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階層的紐帶，不能是宗教，只能是價值觀，根本是義利觀。

　　文 ︱ 孫皓暉

　　商道根本：以義馭利

　　提到中國企業家，主要是指民營企業家。只有民營企業家的普遍成長，才能在中國社會樹立起一個中產階級和商人階層。社會的商業文明，也更多地是靠民營企業在培育、支撐，作為承載的主體。

　　今天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大的問題，就是沒有把中國商業文明中的優秀傳統承載下來。這個傳統是什么？說到底還是義和利的關系。當義、利發生沖突時，在企業家價值觀里哪個是本位，這是根本的商道�！秴问洗呵铩防飳Υ说谋硎鍪恰傲x本利末”，“天下大義”是商人所有牟利行為的出發點，所謂“以義馭利”，這樣才能使商人具有一種文明精神。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對商業的壓制程度比今天有過之而無不及，那時的商人能突破壓制蓬勃興起，不但成為一個階層，甚至由商入政，成長為國家政治勢力的軸心力量，關鍵是那時的商人階層有一種天下意識和文明精神。呂不韋、白圭、范蠡、寡婦清、烏氏倮……他們都以“天下大義”為先，駕馭著自己的事業。

　　這一點，在當下商人中顯得非常匱乏。中國民營企業家受行業所限，更多從事直接面對大眾消費者的行業，但他們在推進社會民生等方面，確實沒有體現出獨立精神和階層精神，“義”的方面沒有給社會留下鮮明的印象。

　　對于一些形成共同聲音的商業階層，我認為他們應該率先覺醒，形成自覺。比如最具典型性，社會最關心、和民眾的利益最相關的房地產商，他們沒有敢為天下擔待的正義精神，沒人站出來為民眾疾苦認真說話，只是滿足于“房子像大白菜般好賣”，這樣的商人，沒有自己的根基。如果他們能夠率先把義利精神樹立起來，通過最普遍的號召和行動，以“為天下筑巢”的有巢氏作為自己的精神圖騰，就如何開辟經濟適用房而努力，他們的形象會有很大改變。

　　這里面最重要的還是對社會負責任的精神，一定要以責任心為基礎付諸商業行為�！傲x利觀”——這個問題雖然古老，但仍然很新。

　　國家：建設商業文明應提上日程

　　事事都憑人的主動性和主動精神去做，當然是好的，但畢竟不是長效和常態的辦法。企業家群體的整體提升，另一個要害在于國家應該把如何培養成熟的商業文明提上日程，以樹立一個社會的商業精神。

　　中國商業文明被破壞，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國家引導、監督制度不利，國家對商業文明的建立沒有一種成熟的想法，于是點點滴滴的商業事故暴露出來時，人們純粹針對個體說話，然后很容易蔓延到個體所在的群體，比如藥商、房地產商。

　　一方面，國家應該提供給商人表現天下大義、公益心的機構和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應該推動、敦促、監督商人履行公益事業的公開和透明。商人階層如何在從事公益事業時獲得民眾的信任，要看各種基金是否扎扎實實地落實到位。不只是對商人，對于來自社會每個階層的商業行為，國家都應該有一種引導、監督的法則。這套法則實現以后，人們會對商業有一種客觀的認識，對商業信譽的回歸，也會非常有利。

　　如果國家真正重視了對商業文明的培養，通過人大立法，出臺一套激勵、刺激的機制，我相信中國商業文明的塑造一定能沿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宗教不是紐帶

　　最后我要說明的一點是，對于中國而言，我不贊成用宗教精神作為商人成長的臍帶，不贊成用宗教把商人連接起來成為一個階層。西方可以，因為西方是以成熟的宗教為社會傳統，而中國不是以宗教為精神紐帶，而是依靠文明和文化凝聚起來的族群。當然，中國有宗教，道教、佛教，各個少數民族還有自己的宗教，但這些宗教都遠遠沒有和社會主體緊密連接起來。

　　比如佛教，歷來是一種對社會逃避責任的宗教，對世界每一個文明的推進都沒起過很大作用�；�督教基本承載了西方中世紀文明，教會修建了學校和醫院，為什么中世紀西方很多國家的宗教長期政教合一呢，就是它有某種程度的入世精神。但佛教基本不具備這種東西，它奉勸逃避，奉勸六根清靜，它只要求社會向它施舍，聚斂的財富用來修寺廟、建佛像，既不為社會辦醫院，也不為社會建學校，總之它是不為社會付出的。

　　用一句不太好聽的話說，佛教就是宗教里的不粘鍋，它自身不愿意成為社會斗爭、社會前進中一個有機的主體。于是，佛教導致了印度這個曾經佛國的消亡。另外一個典型就是西藏，西藏在唐朝之前是非常強悍的民族，吐蕃一度打得唐太宗李世民很難招架，但是唐太宗把佛教引入西藏后，西藏一下子軟弱了一千多年，由一個強悍的民族一下子變成了一個畸形的政教合一的民族。

　　所以，中國企業家階層的紐帶，不能是宗教，只能是價值觀，根本是義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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