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斌圣

　　中國未來商業文明升級的方向是介于日本和美國之間、融合自我傳統的一條路徑，至于具體的模式，還有賴于杰出企業和企業家的出現。

　　德魯克上世紀90年代曾預言，中國10年內會出現自己的管理大師，有獨立的企業運營思想。但遺憾的是十幾年過去了，中國依然沒有出現德魯克預言的大師級企業家。

　　我的看法比較悲觀，從這個時間點算，未來10年，中國恐怕還是難以出現大師級的企業家。

　　2009年11月，我帶著長江商學院的EMBA團隊去日本考察，感觸很深，特別是對“四大經營之圣”之一的稻盛和夫先生，他的理念很簡單，就是敬天愛人，用這種理念去經營他的企業。這次去實地考察，發現這種理念和儒家的仁愛理念其實一脈相通，可是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沒人用這種理念、用這種文明去真正經營企業。在中國目前的階段，我們考慮的還是發展經濟和一切向錢看，以獲得自身包括企業利益的最大化。

　　在這種大的環境下，我們一方面要關注商業文明，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如何對未來的商業文明能夠有所貢獻；另外一方面我們要有敬畏之心，因為我們還差得很遠，我們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實實做起來，先把我們很多的法律、經濟機制的問題解決，同時強化商業道德，然后才有可能要考慮商業文明的問題。

　　我們的現狀是讓人樂觀不起來的。我的專業是研究公司戰略的，從這個角度看，目前很少有中國企業能夠真正把商業道德或者商業文明融合到戰略層面。

　　在企業實例中，我發現皇明太陽能集團的理念很有啟示意義。其總裁黃鳴先生的理念是：怎樣把一個看似公益性質的東西真正做成一個有商業價值的東西，他稱之為“商務派”，以對應于“政務派”，即更多的靠政策來吃飯。我認為，把對社會有利的事情做成，同時又能產生盈利，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如果能推而廣之，將對中國的商業環境起到很好的引領作用。

　　商業文明的進步，風氣轉變是第一步，這就需要卓越的企業家發揮作用，特別是大師級的。

　　我們現在看日本的“四大經營之圣”，他們基本上都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后20年左右的時間。但從更長遠地看，日本的現代企業思想是從明治維新時代就開始了，經過了100多年，而且這個商業文明的進程是基本延續，沒有斷裂的。

　　我國的現代商業文明雖然也發端于19世紀末，迄今也經過了100多年，改革開放經濟起飛也已經過了30多年，但我們因為社會歷史的變革，商業文明進程經歷了幾次大的斷裂，現在還處在模仿別國和自我修復的進程，要形成自己的企業思想體系還需要時間。

　　至于中國商業文明升級的具體路徑，情況非常特殊，新中國建立以后是學蘇聯模式，改革開放早期是學日本為主，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又主要以美國模式為樣板，這同時還有中國自有商業文化、傳統的貫穿和影響，比如儒家，以及我們的地方商幫傳統。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由于文化上的相近，日本最可能成為我們商業文明晉級的一個榜樣和方向，我不這樣認為。中國和日本在一些文化層面上是非常契合，比如以唐為代表的文化傳統，但在民族性格上，我們是更接近于美國的，日本人是集體主義意識非常強，我們骨子里則是個人主義的，即使是儒家理念也是如此。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和“修、齊、治、平”，都是以個人為中心來看待世界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未來商業文明升級的方向是介于日本和美國之間、融合自我傳統的一條路徑，至于具體的模式，還有賴于杰出企業和企業家的出現。

　　(原文發表于2010年1月23日《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