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民營企業來說，要趕上央企做大做強的步伐，須加強草根資本的組織化。民間資本要組團成為資本運營者，才能參與央企重組的對話。

　　本刊駐京記者 胥曉鶯

　　7月23日，在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再次強調，到今年年底，中央企業要調整到100家以內。而從今年年初至今，中央企業的數量從129家調整到123家。時間過半，任務卻只完成了1/5。

　　其實早在2007年，國務院國資委印發的《關于中央企業布局結構調整的指導意見》，就提出了2010年底央企重組至80-100家的目標。

　　“沒有什么問題。”國資委研究中心資本市場部部長盧永真在接受《浙商》采訪時語氣肯定。

　　盧永真的肯定來自于即將掛牌的國新資產管理公司，這將是國資委2003年設立以來，成立的第三家資產管理公司，它的使命是加速央企的兼并重組，據說10家或者更多的央企將被并入國新公司，成為國新的二級子公司。十幾家變一家，重組步伐將大大加快。

　　另據媒體報道，湖北等地也紛紛成立投資公司，按行業分門別類地裝入國有企業，將其輔業進行變賣，回籠資金；同時將國企的優質資產替政府做擔保，為政府貸款項目融資。

　　那么，民營企業在此番央企重組中有多少機會？

　　民企的機會

　　7月26日，國務院頒布的《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中，明確表示要“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重組聯合和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李榮融也明確表示，只要能把企業的效率提高，能把企業搞好，歡迎民營企業和地方國有企業參與兼并重組。

　　《浙商》記者在采訪中得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

　　“大的好的央企都賣得差不多了，目前看不出政策會釋放什么空間，地方上留給民營企業的重組空間也不大。”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賀紹奇認為。

　　“100家還是200家其實都一樣，所謂重組就是七個籮八個筐，調過來倒過去，還在一個大筐里。私下交易我們不知道，真正會拿到產權市場上，民營企業想參與的市場份額，100%是沒有。”北京安永普潤產權經紀有限公司董事長姚允升說。安永普潤是北京產權交易所最早的會員單位，代理過眾多國有企業產股權交易。

　　“國企重組對民營企業與其說是機會，不如說是威脅來得更大。”全國工商聯并購公會會長王巍的言辭更激烈，“國企重組是假市場的名義進一步加強壟斷，民營企業以后將更難獨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央企，仰人鼻息。”

　　面對一些人對央企重組的質疑，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很激動：“重組以來，央企數量從196家減少到123家，從21個行業集中到八大板塊，從91個細分行業集中到80個，怎么又成了國進民退了？”

　　掘金央企輔業路線

　　不過，在姚允升眼里，這里面還是有一些機會，只不過近乎拾人牙慧：“比如我們做過的案子，北京一家主業食品的央企，持有四川化工下面一家企業的股份。這家企業七八年前就要上市，至今還沒有上成。現在國資委要求央企主輔業分離，這家央企要把這幾百萬的股權掛牌轉讓。因為這家企業可能一兩年就會上市，接盤者買到的相當于原始股，是撿了大便宜。這種項目民企可能還有機會。”姚允升說。

　　李保民也表示，對實力不足、能力有限的民營企業來說，國企剝離出來的一些輔業確實是實實在在的機會，比如一些廠礦醫院。

　　盧永真和賀紹奇的觀點似乎更樂觀一些。他們認為在一些競爭性領域，民營企業還是有不錯的機會，比如酒店賓館餐飲等服務業。此外，解決產能過剩也將給民資帶來重組國有企業的機會。

　　賀紹奇特別提醒投資者關注其中電子信息行業的機會。他認為，一些國有科研院所，在人才、基建、資源方面積累的資源，可能遠遠超過其實物價值。民企如果能結合自身的業務發展需要，參與這些研究機構和關聯企業的重組，可能會產生強大的化學反應。

　　與“大象”共舞

　　而在王巍看來，國企的所謂開放是誠意不足的。王巍剛去山西參加了面向民營企業的招商大會，當地政府邀請民營企業家們投資山西的基礎設施、傳統機器制造和農業等六大領域。王巍說，這些產業都是長期投資，政策風險極大，中小民營企業很難有多大興趣。

　　姚允升用自己的例子呼應了王巍的觀點。安永普潤今年以自己的私募基金，參與北京一家從事社區服務的國有企業的股權收購招標。對方企業一再加價，“不多，就加2000元”，姚允升介紹，安永普潤最后出價比對方最初掛牌價高了40%，但仍未打動這家國企的芳心。“就是表明一種態度，我們不要你進來。”姚允升說。

　　“就好像老百姓去敲大戶人家的門：‘聽說你們要重組，要轉讓。’人家說，‘對不起，這是我們的家事。’”

　　李保民自然不同意這種說法：“門一直是開著的，關鍵是你有沒有進去的實力。”李保民認為，在現在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要從產權上兼并或參股央企，一般而言還是“蛇吞象”。“民營企業現在是有錢了，但這點錢用來買別墅買豪華轎車還可以，要來買央企有點困難……當然可以通過聯合其他民營企業來進行，也可以通過PE、基金等多種方式來實現。”

　　除了收購不具備實力，李保民認為，民營企業在管理能力、技術水平上與國有企業也有不小的差距。

　　“民營企業去挖煤，小煤窯是一拳頭打爛一個西瓜，只挖中間幾口瓤，極端浪費，極不安全。我們最近去兗州煤礦看，那是地方企業還不是央企，別說瓜瓤一寸一寸挖，就是瓜瓤外頭那層白皮，煤矸石都能綜合利用。”李保民說。

　　自身實力之外，國企的特殊性歷史遺留問題，也是重組的地雷。中國社科院工經所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羅仲偉認為，民營企業參與央企重組必須非常慎重，不宜鼓勵，他甚至認為最好不參與。

　　李保民認為，民企參與央企重組，要做足四個方面功課：對國有企業的既往情況必須了解得非常清楚；對地方整體環境的綜合考察，特別是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必須與自己企業的優勢、企業發展的未來相結合；采取市場化方式，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公開公平交易。

　　賀紹奇認為，即將掛牌的國新公司，可能將從體制上有所突破，有助于加快央企重組市場化進程，是民營企業應該關注的一種新模式。

　　據稱，國新資產管理公司的模本與新加坡的淡馬錫類似，“最大的看點是國新公司的資本運營職能，”賀紹奇稱，“國新公司可以對納入的企業要素重組，打破企業原來界限。國資委可作為出資人對董事會進行考核，盈利板塊可投資，虧損部分可通過轉讓產權股權退出。這就變成了完全資本運作的方式，打破了央企重組中一企一策的限制，這樣與包括民營企業在內各類資本合作的可操作性將大大加強。”

　　賀紹奇指出，對于民營企業來說，要趕上央企做大做強的步伐，須加強草根資本的組織化。民間資本要組團成為資本運營者，才能參與央企重組的對話。“浙商應該率先走出家族經營、行業和地域的局限，擺脫散兵游勇的階段，超越產業經營的階段，走向資本運營。這樣才能發揮民間資本更大的能量，提升民營經濟的層次。”賀紹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