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棉能抵抗棉鈴蟲,但盲蝽象悄然上位
□ 記者 王強
它身長1.5厘米左右,由于高度色盲,只能靠嗅覺高度靈敏的兩支觸角感知外部世界和尋找食物。它害怕陽光,喜歡晝伏夜出,在陰涼月色下開始工作,把針刺式的吸食器刺進棉花的嫩葉、幼芽或者花蕾,貪婪地暢飲。
每年5月,華北的棉花開始進入生長期,當溫度達到15℃以上、濕度高于60%,盲蝽象的蟲卵開始孵化。5月中下旬,棉花枝葉開始伸展,盲蝽象也長大了。自從1997年開始大規模種植轉基因Bt抗蟲棉,這種半翅目小蟲占據了棉鈴蟲的生態位,成為中國棉田最主要的病蟲害。
5月14日,美國《科學》雜志網絡版發表了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所長、植物病蟲害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吳孔明帶領的一個團隊的論文——《Bt棉花種植對盲蝽象種群區域性災變影響機制》。
吳孔明等人的研究表明,Bt棉花大面積種植有效控制了二代棉鈴蟲的危害,棉田化學農藥使用量顯著降低,但也給盲蝽象這一重要害蟲的種群增長提供了場所,導致其在棉田暴發成災,并隨著種群生態疊加效應衍生,而成為區域性多種作物的主要害蟲。
對于這一最新研究成果,不論是轉基因技術的堅決反對者,還是轉基因技術的擁躉們,都給予了認可和高度評價,認為這是全球首個涉及多種農作物、大時間尺度的有關轉基因商業化種植的生態影響評價研究。
棉鈴蟲走了
吳孔明研究棉花害蟲已經20多年了,在轉基因抗蟲棉廣泛種植之前,他們的工作主要針對的是紅蜘蛛和棉鈴蟲等的防治。1990年代初的幾年里,由于長期通過噴灑擬除蟲菊酯類農藥對付棉鈴蟲,使得喜歡鉆吃棉桃的這種害蟲產生了可怕的抗藥性,棉鈴蟲在中國大面積爆發。在吳孔明的記憶里,1992年是一個頂峰,華北地區棉花減產超過30%,經濟損失超過100億元。
正當中國為棉鈴蟲頭疼不已時,國內外的科學家們正在研究一種轉基因技術,希望通過將一種蘇云金桿菌(簡稱Bt)微生物的基因植入植物,使作物對棉鈴蟲具有天然的抗蟲性。1996年,美國開始商業化種植Bt棉,這種轉基因作物迅速表現出了良好的抗蟲性狀,農藥的使用量大幅度下降。
1997年,中國政府正式批準商業化種植Bt棉。到2000年,中國棉花主產區之一的華北各省已經基本普及種植Bt棉。2007年,中國有380萬公頃Bt棉田,占全國棉花種植面積的69%。
也就是從1997年開始,吳孔明和他的同事們開始了一項跟蹤研究,即轉基因Bt棉在中國商業化種植對生態環境和農業經濟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范圍涵蓋到華北1000多萬戶棉農常年種植的300萬公頃棉田和2600萬公頃其他寄主作物。
2008年9月,吳孔明等人在田間模擬研究和分析1997—2007年間中國北方六省Bt棉的農業數據基礎上,第一次在《科學》雜志發表論文,而且是封面文章的顯著位置。中國植保學家們經過10年對于棉鈴蟲種群地位演化與Bt棉花的關系的研究,闡明了Bt棉花的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破壞了棉鈴蟲在華北地區季節性多寄主轉換的食物鏈,壓縮了棉鈴蟲的生態位,不僅有效控制了棉鈴蟲對棉花的危害,而且高度抑制了棉鈴蟲在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作物田的發生與危害。該成果為解釋轉基因抗蟲作物對靶標害蟲種群演化的調控機理和棉鈴蟲的可持續控制奠定了基礎。
但吳孔明等人當時也謹慎地指出,轉基因Bt棉雖然帶來了一種控制病蟲害的新思路和新工具,但目前還不清楚其對生態和經濟的長期廣泛影響。
盲蝽象上位
在這項漫長的跟蹤研究里,也包含著一項對棉田次生害蟲的監測。
“棉田是個復雜的生態系統,生活在其中的害蟲就有300多種,不同的種植模式下,不同的生物會演化成為主要害蟲。”吳孔明說,“我們的關鍵研究之一就是要觀測在轉基因Bt棉商業化種植后,誰會補上棉鈴蟲的生態位,成為主要害蟲。”
在長期的耐心監測過程中,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叫盲蝽象的害蟲正悄然上位。吳孔明介紹,盲蝽象這種雜食性害蟲在中國的棉田里一直屬于次要害蟲,以前噴灑農藥在殺死棉鈴蟲的同時,順便也就干掉了盲蝽象,基本無需專門防治。
但隨著Bt棉花的大面積種植,用藥量下降了30%—40%,而Bt棉花只對標靶害蟲棉鈴蟲等鱗翅目生物有防治效果,對半翅目的非標靶害蟲盲蝽象不具防治意義。根據1997—2008年吳孔明等對華北六省38個觀察點的監測,棉田盲蝽象的發生數量隨著Bt棉花種植比率的提高呈顯著上升趨勢。他們對華北地區77個觀測點的棉花、棗樹、蘋果、梨樹、桃樹和葡萄等作物上盲蝽象危害程度的監測也顯示了同樣的結論。
“我們發現,自1997年以來它們的數量增加了12倍。現在盲蝽象成了北方地區的主要害蟲。”吳孔明說,如果不加控制,盲蝽象將成為另一個“棉鈴蟲”,危及整個棉花種植產業甚至國家經濟。
而自從Bt棉花在中國商業化種植后,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專家們也一直在就推廣轉基因抗蟲棉對次要害蟲和農藥施用的影響進行調查研究,該中心主任黃季和研究員胡瑞法從1999年開始對華北等棉區的Bt棉生產開展跟蹤調查,他們的研究也顯示,農民種植Bt棉花的主要結果之一就是大量減少農藥施用量。而來自河南和河北的棉農向他們反映,盲蝽象確實上升為主要害蟲,嚴重程度從2002年以前的“輕度”發展到2004年的“重度”。但他們在2007年發表的公開論文上認為,現在的證據表明次要害蟲數量上升的原因除與轉基因抗蟲棉推廣農民農藥施量減少有關系,在更大程度上與氣溫和降雨有直接關系。
吳孔明的研究成果在《科學》雜志網站上發表后,一直對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持反對態度的綠色和平組織隨后對該研究論文進行了解讀,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方立鋒稱:“此項研究再一次有力地證實轉基因作物存在著嚴重的長期安全性問題,為中國目前對轉基因水稻的規劃提供了重要的借鑒意義。國內外的實際案例都不止一次地表明:種植轉基因棉花的棉農對農藥的使用不減反升,生產成本投入比普通棉農增加了3倍,但收入反而低了8%。設想,一旦13億人的主糧都遭受次生害蟲的侵襲,這將對中國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形成巨大的威脅。”
今年2月,綠色和平(中國)曾發布了一份名為《轉基因作物的經濟代價》的調查報告,5月份,綠色和平將上述最新的解讀加入了這份報告中。該報告指出,中國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次生害蟲頻發,并日漸成為主要害蟲,致使農藥施用量大增,生產成本加大。
轉基因之禍?
套用一句時下最流行的卡佛式的語句:當我們在談論轉基因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一直以來,農民們希望這種技術能帶來更高的產量、更少的病蟲害以及更低的種植成本,綠色和平等環境主義者對轉基因技術商業化持猛烈的批評和懷疑,而轉基因技術的擁躉和跨國公司們一直在努力證明這種技術給人類帶來的光明前景。
棉田次生病蟲害的問題,轉基因是罪魁禍首嗎?
在沒有明確的科學研究結論情況下,綠色和平認為轉基因技術起碼是嫌犯。方立鋒和他的同事們翻譯了綠色和平大量的國際研究案例,也曾在去年到江蘇省爆發黃萎病的轉基因棉田里去調查。他們據此認為,目前中國的轉基因棉花種植過程中問題不斷涌現,特別是2009年江蘇省的棉花種植受病蟲害影響損失嚴重,部分地區甚至減產絕收。當年中國棉花生產出現下滑,面積和產量均減幅超過10%,綠色和平認為轉基因棉花可能是原因之一。
方立鋒還告訴《商務周刊》,兩年前,美國康奈爾大學和中國科學家歷時7年對481戶中國棉農的調查發現,轉基因棉花的長期經濟效益不佳。這些農戶在種植轉基因棉花的第3年經濟效益最大,他們的平均殺蟲劑用量比種植普通棉花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但情況從第4年開始逆轉。轉基因棉花盡管抑制了棉鈴蟲,但間接縱容了盲蝽象等其他害蟲。當年轉基因棉花種植戶殺蟲劑用量開始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種植戶高了3倍,而他們的收入卻低了8%。到第7年,轉基因棉花種植戶所使用的殺蟲劑,已明顯高于普通棉花種植戶,加上轉基因棉花種子成本也較高,凈收入大幅下降。
記者采訪得知,與康奈爾大學合作的中國科學家就是胡瑞法。但胡瑞法顯然對綠色和平列舉的這個例子不滿,他告訴《商務周刊》,確實與康奈爾大學在2004年有過合作,當時的調查由他帶隊組織實施的,調查數據他們錄入后分別由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康奈爾大學分析,但顯然康奈爾大學錯誤使用了或者有選擇性地使用了他提供的數據,得出了上述結果。
“我們的數據不可能得出那樣的結論,盲蝽象上升確實是一個客觀問題,但它并不足以抵消棉農因種植抗蟲棉帶來的效益,直到今天,農民種植成本比種植Bt棉花前還是下降的,這是我們的結論。”胡瑞法說,期間他們也曾一再與康奈爾大學交涉,但對方并沒有理會。
吳孔明顯然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工作與轉基因過多聯系起來。他對《商務周刊》說:“我們的研究出發點在植物保護和病蟲害防治上,只是由于傳統的棉田越來越多變成了轉基因棉田,我們才與轉基因有了關系,但我們是純粹獨立的國家公益性研究機構,研究成果是為我國棉花害蟲防治服務的。”
吳孔明認為轉基因技術是科學發展的產物,其本身是中性的,不管是應用傳統產品還是轉基因產品,關鍵是評估該產品科學層面上的安全性而不是產品研發所采用的技術類型。他支持人類商業化利用已通過安全性評估的轉基因產品,希望以一種科學與理性的態度對待轉基因技術。
“盲蝽象的出現不是因為抗蟲棉大面積種植造成的,二者有相關性,但不是因果關系。”吳孔明解釋,其實不論是種轉基因抗蟲棉還是非轉基因棉,只要減少用藥,盲蝽象都會上升為主要害蟲,“嚴格說,這和抗蟲棉沒有直接關系,只是與防治棉鈴蟲用藥量有關系”。
吳孔明告訴《商務周刊》,1998年到2009年期間,在植物病蟲害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河北廊坊試驗站,他們曾密切監測盲蝽象在Bt棉田、常規棉田以及不同農藥處理棉田的種群季節性消長動態,結果發現,Bt棉花和常規棉花上的盲蝽象種群發生數量沒有明顯差異,而進行棉鈴蟲化學防治的棉花上盲蝽象的種群數量卻顯著低于不進行防治處理的棉花上的發生數量。
“這說明,Bt棉花對盲蝽象種群發生沒有明顯影響,而防治棉鈴蟲使用的廣譜性化學農藥才是有效控制盲蝽象種群發生的直接原因。”吳孔明解釋道。
“但危害的事實確實發生了。”方立鋒說,“綠色和平的意見只是通過這些希望中國在轉基因生物種植的決策過程能更加公開透明,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在轉基因作物的長期安全性問題未得到科學解釋時,不要貿然頒發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允許大面積商業化種植。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已經被證實行之有效的技術和方法,如生態農業,能夠綜合防治病蟲害,提高產量和保證農民生計,這才是中國農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出路。”
轉基因作物在田間的失敗案例
一、中國轉基因棉花失敗案例
鹽城是江蘇的主要棉產區之一。綠色和平走訪了種植轉基因棉多年的鹽城大豐市三龍鎮、萬盈鎮、大橋鎮和草廟鎮,發現由于轉基因棉的病蟲害、種植成本等問題,棉農們的收入開始不斷下降,農民的生活受到一定影響。受訪的棉農均表示,從2010年開始必定將減少種植轉基因棉花的面積,甚至考慮放棄種植轉基因棉花。
二、哥倫比亞轉基因棉花失敗案例
在 2008/2009生長季,哥倫比亞轉基因棉花的失敗案例使得農民損失慘重。在哥倫比亞最重要的棉花生產大省Cordoba,種植的兩個轉基因棉花品種被證實受害嚴重。這兩種轉基因棉花都具有抗除草劑(草甘膦)和 Bt抗蟲(棉鈴蟲)性能。種植棉花的農民說,與開發這兩轉基因品種的公司的鼓吹相反,這兩種抗性都沒有體現,反而轉基因棉花更易受到粘蟲的侵害,也更易受到草甘膦除草劑的損害。哥倫比亞棉花種植者聯合會(CONALGODON)估計,Cordoba省的棉花產量最終會因此而損失12.8%。哥倫比亞中部Tolima省的棉農也報告了一種新的孟山都轉基因棉花品種的失敗案例,該轉基因棉花的棉纖維產量更低。
三、美國轉基因大豆減產
轉基因作物減產的跡象一般稱為“產量阻礙”,是轉基因技術非預期效益的實例。在1990年代后期,美國種植轉基因大豆不久就表現出產量阻礙的現象。前美國政府科學顧問Charles Benbrook和內布拉斯加大學Roger Elmore都記錄了這樣的問題。據估計,2006—2009年,美國的農民因種植轉基因大豆而減產的量達3100萬噸。在最近的 4年時間里,由于減產帶來的經濟損失超過110億美元。
四、美國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問題嚴重
長芒莧是一種風媒授粉植物,因此這種對除草劑的抗性就會通過其高度流動性的花粉進行遠距離的傳播。憑借風的快速傳播,具有抗性的長芒莧群體正迅速擴大,在全美國范圍受害的面積無法估計。2005年,長芒莧的草甘膦抗性在美國南部喬治亞州首次得到證實。2009年,僅阿肯色和田納西兩州就有超過50萬公頃的農田受害。
(摘自綠色和平組織報告《轉基因作物的經濟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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