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 濤

　　作為中國制造的典型集群，在珠三角進行的這次大規模調研，也許可以揭開很多謎底：為什么持續的加薪，卻始終無法讓這一代勞動者滿意？除了漲工資，他們究竟還想要什么。

　　在珠三角地區，當前不同工作地點的勞工對加薪幅度的預期大概是多少？沿海企業能滿足的加薪幅度是多少？在加薪之外，勞工對工作、生活環境的需要還有哪些？因應這些需要，在為勞動力加薪之外，企業還有哪些替代的方案？

　　為了了解這些由加薪引發的系列問題以及加薪背后所隱藏的重要因素，由南方都市報區域經濟研究院發起，聯合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中山大學公共事務調查中心的郭巍青教授，針對“中國制造”的重點珠三角展開了系列調研，以期通過對“珠三角外來工收入支出的調查”來折射出中國產業升級的過程中，作為產業重要參與者之一的勞工維度的種種問題及核心根源。

　　此次調研分別于2009年和2010年，在珠江三角洲最具代表性的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5個城市，分別進行了樣本量為1500份的大規模問卷調查，以下是此次調研的一些重要成果：

　　一、企業加薪幅度顯著，但未達到勞工心理預期

　　(一)低收入組勞工收入水平顯著提升，有力佐證勞動力供求關系逆轉

　　在兩年的調研中，我們優先考察了一個最具意義的指標，即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長幅度。之所以將這一指標作為優先考察項目，是因為這一指標有效排除了因個人能力提升而引致的收入提高，最能體現因勞動力供求關系轉變而導致的勞動力要素價格普遍提升。

　　以整體數據為依據，我們抽取農民工中的收入最低組，并稱其工資為“基準工資”。基準工資為只有初中及以下學歷、非技工、非管理人員的女性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從下表可以看出，低收入組的基準工資從2008年以來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特別是2009年下半年以來增長幅度較大。

　　(二)在加薪時間上，2010年春節過后出現顯著的高峰

　　為了解企業的加薪情況，問卷設置“2009年7月以來你所在單位有給你加薪？”這一問題。四成左右的被訪者表示2009年7月以來其所在企業有提薪。其中83.51%的被訪者的企業給他們加薪1次，13.62%的人所在企業有加薪2次。為了解加薪時間和幅度，問卷設置“第一次加薪的時間、增加的類型與金額”、“最后一次加薪的時間、增加的類型與金額”等問題，數據顯示，企業加薪時間主要集中于2010年上半年(特別是5月份)(參見下圖)。此外，加薪次數在2次及以上的樣本數據顯示，第一次加薪比原先平均增加236.88元，增長15.65個百分點，最后一次加薪比原先平均增加196.87元，增長17.35個百分點。考慮加薪次數的均值為1.24，粗略估算加薪幅度普遍超過15%。與此同時，我們篩選出2009年7月以來企業有加薪的被訪者，發現加薪者人數在600人左右，但其中增加加班費的僅有26人，可見，大部分人增加的是基本工資。

　　(三)珠三角企業加薪幅度無法達到勞工心理預期

　　工資期望值是農民工希望通過打工獲得的收入，顯然，正是這一指標影響著農民工的打工愿景、換工頻率、遷移意愿以及可能出現的勞資糾紛，因此，我們在問卷中專門設置了“你希望每個月(打工)能賺到多少錢？”這一問題。我們將“越多越好”、“不清楚”等回答剔除，保留被訪者給出確切數額的樣本，并對其進行分析。分析發現，農民工希望每個月能夠賺到的數額平均在4704.49元，是目前的月均工資收入(1952.21元)的兩倍多，63.2%的被訪者表現對現有工資收入“非常不滿意”或“不太滿意”。

　　在期望工資高于現有月工資收入的樣本中，用“期望工資—現有月工資”得出工資差距，發現差額的平均值為2414.9元。而根據被訪者的回答，“目前跟他們條件差不多的人現在老家一個月能夠賺到”平均1760.61元，有57%的人認為在老家能夠達到一定的收入就不會外出打工。在這組數據中，我們發現，外來工期待在沿海省份獲得4704元的月薪，而在農村僅需2411元就不愿離鄉。這一巨大的差值，顯然將成為吸引企業向內陸省份遷徙的巨大引力。

　　二、比起工資，這些因素也許更重要

　　“只要政府出地，我們愿意為外來工蓋員工公寓。”張華榮——這位被譽為女鞋教父華堅鞋業的董事長，在對我們談起挽留熟練工人困境時激動地說。為什么外來工在沿海省份與家鄉的期望工資有如此大的差異？也許華堅鞋業在江西贛州、湖南郴州所開設車間的故事，能略解一二。

　　張華榮告訴我們，他們早年在江西贛州和湖南郴州設立的工廠，只是計劃生產中低端的產品，但兩年之后他逐漸發現，由于這些工廠均是就近招收員工，大大降低了人員的流動性，導致熟練工人越來越多，于是他便逐漸將中高端的生產線轉移到內地。

　　(一)企業無法彌補城市戶籍制度欠賬，以戶籍福利代替漲薪

　　那么，內陸省份不僅能留住工人，而且能令他們的收入預期遠遠低于沿海城市的原因是什么呢？經由對問卷數據的分析，我們發現，比起工資，因戶籍禁錮導致的外來工與城市人的權利落差，對其生活質量造成的壓抑，更為外來工所在意。而城市化進程欠賬，更是企業無法提供的。

　　2010年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民工家庭人均住房租金(包括水電、燃料費等)在2009年下半年和2010年上半年分別為110.46元、119.28元，呈增長趨勢。我們在問卷中設置了“你的住房面積、同住人數、同層住戶以及樓間距”等問題，希望以此反映農民工的居住情況。數據顯示，39.3%的被訪者住在工廠宿舍，其次有33.6%的人住在城中村出租屋，還有20.7%的人住在小區出租屋，僅有極少數人擁有自買房。此外，41.6%的住房租金是由單位或其他人(如親戚、朋友)支付，因此，農民工的住房支出有被低估的可能。(見下表)呈現了農民工的居住狀況，農民工平均住房面積約為9.61平方米/人，且樓層住戶密度較大。我們拿廣州2009年的情況與之簡單比對，發現2009年廣州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積為20.93平方米，遠高于農民工。

　　而在農民工子女教育方面，從總體情況看，文化教育支出呈減少趨勢。在問卷中，我們同時設置了“你有多少個子女”、“其中多少個在城市讀書、多少個在農村讀書”、“子女城市讀書費用多少、農村讀書的費用多少”等問題。數據顯示，以2010年為例，孩子在城市就讀平均每學期需要3955元，子女每月(以一學期6個月計)平均教育支出為659.2元，相當于月均工資收入的1/3強，而在農村就讀每學期只需1043.8元，兩者相差近3倍。在此背景下，從農民工子女就讀學校的情況上看，在城市上學的小孩大多就讀民辦學校，根據調查組先前在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實地調查，這些學校大多教學條件相對較差，但相較而言不需要交納(由于沒有城市戶口)在公立學校所需的贊助費等開銷項目。而從農民工子女就讀學校的情況來看，近年來提出的農民工積分落戶等戶籍政策的調整的效應似乎仍然沒有明顯顯現。

　　(二)新生代農民工出場，以人性化管理替代漲薪

　　所謂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在去年國務院發展報告中，已經專門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探討，而我們的調研則更多地從量化的角度，描畫新生代農民工的面貌。

　　調研數據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工資更低，打工年長更短，而且男性、技術工人、管理人員的比例更低，雖然其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但是綜合而言，在五個影響工資水平的因素中，新生代農民工只具備其中一個因素的優勢，且受教育程度對工資收入的貢獻并不是最高的，因而其工資水平也相應低于第一代農民工。

　　在家庭城市支出的各個子項目中，兩代農民工住房支出、食品支出、交通出行支出、醫療保健支出、證件費支出、罰款支出和其他雜項支出等都不存在差異。但出生年份與每月是否有節余方面存在顯著負相關，年紀越小，越少節余。與此同時，數據顯示，在總體文化教育支出減少的情況下，新生代農民工每月文化教育支出只在12元左右，而第一代農民工則在50元以上，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教育支出明顯較低的原因，主要是未婚比例增加。從代際差別來看，新生代農民工中未婚無子女的比例遠遠高于第一代農民工。

　　此外，在休閑娛樂支出方面，代際差異非常明顯。新生代農民工的休閑娛樂支出高于第一代農民工，且增長速度高于第一代農民工；近幾年來第一代農民工的娛樂開支無顯著變化。

　　為了理解這些數據背后的意義，我們對東莞的勞動市場進行的探訪，厚街鎮勞動市場的黃京經理指出，“新生代”對艱苦生活條件的耐受力明顯下降。黃京認為，“90年代到東莞打工的外來工，也就是70后，一般家庭條件非常窮困，他們能承受比較大的工作強度和嚴格的工廠紀律，80后的外來工由于大多結婚生子，開始有了家庭負擔，因此也比較愿意留在東莞，但90后不同，他們有自主失業的傾向，相對而言，新生代外來工已經完全適應城市的生活方式，與獲得貨幣收入相比，他們更傾向于過城市人的生活。在這方面，珠三角傳統的準軍事化管理模式，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新生代外來工的心理需要。與追求個性同時存在的，還有生活驕奢以及對工作的無所謂心態。因此，不少臺資、港資的企業一改過去嚴苛的管理模式，開始轉為人性化管理，例如，提高休假的彈性安排制度，放寬進出廠的管理，允許甚至鼓勵員工戀愛，等等。在我們為陳志武(微博 專欄)教授安排的富士康調研中，我們甚至發現富士康開始通過舉辦“超級男、女生”的方式，進行員工才藝選秀活動，并新增了“速配”環節。而“夫妻房”也在各企業普遍發展。

　　(三)降低土地、社會保障成本：遷往內陸省份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不難發現戶籍歧視是造成外來工在教育、醫療、居住方面福利損失的重要原因，而這些問題在外來工的戶籍所在地附近的中心城市則不復存在。不僅如此，在內陸省份，不少地方政府都競相降低土地和稅收成本吸引企業內遷。因此，對擁有完整產業鏈的大型企業來說，在內陸省份開設工廠是非常好的選擇。但這一招并非對所有企業都適用。首先，勞動力的成本下降幅度并不會太多，因為對珠三角制造業而言，勞工成本僅占總成本的15%左右，內遷后工資成本下降幅度不過10%？15%。其次，單個企業遷徙往往帶來產業鏈集聚效應的驟降，交通物流成本大幅提升。因此，企業的遷徙往往是全產業鏈式的，很少有單個企業內遷，如果是單個企業，那就一定是富士康這種，有談判優勢，有集聚效應的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大面積圈地，并通過帶動就業和當地經濟，提升地價，而不會在乎短期內工廠賺多少錢。

　　(注：本文數據引自：“代際視角下的農民工收支狀況廣東再出發——珠三角外來工收入支出調查報告”，作者：郭巍青、林濤、陳曉運、江之浛、 方麗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