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梅隆是當今電影界包攬全球票房冠亞軍的唯一一人。他從未專門研修過經濟學，對投資成本和邊際效益的概念一無所知，他唯一會做的，就是拍一部勾引大眾買賬的電影

　　文 | 本刊特約撰稿人   瀚澄

　　人們都恨他。

　　假如你不具備最起碼的專業素質，那么和他就沒有任何對話的可能性。14年前，當你在Blue Sky/VIFX數碼工作室第一次邂逅詹姆斯·卡梅隆—這個目光狡黠、喜歡把手插進屁股口袋的加拿大人時，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問我們：“那些該死的從船上摔落時，虛擬角色的墜落軌跡該如何設計？”我們的回答是：“為什么不用真人來完成表演呢？”卡梅隆突然咆哮道：“記住，永遠不要用一個問題去搪塞另一個問題。”

　　暴君的潛在邏輯是：“我根本不知道答案。”正是如此惶恐，催生了他滿頭白發。

　　2009年12月18日，詹姆斯·卡梅隆兀自待在貝弗利山的格倫咖啡館，無聊翻閱著雜志。其實，他毫無閑心讀那些，窗外—全球的電影消費大軍，都在這一天決定著他的生死。《泰坦尼克號》終究打贏了史上最駭人的破冰之戰，《阿凡達》豈有崩陷之理？但對卡梅隆來說，這一次顯然賭得更絕，考慮哪種死法更體面，遠比思量慶功宴穿什么褲子要實際得多。好在，下了船的上帝，果然打算移民潘多拉星球了。

　　瘋魔成活：行走在風口浪尖

　　和自戀到令人作嘔的邁克爾·貝(代表作《變形金剛》)相比，卡梅隆的自信從不爆發在成功之前；與碎嘴滔天的羅蘭德·艾默里奇(代表作《2012》)相比，卡梅隆的審慎又讓媒體學會了沉默和觀望。

　　但凡了解卡梅隆的人都知道，這個被其前妻琳達·漢密爾頓尊為“魔鬼”的男人，本質上并未和其他好萊塢導演從事相同的勾當—騙錢。“對于錢，很難說我不喜歡，但獲得它們的方法，卻是花掉它們。”無疑，高投資、高風險與高回報的“卡氏定理”，在《泰坦尼克號》上位之前根本就是一句玩笑，尤其對遭遇過《埃及艷后》末日浩劫的福克斯公司來說，縱容卡梅隆就等于將自己活埋。只是，獨一無二的卡梅隆，恰恰用鈔票并聯了絕望和狂喜的兩極。

　　在風口浪尖走鋼絲，是卡梅隆從1984年開拍《終結者》時就開始夯筑的創作肌理，在他處心積慮的嘴臉背后，多半是制片商們咬牙切齒的表情。1991年之前，好萊塢一線商業巨片的平均成本，大約控制在5000萬美元到6300萬美元之間，但卡梅隆生生燒掉1億美元的《終結者2》，卻一夜擊碎了好萊塢的投入產出法則。

　　卡車司機出身的卡梅隆，從未專門研修過經濟學，對投資成本和邊際效益的概念一無所知，更別說用時間序列回歸法，去考察基于Fama-French三因素定價模型的特質波動率與橫截面預期收益的關系。

　　事實上，他唯一會做的，就是拍一部勾引大眾買賬的電影。1997年8月26日的《泰坦尼克號》內部試映會后，卡梅隆說：“我想我已經找到了養家糊口的辦法。”但當時并沒有人這么認為—在兩年多的噩夢中，卡梅隆早就想到了自殺。最初，當他端著“癩蛤蟆活剝天鵝肉”的劇本和匪夷所思的預算到處游說時，很多人就認為他應該去精神病院。但卡梅隆并不在乎，他設計了長達775英尺的外景，坐在吊車上用一支喇叭差遣無數演員，猶記福克斯CEO比爾·莫坎尼克那句仰天一嘯的悲嘆：“沒人知道花了多少錢，反正片場變成了地獄。”

　　那一夜，卡梅隆狠狠掐滅一根雪茄，宣布放棄自己1000萬美元的片酬和利潤分成。可即使這樣，福克斯還是覺得會虧錢，勒令卡梅隆把下一部片子的報酬和分成也提前交出來。最可怕的是，電影推遲了上映日期，成本則從1.1億美元追加到兩億美元，一舉刷新好萊塢的投資上限。影片登場前兩周，卡梅隆的絕望難以掩飾：“整個劇組都籠罩在大禍臨頭的宿命感之下，那是一種無法規避的恐懼。”—整句話中，竟沒有出現一個臟字。

　　《泰坦尼克號》18億美元的票房神話，最終伴隨卡梅隆的“我是世界之王”以及四聲貌似狗叫的歡呼，讓世紀末電影工業的總結，幻化成從白癡過渡到偽智叟的好萊塢制片商集體磨刀霍霍的野心。但卡梅隆很快選擇了潛水，開始用寂寞蘊蓄更大的奇跡，還有災難。

　　夢幻再造：像阿凡達那樣生存和裸露

　　卡梅隆是一個可以圈攬巨額財富的非投機分子、偽電影商人。

　　用來印證其第一種身份的證據，是2005年的一次專訪。當時，一部名為《杰克歸來》的預告片驚現網絡，有人問他是否打算實現影迷的愿望，卡梅隆一如既往地輕蔑：“女人分娩后問她想不想再要孩子是不合時宜的。重復和死亡是同義詞，我有足夠的新故事，比如長著藍肉的外星男女和地球人打一架。”

　　而證明其后一種身份的，則是喬·蘭道—卡梅隆身邊不可或缺的助手，亦是良師。這個商業運作思辯力足以和卡梅隆的造夢想象力媲美的胖子，攻克了《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在制作、宣傳、營銷等各個細微環節上的難題，讓卡梅隆每逢四面楚歌時，都不至于因神經衰弱而割腕。以一種不太厚道的語氣來說，卡梅隆挑選合作伙伴的毒辣眼光，遠比他前四次失敗婚姻挑選女人，要犀利和精準得多。

　　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卡梅隆所推動的商業法則新陳代謝、引領所謂巨片的制作風潮，本質上與《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兩大里程碑式的特例并無對接關系，原因是，高投資的行為藝術，僅僅是其他商業導演在成本絕對金額上的模仿，而非真正繼承了卡氏電影“大愛無疆”的精神衣缽，因此才出現了新千年后主流大片平均成本1.2億美元，但北美本土平均收益卻只有1.8億美元的尷尬現實。而卡梅隆放棄使用頭牌明星，轉而對視覺概念進行大刀闊斧的革命，也在極大程度上暴露出一個實戰派不可復制的生存伎倆。斯皮爾伯格曾經說：“我完全相信，假如卡梅隆來拍《變形金剛》，那么效果注定驚為天人，但我只有1.7億美元供他揮霍。”于是，卡梅隆只好在好萊塢暗角扮成“深海幽靈”潛伏于水底，一等就是10年。

　　慶幸的是，卡梅隆對理想近乎變態的追逐和對實現自我藝術價值之間的關系，總能借助于長到令人發指的籌備周期和潛移默化的技術積累，達到常人望塵莫及的平衡。三年前，卡梅隆公布第一張納威公主奈蒂莉的概念照時，曾經說：“很多人擔心，讓藍色怪物擔當主角是否會失去觀眾？但我考慮的問題卻是假如我不敢想、不去做，那么電影就該進棺材了。”這句話打動人的直接原因是—沒有哪個瘋狂時代，能比讓理想主義者放手一搏更偉大了。

　　《阿凡達》劇組在新西蘭拍攝外景的日子里，我驚異于卡梅隆極度專業的知識儲備，攝影師文斯·帕斯告訴我：“這是卡梅隆2003年拍攝IMAX紀錄片《深海幽靈》扛過的Fusion3D攝影系統。”在演員進棚的三個月內，我起初對他們身穿緊身衣，全身上下被裝上感應點并不感到新鮮，但當卡梅隆聲稱“這種技術叫做FPR和ADR，分別用來捕捉面部表情和對話自動采集”時，我突然明白福克斯的包工頭再沒像14年前那樣怒發沖冠的原因。

　　2009年12月18日，IMAX 3D版《阿凡達》未經允許就愛撫了觀眾的眼睛，所有人都淚流滿面。卡梅隆平靜地吻了他溫恭夙著的妻子蘇吉·埃米斯，仿佛說了句“I See You！”

　　銀幕哲學：技術絕非強奸視覺的武器

　　卡梅隆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電影導演，沒有“之一”—這種近乎失去理智的諂媚，僅限于全球影迷24小時排隊一公里買票的當下，但不得不承認，能召集全人類在同一時間為一部電影流淚、鼓掌和尖叫，且讓票房的銅臭飄散出悲壯史詩味的導演，有且只有卡梅隆一人。

　　對于任何一個由藝術作品引發的曠世奇跡，刻意究其前因后果都是一種虛妄做作的表現。換句話說，卡梅隆的彪悍成功，永遠贏在被俗世審美體系習慣性忽視的起點上，那些通俗卻不簡單的構想離我們如此遙遠，貌似笨拙而原始，卻是卡梅隆點染終極情懷的根本法寶。在《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誕生前，它們曾分別被定義成“濫俗愛情在災難中的簡單呈現”和“星球大戰的另一種詮釋方式”，而在技術層面上，它更被不假思索地奉為主流炫技電影的行業標桿。倘若真相如此，那么誰也不可能看出邁克爾·貝和卡梅隆的天壤之別。

　　“技術并非強奸視覺的武器，故事是誘發消費欲望的唯一動力。”卡梅隆每次這樣說時，嘴角都控制不住抽搐，因為他想為自己辯解的是：他對高端技術的玩命努力，只服務于角色心靈訴求的最大化。當我們第N次欣賞《終結者2》、《真實的謊言》、《泰坦尼克號》和《阿凡達》時，會發現其精神內核如此貼近一個孩子、一個家庭、一個群體乃至一個星球的潛在夢想，他們面臨的戲劇沖突跌宕卻又可信，悲愴與喜悅、信任與疏離、親情與情愛，皆能在超越普通視覺概念的前提下發揮到極致。我們能記住杰克而不是萊昂納多、記住哈利而不是施瓦辛格、記住奈蒂莉而不是佐伊·索爾達娜，原因正在于卡氏電影里絕不缺“人”。而在萬千膜拜的目光中，卡氏巨片的炫技傾向又是那樣克制和唯美—最典型的例子是，《阿凡達》里竟無一個巨鳥正面沖出銀幕的瞬間故意嚇煞觀眾，這便是卡梅隆的銀幕哲學。

　　在電影暴君卡梅隆面前，中國導演開始孩子氣般地自慚形穢起來。這當然不只是雪花銀的問題—在這個版圖內，懶惰的我們早已習慣了透支名氣，而非透支要命的想象力。

　　所以，人們依然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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