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自下而上、創業型、市場導向型的發展模式，以替代目前經濟對大規模政府投資、國家行業政策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的依賴

　　文｜黃亞生

　　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我發現不論是政界還是學者都或多或少“眼光向外”，我們對自己值得總結的內生模式并不是十分推崇，反而是基層政府更樂意于向那些經濟有活力的友鄰學習，在我看來，他們最是明辯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發展模式。

　　近年來，因為“中國實驗室”項目，我們接觸到了很多中小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中小企業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但其中有80%要歸結于政府環境。這也是包括我在內的學者和新聞界一直呼吁要改善中小企業待遇的原因，中國的中小企業要繼續發展，需要更好的政策環境、法律環境和金融環？境。

　　中小企業環境的惡化是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

　　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農村信用貸款到處都是，那個時候，農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其中收入增加最快的部分，不是糧食買賣，而是擺攤做小生意的部分。但在1993年，農村金融全關了，1998年出了一條行政命令，搞地下金融、小型貸款，不光是民事責任，還連帶刑事責任，當時槍斃了好幾個。中國農村金融從那個時候起開始嚴重萎縮。從那時起，農村資金開始缺乏，農民無論辦工廠還是投資小生意，都很艱難。只有浙江保留下來了。我們應該關注浙江經驗。

　　上世紀70年代，珠三角和溫州都很窮，但在今天，這幾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有目共睹。浙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以前僅列全國的中游，今天已排名全國前五位，而在上世紀70年代，浙江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地區，溫州在當時還是一個農業小鎮。

　　據中國政府公布的數據，2004年，浙江城鎮居民的利息收入是上海的4.5倍，股息收入是上海的5.3倍。盡管上海的人均GDP更高，摩天大樓更多，但在浙江和上海之間卻存在這樣的差距，這是為什么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在浙江，更多的人擁有并經營著成功的小企業。同一份調查數據顯示，浙江家庭的平均創業人數是上海的3.4倍。

　　這種現象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那里的民營經濟比較活躍，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很好。2006年，美國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訪問中國，將第一站選在了浙江省會城市杭州。 如果說中國發展存在可借鑒的模式的話，那就應該是浙江模式、溫州模式。

　　中國農民極具創業精神。浙江省如今那些規模最大的企業，許多都是上世紀80年代由農民創辦的。在這背后，起到關鍵推動作用的是那里的有利環境——不僅農業的貿易條件有所改善，還放松了管制，減少了政府的干預，改善了中國農村地區的融資途徑。

　　在上世紀90年代，主流觀點認為，農村問題就是勞動力補償問題——需要引入大量外國直接投資，建立工業區，創造工作機會。現在看來，這種觀點過于狹隘了。在上世紀80年代，全國60%以上的小城鎮企業家都來自農村。到了90年代，因為金融改革，農村金融政策在別的地方大幅度倒退，但在浙江仍在繼續實？行。

　　任何區域經濟發展僅有企業家單打獨斗并不能創造價值，必須有資源和產權保護等政策。在企業家精神與資源結合方面，浙江省的工作做得比較好。中國政府要從根本上扭轉對農民的看法。一種是自下而上、創業型、市場導向型模式，另一種則是依賴于大規模政府投資、國家行業政策以及得到政府大量補貼的外國直接投資。這就是浙江模式和上海模式之間的差異。

　　中國需要進行改革，使農民能夠獲益于自己的創業才華與經商能力。值得高興的是，自2003年以來，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已經在朝這個方向努力。

　　(作者為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