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專欄)，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咨詢專家，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美國國會東西方中心“未來領導者”項目會員。

　　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沒有實質性進展，雙方都在刻意淡化匯率問題對中美關系的干擾，都集中精力去尋求能夠達成合作意向的方面，比如能源、交通等。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雙方都明白，短期內達不成實質性的一致意見，因為人民幣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已經確立，美國也很清楚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一步到位。雙方都想通過對話做一些實事，不想吵架。況且近一年來，人民幣匯率已經有很大幅度的升值空間，美國媒體也有輿論，表示美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做得太過分，對中國施加了太大的壓力。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一個制度改革和體系改革，并不意味著人民幣一定要升值，升值只是一個現象，匯改的核心是制度改革。所以，人民幣匯改不會完全按照美國提供的腳本走，中國一定要從本國國情出發，必須與人民幣國際化、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及中國社會改革等方面相配套。

　　現在，很多人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抑制通脹，我認為，通過匯率來解決通脹問題是個偽命題，是一種飲鴆止渴的選擇。用匯率來抑制通脹，在政策層面是對中國經濟形勢和世界經濟形勢的一個誤判，也是對中國經濟影響力過于自信的體現，沒有考慮到這個事情的負面后果。

　　中國經濟與其他國家的經濟不太一樣，有些金融工具在西方國家可以立竿見影，但在中國未必有效。在中國有些政策還有矛盾性，比如一方面允許企業之間的融資，地下錢莊有一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凍結基礎貨幣，這種做法看上去很矛盾，造成這種矛盾的原因是，現在的經濟形勢和金融形勢變化很快，加大了主管部門對形勢變化應對能力的難度。

　　我認為，一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負面后果，金融政策與其他政策不太一樣，金融政策往往有一個遲滯期，大概六個月到一年之后政策效果才能體現出來，所以，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辦法來治理通脹，效果不會太明顯。相反，還會影響到很多企業因為沒有資金而開不了工。在通脹的壓力下，老百姓和政府都很著急，但也要掌握一下調控的力度，采取這種非常極端的政策方法，負面效果會很大，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發展。

　　目前，中國的通脹是輸入型通脹，中國經濟已經與全球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世界經濟處于通脹的形勢下，中國想脫身其外是不可能的。所以，央行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也是揚湯止沸之舉，即使中國把所有的貨幣都收回來，可能還是會有通脹。所以，要解決通脹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比如聯合G20等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協調，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機構來尋求解決全球性通脹問題�？傊�，單靠一國的努力是無法解決的，效果會大打折扣。

　　具體來講，各個國家的央行，應該有一個金融政策協調制度，特別是金融政策退出機制。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各個國家都投放了大量貨幣，我們現在需要一個連鎖的金融政策退出機制。比如，中國央行在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美國或其他國家也應該相應提高，大家對治理通脹都有責任。

　　但是，從現在的情況看，美國一邊在不斷增發貨幣，一邊又在國內用補貼的方式抵消通脹壓力，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國的通脹壓力由很多國家一起承擔，這是很不負責的行為。所以，中國應該和其他國家聯合起來向美國施壓，美國作為世界貨幣，就應該扮演世界貨幣的角色，承擔世界貨幣的責任，美國的貨幣政策，并不是美國一家的事，政策在實施的時候，也應該聽聽其他國家的意見，增加政府的透明度，增加銀行的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