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經濟學家為了證明一份“良心”而失去邏輯判斷的能力，以為在超額貨幣增長中還會有既無通脹又無泡沫的選擇，在哪里呢？在烏有之鄉！

　　金巖石，1989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國際經濟學博士學位，1987至1989年為哈佛大學索羅斯基金學者。1990年進入美國證券業。2001年底回國，2004至2005年受聘為全國人大財經委《證券法》修訂小組項目專家。現任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兼上海交通大學海外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

　　城市樓價飆升的原因有很多，但2009年以來，房價升勢兇猛，全國商品房銷售額占GDP的比重創了新高，前三季度累計達12.64%，預計全年將超過17%。樓市量價齊升，背后的原因是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是今年實現“保8%”的原動力，這就出現了本文的題目：高房價是為了創造就業必須支付的代價。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器有“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消費。今年以來，出口急劇下降導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驅動由正轉負，于是投資驅動頂替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到87%以上。在投資驅動中，政府主導的投資貢獻了80%以上，而政府投資的資金來源80%以上來自于超額貨幣發行。把這三個數字放在一起，就是一個超額貨幣驅動政府投資的增長模式，政府投資過去多年也經常是在“三駕馬車”中領頭的。在廣義貨幣增速從2009年4月份跳升到25%以上之后，各地房價相繼止跌回升，迅速演變為爆發性上漲。我說過京滬樓價在5年內至少再翻一番，沒曾想一些樓盤的均價在5個月內就翻番了！

　　房價上升和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突然提速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高額的貨幣發行驅動高額的政府投資，高額的政府投資驅動國民經濟的高增長，目的是要化解高失業，在這樣一個“四高”的經濟增長模式背后，還隱藏著另外一“高”，即高房價。超額貨幣注入到銀行體系后有三個主要流向：其一是流向制造業生產領域，其二是流向消費品市場，其三是流向投資品市場。在制造業面臨產能過剩的市場環境中，超額貨幣就會選擇流入消費品和投資品兩個市場，流入消費品市場會產生通貨膨脹，流入投資品市場會催生資產泡沫，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宏觀經濟的兩難選擇：或者讓少數人在資產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額貨幣，或者是讓多數人承受通貨膨脹的威脅并擔憂失業下崗。兩害相權，何去何從？答案顯而易見。一些經濟學家為了證明一份“良心”而失去邏輯判斷的能力，以為在超額貨幣增長中還會有既無通脹又無泡沫的選擇，在哪里呢？在烏有之鄉！

　　于是有人說了，GDP用漢語拼音來念是“狗的屁”，我們沒有必要如此刻意追求經濟的高增長。發展中國家為什么要追求高增長呢？因為發展就是城市化的推進，即“村里人”進城的過程：沒錢的“村里人”進城打工，有錢的“村里人”進城買房，所以城市的就業壓力長期存在，這是宏觀政策調控必須面對的現實。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二戰后成為主流經濟學，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直面國民經濟的失業問題，告訴政府如何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現代宏觀經濟學優先關注失業問題，但中國卻始終沒有全社會失業率的官方統計，只有一個相對具有可比性的城鎮登記失業率。英國《經濟學家》雜志根據這個官方統計估算出一個全社會的失業率，我們可以把登記失業率統計中的4%改為9%，再加上小數點后面的數字，中國經濟面對的失業壓力就比較清晰了。我們雖然不能無條件接受《經濟學家》的估算，但至少可以說，9%左右的全社會失業率是一個參考指標。

　　高房價迅速抬高了多數人進入樓市的門檻，使核心城市的房地產變成了一個富人的游戲。在資產泡沫的“財富效應”之下，富裕階層“炒樓”，中產階層“炒股”，低收入群體“吵加薪”，在這一片“炒吵漲漲”的喧鬧聲中，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于是有些良心的經濟學家出來仗義執言，在“為窮人說話”的口號下，高舉起堂·吉訶德的長矛向高房價宣戰。殊不知，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就是一對兒同父異母的姐妹，二者同源同種，按下葫蘆起了瓢，擠掉資產泡沫就會同時擠掉就業機會，還要再付出通貨膨脹的代價。在這種情況下，寧可聽任資產泡沫在人性的貪欲中飆升到不可理喻之處而自行破滅，把經濟學家的智慧用在化解資產泡沫破滅的風險擴散之上，也比經濟學家的良心更有價值。應該讓人們理解樓市價格波動的真相：資產泡沫不漲到荒唐至極是不會破滅的，泡沫破滅后的房價一定會遠低于今天的價格水平！

　　所以在資產泡沫中逐漸加劇的兩極分化是公平的，在泡沫化的財富盛宴之中，人們只看到了財富的兩極分化，卻往往忽視還有風險的兩極分化，富裕階層“炒樓”的風險是他們必須支付的代價。在現代市場經濟之中，富貴險中求，財富即風險，人們在瘋狂追逐財富的過程中自覺自愿地為社會分擔了風險，承擔了他們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