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首席記者 羅志榮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波浪式前進，在市場競爭中螺旋式上升，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與此同時，圍繞國有企業的改革，各種批評、質疑之聲從未間斷。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即國企改革的第一二階段，部分國內外的學者提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悖論”說，認為國企改革雖然使企業生產率提高了，但是企業效益卻下降了，形成了生產率上升而效益下降的悖論，他們提出克服悖論的解決之道是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這種聲音在國有企業“三年脫困”前后達到了高潮。特別是在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和全球性的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有些人認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也只有私有化一條路可走。

　　進入新世紀以后，國有企業進入改革發展的新階段。經過改革脫困3年攻堅，扭轉了國有企業全面虧損的局面，國有經濟開始走上了持續快速發展的軌道。國有經濟的這種快速發展和顯著變化，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可。尤其是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集體性崛起，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得到了良好的發揮，使“中國發展模式”的生命力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然而，各種質疑和批評之聲并沒有平息，“國進民退”、“央企兇猛”的批評之聲一時間又鋪天蓋地而來。有些人認為，國有企業的做大做強與運行效率的顯著提高，主要是搭上經濟全球化便車的結果，是國有企業壟斷的結果。

　　那么，中國國有企業究竟是靠什么實現集體崛起、做大做強的呢？弄清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如何評價國企改革，而且事關國企改革方向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關系到要不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國策大政，因此很有必要。

　　在探索和遵循世界國有經濟發展規律中做大做強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雖然是在探索中前進的，但并非是瞎碰亂撞的，而是在全面研究和汲取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探索世界國有經濟發展規律中前進的。如果說國企在改革中的集體崛起是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無疑是對的；但如果把國企集體崛起說成是碰巧或僥幸趕上了全球化的便車，則未免與事實不符、使之片面和武斷。

　　國企的改革與發展是世界性課題也是世界性難題，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既是求解這一世界課題或者難題的組成部分，又為世界求解這一課題或難題作出了獨特貢獻。比如，世界銀行用兩年半時間對“重慶八大投資集團現象”作專題研究后認為：“重慶的作法具有創新性，重慶的經驗對中國乃至世界具有參考價值，可作為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有益借鑒。”重慶的“八大投”是國有企業與市場的結合，以靈活的市場化運作，在市場中有進有退。2009年，重慶國有資產總量突破了1萬億元大關，與2003年相比，增長了5倍，總量在全國排第四。而2002年重慶的經營性國有資產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僅排在第19位。在直轄時，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比26%，2009年則增長到了60%；同時，在國有總資產中，非公股權占比達到了38.6%。這說明重慶不僅“國進”了，“民也進了”，雙方是相互融合共同進步的。

　　事實上，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無論是理論探索還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既非常注重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也十分重視總結和借鑒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力求從世界各國國有企業體制機制改革、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國有資本經營運作中博采眾家之長，探索并遵循其中的共性或規律性，以增強我國國有企業活力、增強國有資本的帶動力和控制力，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在理論探索上，一大批專家學者通過國內外國有企業發展和改革實踐成敗得失的比較研究，取得了許多重要理論成果，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治理提供國際比較視角，為深化國企改革提供啟發思路，為國企改革和國資監管的目標和途徑提供理論支持與政策建議，等等。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王金存撰寫的專著《破解難題——世界國有企業比較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書，通過對世界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國有企業起源、發展、改革及其趨向等進行全面系統綜合研究，通過不同類型國家各種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經營方式實證案例的比較分析，以全球視野和國際眼光，對國有企業的起源與發展、國有企業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國有企業的職能與配置、世界范圍的私有化浪潮、世界國有企業的發展趨向、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國際比較、中國國有資產戰略重組途徑的構想，以及國有企業管理的一般特征、國有企業管理模式及其比較、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監督和考核、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矛盾與變革、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演化趨向、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新思路、中國國有資本經營機制框架和中國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經營機制等等話題，作了深入系統的解答，對為什么國有企業只生不死的現象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如何實現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的融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世界范圍的私有化浪潮、國有企業在哪些部門應該繼續發展在哪些部門應該退出、怎樣走出國有企業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的誤區、中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遇到的最大難題有無解決的可能等國內外關注的熱重難點問題，作了有針對性、有說服力的獨創性回答。其在考察古今中外國有企業的起源和發展實踐基礎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24個現象和結論，其在比較分析世界上不同類型國家具有典型意義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方法的基礎上提出的值得注意的19個現象和結論，與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實際具有相當高的吻合度。這一方面反映了規律的理論的前瞻性和預見性，同時也說明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是在探索并遵循世界國有經濟發展的規律性中前進的。

　　試舉其中幾個結論加以分析。王金存認為：現代國有企業是生產社會化的產物，是社會大生產的一種組織形式。國有企業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其自然屬性反映了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其社會屬性反映了一個國家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需要。政治和意識形態雖然起作用，但國有經濟的規模和配置，從總體上，特別是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看，還是由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決定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地位雖然在下降，但國有經濟發展的必要性并沒有完全消失。在一些部門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比重下降了，又出現了一些新的部門或領域需要政府帶頭發展。這種新舊交替的過程是科技進步、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永遠不會完結和消失。因此，從世界范圍的私有化浪潮中得出國有企業普遍無前途的結論是沒有根據的。

　　王金存認為：各國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存在的種種矛盾，有一個普遍的、根本性的原因，即國有資本的特殊性，這表現為所有者的代表性、經營目標的廣泛性、經營責任的虛擬性等。世界各國對國有企業的變革，實質上都是在克服國有資本的特殊性帶來的弊端。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證明，如果把國有資本真正作為一種資本來經營，那么，國有資本作為一種組合或聚合就與民間的股份資本沒有什么區別，國家所有制就不會成為企業改進經營管理的障礙，那種認為國有企業必然低效益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國有資本的特殊性帶來的弊端并非產生于資本本身，而是產生于政府的經營思想，因而并非不能克服。

　　《破解難題——世界國有企業比較研究》的上述研究結論，說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和路徑等選擇，“兩個毫不動搖”的戰略抉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既是從中國國情出發的，也是與世情相符的。說明國務院國資委李榮融主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是可以搞好的”論斷，不僅是對中國實踐經驗的正確概括，而且有世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相印證。

　　在實踐探索上，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三個階段的探索前進，從放權讓利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搞活國有企業到調整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搞活國有經濟，從“國退民進”到“國民共進”，無不反映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規律性認識的深化，對國有經濟發展本質和規律認識的接近和逼近。這種對真理認識的深化和接近，是在不斷總結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經驗與教訓中實現的，也是在不斷總結汲取世界各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的經驗與教訓中達成的。因此，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就不僅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還為世界破解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難題、探索國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了積極而重要的貢獻。對此，國際上的同行和企業都給予肯定，如德國前總理科爾對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說，他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有信心，因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路是對的。

　　在探索并遵循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規律中做大做強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既以經濟全球化為條件又順應了這一潮流。但全球化只是國企改革發展和集體崛起的外部條件、是外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不然的話，就難以說明同樣處在全球化條件下，為什么其他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卻沒有取得像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如此巨大的成就。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雖然是以經濟全球化為背景，但其主要原因是其內部條件發生了根本的或者重大的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老國企”在改革開放中新生 ，成為按市場規律、企業發展規律經營管理的“新國企”。

　　現在人們一般將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企稱為“老國企”，而將經過改革的國企稱之為“新國企”。“老國企”與計劃經濟體制相聯系，在曾經為國民經濟作出巨大歷史貢獻的同時，也具有體制機制僵化、冗員眾多、效率低下、浪費嚴重、動力不足等等弊端。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先后經歷了擴大經營自主權、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三個階段，“老國企”也在改革中逐步脫胎換骨，向“新國企”轉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不是為了消滅它，使之全部化為私有，而是為了使之獲得新的生命與活力，更好地發揮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

　　在國有企業層面來說，按市場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的根本體現，其一是讓國有企業成為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經過30年的改革，改變了國有企業對政府高度依賴、職工生老病死由企業統包、企業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的狀況，已經逐步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和法人實體。

　　其二是使國有企業的組織結構適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要求。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已經從計劃體制下的工廠制轉變為市場體制下的公司制，并按照公司法運作。一批大型國有企業先后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在A股市場的1 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國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 100多家，在香港、紐約、新加坡等境外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央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達78戶。到2009年底，在近18萬億的國有資產總量中，有80%是在上市公司，真正的國有獨資公司很少，像中石油，集團公司這個層次上是國有獨資，但主要資產也在上市公司。同時，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完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機制正在形成。

　　其三是使國有企業的運行適應市場機制的要求。國有企業已經普遍實行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全員競爭上崗和以崗位工資為主的工資制度，一些企業還探索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企業經營者年薪制和股權期權激勵制度，初步建立起管理者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升能降的新機制。中央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選用的各級經營管理人才約占總數的30%。一批企業建立了比較完善有效的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和全體員工競爭上崗、量化考核、收入分配與業績掛鉤的機制。國資委成立后，已經多次向全球招聘了數十名央企高管人才。

　　其四是使國有企業的廣大職工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改革開放31年來，通過思想大解放、觀念大轉變，國企員工過去那種凡事“等靠要”、“進了國企的門就是國家的人”等等觀念和行為，已經被市場、競爭、效益、創新、創業、進取、合作等等觀念和行為所取代。一支優秀的企業家隊伍在國有企業成長起來，一批“四好領導班子”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火車頭。

　　其五是提高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國有企業建立了技術研發中心，實行產學研結合，建設創新型企業，在技術創新上取得了許多新的突破，提高了科技競爭力，從而為實現產業升級和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了核心競爭力。以中央企業為例，2004年申請專利6 579項，2005年10 031項，2006年14 669項，2007年15 691項，2008年14 524項，其中半數以上為發明專利。2008年，中央企業科技活動經費總額為2 152.9億元，同比增長21.4%，其中研發經費投入總額1 210.6億元，同比增長22.7%，相當于全國研發經費投入的 26.5%。其中，軍工企業研發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在全球處于領先水平。廣大央企在建立產學研聯合的技術創新體系的同時，積極促進科研成果的產業化和商品化，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除了航天技術外，其他領域也取得了顯著成績。如國家電網特高壓交流1 100千伏電壓成為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國際標準，南方電網形成世界第一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800千伏直流系統設備完整的標準體系；中國北車、中國南車交流傳動電動機車系統集成等關鍵領域技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中國兵器工業內蒙古北方重工業集團研制的36 000噸黑色金屬垂直擠壓機，為世界首臺最大擠壓機，等等。 

　　從國有經濟層面來說，按照市場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辦事的根本體現，其一是使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前，國有經濟遍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改革開放以后，個體、私營經濟分布領域不斷拓寬，外資企業逐步進入，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局面開始形成。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出現了較大變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通過“抓大放小”、“有進有退”、“從整體上搞活國有經濟”戰略的實施，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明顯優化。國有經濟比重明顯下降，但總量不斷擴大，綜合實力增強。從1978年到2007年，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卻增長了25.5倍，資產總額增長了48倍，主營業務收入增長了28.5倍。

　　其二是收縮國有經濟分布范圍，使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目前，中央企業82.8%的資產集中在石油石化、電力、國防、通信、運輸、礦業、冶金、機械行業，承擔著我國幾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氣和乙烯生產，提供了全部的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分增值服務，發電量約占全國的55%，民航運輸總周轉量占全國的82%，水運貨物周轉量占全國的89%，汽車產量占全國的48%，生產的高附加值鋼材約占全國的60%，生產的水電設備占全國的70%、火電設備占75%。在國民經濟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中央企業戶數占全部中央企業的25%，資產總額占75%，實現利潤占到80%。

　　其三是增強國有經濟在市場競爭中的實力。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數量明顯下降，實力進一步向大型企業集中。1998年～2006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戶數占全國工業企業的比重從39.22%下降到8.27%。2006年，國有大型企業戶數只占規模以上國有企業的2.31%，但資產總額、主營業務收入和實現利潤所占比重分別達到35.91%、61.54%和63.25%。從2002年到2008年，全國國企數量平均每年減少7 500家左右，但同時，銷售收入年均增長18%，國企利潤年均增長23%。 從2003年到目前，中央企業數從196戶減少到125戶。2007年，中央企業資產總額超過千億元的43家，銷售收入超過千億元的26家，利潤超過百億元的19家，分別比2002年增加32家、20家和13家。2008年，資產超過千億元的中央企業有45家，銷售收入過千億元的中央企業有33家，利潤過百億元的中央企業有13家。在2009年《財富》公布的世界500強中，中央企業有24家，比2002年增加19家。

　　從政府層面來說，按照市場規律、企業發展規律辦事的根本體現，是使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黨的“十六大”以前，各級政府既行使公共管理職能，又行使出資人職能，國有資產監督管理職能分散在多個部門，對企業干預過多，形成所謂“九龍治水”或“五龍治水”局面，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矛盾非常突出，無人對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真正負責。“十六大”和十六屆二中全會明確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原則。2003年國資委成立，作為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以組建機構、健全規章為切入點，建立和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框架；以經營業績考核為抓手，層層落實保值增值責任；以財務監督和風險控制為重點，形成了一套強化出資人監管的制度和辦法；以加強和改進企業黨建工作和大力推進企業文化建設，提升了企業競爭的軟實力；推動中央企業并指導地方國有企業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集團控制力，發展壯大主業，加強自主創新，強化風險防控。現在，國資委組織體系已經建立，法律法規體系基本形成，尤其關鍵的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的體系已經初步形成。有力有效的國資監管大大推動了以央企為代表的國企集體崛起 。        

　　在探索并遵循國際化競爭規律中做大做強

　　1978年改革開放時，中國沒有一家可稱為現代企業意義上的企業。通過改革開放后三個階段的發展，艱難困苦，玉汝于成，中國國企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現代企業發展之路，并最終促進了國企做大做強。其原因在于建立健全了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推進了黨的建設，把政治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全心全意地依靠員工，建設和諧企業，創建“創新型企業”；解決了國企自身的歷史包袱和社會遺留問題；提高了企業自身的能力和自主創新的能力；等等。

　　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問題，就應當承認國企的集體崛起主要并非靠壟斷而是在開放和競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要說壟斷的話，改革開放前是國有企業的一統天下，那時可以說是完全的壟斷。今天的國企雖然仍然在部分行業存在著壟斷，但是這種壟斷一部分屬于自然壟斷，即使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存在；屬于行政壟斷的部分，有其產生發展的歷史條件，且將隨改革開放的擴大和深化逐步有序退出。何況今天國有企業的壟斷已經不具有“獨占”的意義，而是在國際化競爭大潮中與競爭并存的壟斷，即或在國內市場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在國際市場也處于激烈的競爭環境之中。

　　從國內市場來說，2006年12月國務院轉發的國資委《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國有經濟發揮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的具體行業和領域，提出國有經濟應對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制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這些領域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壟斷性，但在其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存在著競爭。如石油石化行業，不僅存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之間的競爭，而且在2004年我國正式開放中國石油零售市場后，BP、殼牌、埃克森-美孚等國際大型石油公司開始進入成品油零售市場，并且隨著我國成品油市場的逐步開放，中國石油企業勢必將面臨外國石油公司主要是以埃克森—美孚、殼牌、BP為首的國際大石油公司，以及一些產油國大公司，如俄羅斯石油公司等在國內市場展開激烈競爭。在電信行業中，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公司之間的競爭，有時候甚至還會比較激烈。在需要國有經濟保持較強控制力的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筑、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的重要骨干企業，以及房地產、農業、金融業、商業等領域的國有企業，都需要在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

　　從國際市場來說，中央企業國際化經營也取得了積極的進展。一批企業加快建立全球銷售網絡，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一批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開發資源，承攬工程，對外投資份額不斷擴大。一批企業在境外設立研發機構，縮小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據商務部統計，有117家中央企業進行了對外投資活動，占中央企業總數的86%。截至2008年底，中央企業在全球127個國家(地區)共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 791家，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 165億美元，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的63.3%。隨著我國全方位、立體式對外開放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包括上述七大行業在內的國有企業不僅在中國市場面臨著與外資企業的激烈競爭，而且在國際市場還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許多國企在國內市場稱得上是大企業，而在國際市場可能不過是中等企業而已。根據美國《財富》雜志最新公布的2009年世界500強企業排名，我國入圍的企業與世界同行業領先企業的差距仍然較大：在石油石化行業中，中國石化、中國石油、中國海油三家企業的年銷售收入合計尚不及殼牌石油公司一家；在電信行業中，中國移動的營業收入僅為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一半；在航運業中，中國遠洋的營業收入約為馬士基的40%；在航空設備制造業中，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的營業收入僅為美國波音公司的三分之一；在礦業中，中國鋁業的年營業收入僅為必和必拓的30%；在鋼鐵行業中，寶鋼的營業收入不足安賽樂米塔爾公司的三成；在汽車業中，上汽與一汽的營業收入總和還不到豐田汽車的四分之一；在裝備制造業中，我國尚無企業入圍世界500強，中央三大電氣集團的營業額僅為美國通用電氣的2.5%左右，約為德國西門子公司的4.4%。企業規模偏小，制約了企業規模經濟的實現，不利于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特別是不利于企業在全球化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要參與國際化競爭，在我國民營企業發展和實力均非常有限的現實條件下，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很有必要。正如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所說，中央企業是國家隊，要踢的是世界杯，必須培養自己的巨星企業參賽，才有在競爭中取勝的希望。

　　從國有企業的利潤構成來說，即或是具有壟斷地位的企業，其利潤來源也并非都是靠壟斷取得，其中有相當大部分利潤是在競爭中通過加強管理、創新技術、優質服務等等取得的。以石油石化行業為例，我國石油石化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國際競爭，數以十萬計的職工冒著極大的國際風險甚至是生命危險，在幾十個國家奔波征戰，為我國優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國際資源作出了重要貢獻。以2008年為例，我國石油國內產原油10 825萬噸，國外產原油9 270萬噸(其中3 050萬噸為權益產量)，近一半的利潤來源于國外市場。況且在我國，國有壟斷企業本身沒有利用壟斷地位制定壟斷價格操縱市場的權力，其定價權往往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為保穩定、惠民生，制定的價格往往低于市場價格。如在2008年，由于國際市場原油價格高漲而成品油價格倒掛，中石油、中石化兩家因此承擔了1 680億元虧損；由于煤炭價格高漲而電價倒掛，導致了中央發電企業的全面虧損。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張宇教授的分析，從絕對價格來看，我國“國有壟斷行業”的產品價格與國際水平相比，大多處于中低水平。以電價為例，在2003年世界主要國家生活用電價格的橫向比較中，除中國以外，澳大利亞的生活用電價格最低，2002年為0.062美元/(kw?h)，按當年匯率計算，折合人民幣0.513元/ (kw?h)。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系統2003年生活用電電價是0.411元/(kw?h)，低于澳大利亞。根據美國EIA等統計數據(已按匯率轉換成美元)，2004年60個國家和地區的工業和居民電價水平排名中，我國工業電價處于第44位，居民電價處于第54位，電價水平相對較低。成品油價格爭議較大。2009年5月發改委提高成品油批發價格后，在世界成品油消費量較大的國家中，我國的成品油價格處于較低水平，低于歐盟、日本等國的成品油價格。在電信企業的利潤構成中，與其說是靠壟斷價格獲利，不如說是靠用戶的爆發式增長獲利更加符合實際一些。

　　目前，我國的許多國有企業在生產規模、科技創新、全員工效、安全指標和發展速度等主要技術指標上不僅在國內一流，在國際上也處于領先地位。比如，2005年～2007年，中央企業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19項，二等獎154項，分別占該獎項的47.5%和27.1%。2006年和2007年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全部由中央企業獲得。中國石化、兵器裝備集團、中國石油每年申請專利總數均超過1 000項。這些情況都說明，國有企業經營績效的提高有著堅實的基礎，而絕不能僅僅歸結為所謂的壟斷。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說國有企業的利潤主要依靠壟斷取得的看法是與事實不符的。如果分析人們對壟斷的批評還可以發現，其中有些人對壟斷的批評是望文生義的，既不了解壟斷在競爭中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又不了解壟斷對經濟、技術、社會進步的雙重現實作用，更不了解我國壟斷行業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真實進展，而是帶著想當然的“道德憤慨”在那里發議論。而“國企利潤依靠壟斷”論就是這樣的議論。

　　在探索和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中做大做強

　　大家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制度上的本質規定，就是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條重要規律。這條規律是在全面總結國內外的經驗教訓中揭示出來的：改革開放前30年的實踐證明，搞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建設是搞不好的；前蘇聯東歐國家搞全盤“私有化”導致國民經濟大倒退的教訓也說明，不能通過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那樣，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幾十年來浴血奮戰、艱苦奮斗的成果就會付諸東流；中國作為后發的發展中的大國，在國際壟斷資本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球化條件下，要想在全球競賽中爭取主動權，就既要大膽汲取他們的一切積極成果和有益經驗，又不能完全步發達國家的后塵；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證明，尤其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證明，只有毫不動搖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毫不動搖地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才能持續地繁榮昌盛。

　　而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增加國有企業的活力、影響力、控制力和帶動力，就成為必然選擇。正如著名經濟學家胡鞍鋼所說：“在南北競爭的背景下，在西方國家獨占、主導、壟斷的前提下，你只能培養自己的500強航母，而不是摧毀它。我們自己的老國有企業可能因為老體制生銹了，你可以給它除除銹，改革機制，卸掉包袱，讓它向新型企業轉變，但絕對不能把它變成私營企業。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脊梁真正培養起來。”

　　改革開放31年的實踐，使中國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年均9.7%的增長速度，并在席卷全球的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中率先復蘇，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奇跡。盡管期間也有這樣那樣的失誤、挫折、矛盾或種種不足，但其成就仍然舉世無雙。由此，才彰顯出“中國發展模式”的強大生命力。而“中國發展模式”在經濟上的獨特之處在于，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它是開放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與西方市場經濟相比，它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與前蘇聯的完全“私有化”或“民營化”導致國力大幅度衰退相比，它在毫不動搖地大力支持和引導多種經濟成分發展的同時，堅持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

　　“中國發展模式”不僅在國家層面彰顯了強大生命力，而且在地區層面也顯示了同樣強大的生命力。如在民營經濟占優勢的“浙江模式”、“溫州模式”、“義烏模式”中，“兩個毫不動搖”的生命力也是巨大而持久的。根據浙江省統計局數據，浙江2009年GDP總量達22 83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49年增長296.3倍，年均增長10%。其中，1979年至2009年年均增長13%。浙江人均GDP由1949年的72元增加到2009年的44 335元(約合6 490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49年增長107.7倍。其中，改革開放31年年均增長11.8%，是國內各省(市、區)中人均GDP增長最快的。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在民營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國有資產總量持續增長，規模和效益屢創新高。到2005年底，全省國企資產總額8 214.2億元，凈資產3 013.6億元，國有資產總量2 409.7億元；實現銷售收入3 992.3億元，利潤總額253.2億元，上繳稅金246億元。據省國資委統計，1978年至2007年，浙江省國有資產總量增加了54倍，利稅總額增加了31倍，銷售收入增加了46倍。到2009年底，全省全年各級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突破4 000億元，同比增長2.9%；累計實現利潤285億元，同比增長64.6%。浙江省國資委成立6年來成績顯著：與2003年相比，2009年底浙江省屬國有企業總資產達到4 416.4億元，增長2.56倍；凈資產達到1 555.3億元，增長2倍；營業收入3 013.9億元，增長2.46倍；利潤180.5億元，增長2.13倍。截至2009年，浙江省已經有3家經營規模超1 000億元的大型國有企業——浙江交通集團、浙江物產集團和浙江能源集團。

　　在浙江省，各地從區域經濟發展需要出發，積極推進國有資本的布局調整，提升地方經濟的整體競爭能力。如在創造了“溫州模式”的溫州市，2009年全市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到755.2億元，同比增長5%；實現所有者權益239.16億元，同比增長8%；營業收入、利潤總額與上交稅金總額與上年大體持平。市國資委監管的32家國有企業在營業收入同比下降8%的不利情況下，全年實現利潤總額6.66億元，同比增長17%；資產總額達到301.03億元，同比增長12%；實現所有者權益132.47億元，同比增長16%；累計上交稅收5.29億元，同比增長13%，為溫州市保增長、惠民生作出了重要貢獻。該市領導認為：雖然溫州民營經濟在GDP中占據絕對優勢，但是國有經濟在溫州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仍不可替代，無論是在港口、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產業，還是公交、水務、煤氣等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國企都處于支柱地位，發揮核心作用。目前，溫州市制定了市屬國有經濟三年行動計劃，正有序推進布局調整。

　　在“市場為王”、以小商品聞名于世的義烏市，從1998年開始對全市200多家國有企業進行改制，盤活企業存量資產20多億元，國有資產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集中進入關系國計民生、基礎性、城市基礎建設等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成功探索出一條國企搭臺、民企唱戲的發展模式。2009年底，義烏市共有經營性國有企業25家，其中國有獨資企業10家，國有控股企業11家，資產總額達到151.51億元，2009年銷售收入53.61億元，利潤9.91億元，上交稅收6.34億元。2009年，義烏市國資局成立，根據布署，義烏市國資改革爭取3年實現國有資產規模翻一番，使國有經濟總量超過500億元，利潤總額超過15億元。義烏市副市長季金甫認為：“越是國際化，越是競爭加劇，國企的優勢和作用會越來越大，承擔的角色和任務也會越來越重要。”

　　綜上所述，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國有企業的集體崛起、做大做強，根本原因不是依靠壟斷，不是碰巧搭上了經濟全球化的便車，而是依靠改革開放，依靠轉機建制，依靠按照市場規律和企業發展規律經營企業、管理企業、監管企業，依靠企業廣大職工的艱苦奮斗。正如李榮融所說，無論什么所有制的企業，只有按規律辦事才能搞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只要按規律辦事，國有企業就一定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