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軍

　　過去，中國沒有選擇，但現在，一味追求低成本的情況應該到頭了

　　5月26日晚11點，富士康深圳廠區又發生一起員工跳樓事件，這是半年內發生在富士康的第12跳！員工跳樓無疑是悲劇，但更大的悲劇則是：富士康無法制止悲劇的一再發生！

　　在一個強調民生和以人為本的國家，富士康跳樓事件已不再是一家企業的偶發個案，而成了一個嚴重的公共事件。在任何一個文明國家，任何一家有頭有臉的企業如果連續出現這類事件，都會受到嚴重的警告和對待。但迄今為止，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受到這種待遇。國內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只是督促、協助富士康進行調查，有地方官員出面表態，將跳樓事件的部分原因歸咎于80后、90后的年輕人情緒容易波動。從政府的角度，這種公共表達無疑是很不合適的。

　　為什么富士康會發生連環跳？除了各方探討的各種原因，筆者認為，應該從郭臺銘旗下企業的“基因”和企業文化來尋找原因。郭臺銘旗下的旗艦公司鴻海集團和富士康，已經習慣了做代工業的“王者”。這個在中國大陸就有80萬員工的企業老板，將低成本代工業發展到了極致。他的核心法寶就是以“半軍事化的管理”、以效率和低成本來獲得市場。郭臺銘對鴻海和富士康的成功曾作過如下總結：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技術、一流客戶。

　　顯然，客戶在鴻海和富士康是排在第一位的，富士康的確有世界一流的客戶，如蘋果、戴爾、惠普等；而人，在富士康是被排在最后的。一本總結郭臺銘這位臺灣首富成功之道的書中曾提到，郭臺銘表示“Cost down(即降低成本)也是一種服務”的策略，企業能夠以虧本價接單，卻以盈利來輸出產品，通過嚴控成本以至在微利之間險中救勝，成為富士康成功的法寶。從2000年以來，中國內地的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再加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沖擊，為了抵抗邊際利潤一再下跌，富士康不得不進一步壓低成本。不斷壓低成本的做法，已經成為郭臺銘旗下企業的基因，成為一種企業本能。

　　富士康的廠區內有游泳池、有宿舍、有醫院、有托兒所確是不假，但幾十萬人被圈在一個狹小的區域里工作，缺乏交流、缺乏娛樂，對于很多年輕人來說意味著絕望。在富士康有工作經歷的人說，“一進那個工廠，氣氛就很凝重，除了機器設備、宿舍，什么醫院，托兒所都在里面，完全就是在暗示你，你這輩子呆這里就這樣了。”這種生產與管理格局的形成，與富士康和鴻海的企業文化不無關系。

　　富士康在中國并非個案，許多類似事件，與中國當前的發展方式有關。誰需要富士康？中國政府需要它，因為它能解決就業，僅在深圳工廠就雇傭了48萬人；深圳市政府需要它，因為它能帶來稅收，其產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貿出口的22%，每年為深圳創造超過百億元的稅收。長期以來，我們都做低端代工，只重視工人作為廉價生產要素的“物性”，忽視了工人的“人性”，這成為相當長時間內的時代特點。過去，中國沒有選擇，但現在，一味追求低成本的情況應該到頭了。

　　跳樓事件是富士康的一次危機，但也反映了過去中國以低成本要素參與全球化的時代特點。企業必須為此負責，社會也應該對此反思。在一個強調以人為本的時代，人的生命應該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在連環跳樓事件之后，中國低成本代工的模式恐怕不得不進行調整。 

　　作者系安邦咨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