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吳曉波《吳敬璉傳·“孤獨戰士”》

　　蕭惑之(北京) 圖/CFP

　　吳敬璉教授一貫認為——“由于政府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較困難的，對于舊體制中有種種權力和利益的人來說就更困難。但是，我們只能堅定不移地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難，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難”。由此而引發出諸多的爭論，往往使吳敬璉教授成為爭論的漩渦和“孤獨戰士”。

　　當前的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最受關注的熱門話題。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領導干部關于經濟發展轉型的研討班上，用了50次“加快”這樣的語氣，可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何等的重要。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在“兩會”期間，為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緩慢的狀況“把脈”，認為“體制性的障礙”主要是“政府支配資源過大，政績觀過于強調GDP，財政體制和市場化改革滯后”。因之，吳敬璉教授開出了“藥方”：第一是改造我們現在的加工制造業；再是培育我們的新興產業。“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提供共用的技術；政府要有所不為，不違法設立行政許可和市場準入，不指定技術路線”。

　　日前，我拜讀了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的新作《吳敬璉傳》，特別是書中最后的一個章節——“孤獨戰士”。掩卷沉思，一個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堅持自己的觀點，“荷戟獨彷徨”，經得住喧鬧，耐得住寂寞，感人至深，催人淚下。正如封底的廣告詞所言：“‘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符號性人物，吳敬璉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了經濟學家的職業范圍。他的學識、他的操守、他的社會責任感，匯集成他獨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圍的人，而每多一個被他感染的人，中國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就多一份希望。”

　　“工業化道路”之論爭

　　凸顯吳敬璉的遠見卓識

　　2003年10月，吳敬璉教授多年來研究改革理論的成果結集《當代中國改革》問世。好評如潮，不脛而走，不到3個月即銷售告罄，一時洛陽紙貴。這部被認為是“運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工具考察中國改革”的扛鼎之作，能否運用到中國的改革實際呢？

　　2003年10月，吳敬璉教授考察了“中國制造”和“房地產業”，對“瘋狂投入”產出的效益和“利益驅動”的科學性產生質疑。為此，他在“當前經濟形勢分析與展望”的發言中，“肯定宏觀經濟形勢出現了‘過熱’，主張采取適度從緊、相機微調的總量政策，防止進一步‘過熱’造成大起大落的經濟波動。”

　　盡管吳敬璉的意見在“決策層”和經濟學家中都不占主導地位，但是他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學者，仍然堅持自己的觀察分析結論。他作出振聾發聵的警告：“如果聽任投資加速擴張，一旦資源短線支持不住，就會出現市場崩潰、大量產品賣不出去的情況。于是，經濟由‘過熱’急速變為‘過冷’，就是‘大起’必有‘大落’的道理所在。”

　　爭論的實質是“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應該選擇怎樣的路徑問題。當時一些決策者和很多學者都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趨勢是迎接“新型重化工業化時代”的來臨。甚至有媒體宣布，“現在，政府、學界和企業界顯然已經取得這樣的共識：重化工業化是中國經濟不可逾越的階段。”還引用德國著名經濟學家霍夫曼的話——“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要經歷一個重工業化階段”——來助陣。其實，這個“理論”的鼻祖應該是斯大林，他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路線”，很長時間一直是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方向，似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吳敬璉教授為了探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理論問題，他遵循著名經濟學家顧準的研究方法，“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相關的理論進行研究”，結合國情，分析綜合，終于得出了自己的研究結論。早在1957年，顧準發表的《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就是對“斯大林經濟模式”的反思。這篇文章也是對當時主管制定經濟政策的一位“高官”錯誤觀點提出的批評。

　　吳敬璉教授的研究結果是：不論是斯大林的理論路線，還是“霍夫曼經驗定理”，都不過是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期就已經超越的所謂早期增長模式(或稱“粗放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發展方式”)的理論表達。最早對這種靠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進行分析批判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吳敬璉得出的結論是：各國經濟發展中不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重化工業階段”。中國實施“十一五”規劃(2006-2010年)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努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吳敬璉在看到“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取得成功的同時，又特別指出十分嚴重的兩個消極后果。一方面，國人驕傲的“中國制造”，其中大部分是價值鏈的低端；缺乏自主創新和專有技術，“以量取勝”只能是過度消耗資源、嚴重污染環境，背負著“傾銷”的惡名。另一方面，“出口導向”是建立在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前提下，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乃至最終破滅。事實勝于雄辯，2009年的中國經濟實際狀況，被吳敬璉“不幸而言中”。

　　令人欣慰的是，黨的“十七大”后，黨和政府的文件，已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產業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等要求寫入其中。但“紙上‘說’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踐行’”。在吳敬璉的憂慮中，主要是：增長方式轉變存在著“體制性障礙”；支持鼓勵創新創業活動的政經體制和經營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來。

　　吳敬璉教授一貫認為——“由于政府改革的實質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較困難的，對于舊體制中有種種權力和利益的人來說就更困難。但是，我們只能堅定不移地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革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難，革既得利益者的命更難”。由此而引發出諸多的爭論，往往使吳敬璉教授成為爭論的漩渦和“孤獨戰士”。

　　“眼睛盯著真理”吳敬璉“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吳市場”的“浪名”原本是主政的計劃派官員強加給吳敬璉的貶義詞，而在堅持市場經濟改革的人們心中則反其意而用之，具有崇敬的內涵和親切的褒揚。在《吳敬璉傳》的扉頁有吳老的親筆題詞——“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可視為“這個從外貌到靈魂都干干凈凈的人”畢生追求的奮斗目標。吳敬璉強調的是“法治”，有水之治；而不是“法制”，立刀之制。于是，吳敬璉教授繼“吳市場”之后，又有了新的稱呼——“吳法治”。

　　2004年的夏天，熱風撲面，香港金融學教授郎咸平，連續對中國一些著名企業的產權改革提出質疑，傳媒大勢張揚，譏諷中國“經濟學界集體失語”。在這場“郎旋風”的爭論中，吳敬璉教授被疑似為“支持盜竊國有資產的‘共犯’”。如果說，郎咸平教授早期對諸如“格林柯爾”掌門人顧雛軍的批判有警示和借鑒的意義，那末，他后來橫掃千軍擴大到整個國企、提出“國退民進”的命題，則走向極端，失之偏頗。當“討伐”聲直接涉及到吳敬璉教授時，這位“無私利可言，沒有和任何企業達成利益勾連，既不炒股票亦不做投資，子女或親戚都不從事商業活動，對名利已失去追逐熱情”的老人，不得不出來說話了。

　　“我認為，問題不是出在改革的大方向上，而是與一些跟這個改革大方向相背離的做法有關……所以，我們要減輕臨產陣痛的途徑不是‘墮胎’、‘開倒車’，而是堅定穩妥地推進改革開放。”如果說這是不點名批判的話，那末，當郎咸平在2005年11月發表《人吃人的中國亟待和諧化》的文章后，吳敬璉教授不得不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評——“郎咸平教授對中國情況的總體判斷是‘國企改革天怒人怨’，‘教育改革成本由窮人負擔，醫療改革基本失敗，三農問題觸目驚心’，‘所有這一切，都源于市場化改革’，以致使中國‘變成一個人吃人的社會’，以致‘社會之壞5000年僅見’！郎咸平說民營企業盜竊國家財產，中國的著名企業幾乎無一漏網。郎咸平還說民營企業效率比國有企業效率低，所以國有企業不應該改革。有學者用數據反駁他，他說‘我討論大是大非問題，我不討論小是小非’。”吳敬璉針對這種偷換概念的論調，單刀直入地批駁說，“既然是大是大非問題，就應該討論清楚。我不贊成用行政壓制討論，但不能用造謠、煽動弱勢群體的這種辦法來討論；如果用這種辦法，就是‘搗漿糊’，把事情攪成一團糟。”吳敬璉教授振聾發聵地呼喊，“改革開放是關系到我們國家前途的戰略措施，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去年10月反改革的聲音達到高潮，我認為這是令人氣憤的。”

　　不無遺憾的是，當時的多家媒體和眾多網民，幾乎沒有傾聽吳敬璉教授關于“大是大非”的論爭，學界對“理性的辯論”似乎也很淡漠，忘記了“真理也需要有一個讓大眾認識和信服的過程”。吳敬璉感嘆道，“弱勢團體不但不會抗議，反而還會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受到損害。”嗚呼！“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中國的改革實踐再一次證明，每當“仰望星空”的時候，“孤獨”總在“左右”。“寄意寒星荃不察”是一種莫名的悲哀，惟有堅持“上下求索”，才能得到心中的寧靜。

　　被譽為“中國經濟學界良心”的吳敬璉愈老彌堅，毫不氣餒，他認為，“極左派”之所以能夠掀起大浪，是他們能夠運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言說，誤導那些對于“權貴資本主義”懷有正當義憤的人們，使他們跟著自己走上反對改革的道路。然而，吳敬璉更看到，民眾又是通情達理的，只要有正確的輿論導向，他們總是能夠弄明白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他語重心長又堅持己見地說，“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

　　吳敬璉在《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一書的序言中，充滿憂患意識堅持“布道”——“中國改革并不是一路凱歌”。我們既要看到“經濟改革從非公經濟入手”，取得了亙古未有令世界矚目的成績；更要厘清“以雙軌制為特征的尋租環境廣泛存在，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四處蔓延。”還有誰比這講得更透底嗎！

　　中國當今著名的兩位經濟學家——吳敬璉和厲以寧，前者有“吳市場”的“雅號”，后者有“厲股份”的“冠名”，盡管他們對改革的思路有著自己的理解，可是對“改革開放30年”的遺憾卻驚人的一致——“最大的遺憾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失敗”。吳敬璉教授談鋒直指“在位的官員”，一語破的地說，失敗的原因“我看不到是什么財政困難，而是他們從自己的工作方便、從自己的權利、從自己的利益著眼太多，所以愿意保持舊體制，所以使它遲遲不能實現。”這就是“治國必先治吏”的原因所在罷！

　　吳敬璉教授提出警告：“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一方面持謹慎樂觀態度，另一方面又常常有危機感。由于受到某些社會力量的阻礙和反對，改革形勢可能出現逆轉。”嗣后，吳敬璉又在多種場合重復他的觀點。“這種阻礙和反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由于某些在轉型期中借特權受益的既得利益者的干擾，使得一些重要的改革受到阻礙或者遭到扭曲，從而使腐敗等權貴資本主義的現象愈演愈烈；另一方面，一些改革開放前舊體制和舊路線的維護者利用這種情勢忽悠大眾，把他們引向反改革開放的方向。如果他們相互為用，扭轉改革的大方向，就有可能造成大好形勢的逆轉。”

　　吳敬璉教授謙稱自己是一個“悲觀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往往在現實世界里面，就會變得很悲觀”。魯迅先生在小說集《彷徨》的題詞中有“荷戟獨彷徨”的詩句，彷徨者，有“振翅盤旋”的意味。魯迅經過“上下求索”的戰斗，終于走出了陰影，他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我已決定不再彷徨，拳來拳對，刀來刀當，所以心里也很舒服了”。飽經風霜“特立獨行”的吳敬璉教授，“八十初度”時，曾對人們說——“我認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不可能被打斷，它必將曲折前行。”

　　對“眼睛盯著真理”的吳敬璉教授而言，“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襲用”。冀望吳老“期頤之年譜華章，百年風云笑談中”，我們期待著！

　　編稿人語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

　　這篇讀書札記，只是從“孤獨戰士”的視角，寫下一點讀書感言，充滿對吳敬璉教授的敬佩之情。其實，財經作家吳曉波的力作——《吳敬璉傳》，詳實地狀寫了吳敬璉教授的經濟理論創新之路。縱觀吳老的治學態度，正是一個經濟學人追求真理“鳳鳴朝陽”的悲歡過程。勇于“思想突圍”，師承孫冶方、顧準，為“商品經濟”翻案；誓做“護旗人”，堅持商品經濟理念，浪得“吳市場”的雅號；“經世濟民”，直言“貨幣貶值不是時候”，“放小”放出了大文章，促使經濟在風暴中逆勢上揚；“聲望巔峰”之際，預言“泡沫破滅”，痛批“股市黑幕”，提出“法治的市場經濟”，又獲“吳法治”的美譽；即使“荷戟彷徨”成為“孤獨戰士”，依然堅持己見，不愧為“眼睛盯著真理的人”。“盡管他的話常常掀起波瀾，而他的話又是經濟發展中不能被忽略的聲音。”《華爾街日報》聲言，“如果說中國有一位經濟學家的意見永遠值得聽取的話，那就是吳敬璉。”吳敬璉教授是中國經濟學家的杰出代表，我們期許這位奔向“米壽”的老人，特立獨行，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出謀劃策。

　　鏈 接

　　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家，上海交通大學EMBA課程教授，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著有《大敗局》、《激蕩三十年》和《激蕩一百年》等著作。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年度“中國青年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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