有嚴格的限定。

　　“一個短消息就能募集到需要的資金。”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董事長黃偉(專欄)建稱，有項目就召集登記在冊的資金方過來開會，有意投資的就留下來洽談具體的投資細節，平時資金不放在一個賬戶中，而且沒有所謂的管理費。

　　據悉，華睿投資基金采取的也是不收取管理費模式。

　　“我們成立基金，先做好方案，然后短信通知，有意向的再發材料。”宗佩民表示。

　　這些資金在看到資料后，有興趣的就會過來參加投資會議，在會上確定投資股東，投資比例等，到需要投資項目的時候，資金方就按擬定好的比例出資。

　　目前，浙江已經處于全民PE階段，很多企業都拿出一、二千萬元參與股權投資，典型的如諸暨市就有60多億資金，投資成立了40多家PE機構。

　　但一個不好的現象是，民間PE大都在投資Pre-IPO項目，這對創業企業的成長和中小企業的融資沒有多大幫助。

　　而對這些民間PE而言，隨著國內知名創投機構的品牌日漸成熟，其投資空間將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