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記者 邊晶晶

　　扎堆的尷尬

　　“你能想象，在一所打工子弟小學里有超過學生數的志愿者么？”陽光lead的“貓導”問前來采訪的《環球財經》記者。“2009年9月，我們去一所定點支教學校去做周末活動，結果被兩家外國志愿服務機構劫了‘和’。”情急之下，校長臨時從另外一個班抽調了20名學生來聽陽光lead的課。

　　“貓導”是陽光lead的外聯部部長，進入志愿服務領域已經有近10年，“貓導”是她ID“加肥貓”的昵稱。

　　上述遭遇的尷尬還不是陽光lead的最終結果。“最后我們被擠出那家學校，因為兩家外國團隊的老師都是外國人，英語課上，他們的外語比我們講得地道多了。”

　　在志愿服務領域，對于打工子弟有個美好的名字，叫“新公民”。家住北京昌平北七家鎮的13歲“新公民”趙明超表示，周末不同的志愿服務讓他感覺到有負擔。

　　很多機構介入這一領域，包括有外國基金支持的國際志愿服務機構，如CMC；近些年來，國內一些基金如南都基金等也在對這個項目投資，但更多的是來自民間的草根志愿服務機構。所謂草根NGO，是指一無固定資金來源，二無固定場地的自發性質的民間志愿團體。這樣的團體雖然規模都并不大，在北京一地卻有6000家左右。

　　陽光lead就是這樣一家機構，創建已有6年，這家機構的惟一志愿方向就是打工子弟學校。

　　陽光lead遇到的事情并不是孤本，今年以來已有多家志愿機構遇到類似事件，甚至在志愿機構與學校之間已經形成一種默契，如果沒有物質資源的支持，是很難接觸到學生的。“這種情況在2008年還是不可想象的”，ID為Jester的志愿者說。

　　“如果不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奧運會，很多志愿服務機構可能早就不了了之了。”貓導說。2008年以來，志愿服務參與的人數出現了爆棚似的發展。以陽光為例，2008年不到百人，2009年一年就暴增至1570人。

　　經歷了汶川地震和奧運會，民間的志愿服務力量開始受到社會及政策層面的多重重視，只陽光一家，2009年就收到了來自共青團和北京志愿者協會兩束橄欖枝。

　　此外，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倒給打工子弟學校送來了更好的師資力量，最近新招聘的很多打工子弟學校的老師都是本科畢業，“因為他們是專業院校的學生，在教育孩子方面比一般的志愿者更有優勢。”Jester說。

　　在慈善供給資源瞬間放量的情況下，固有的志愿對象卻沒有數量上的增長，甚至由于金融海嘯的輻射影響，導致很多外來務工人員返鄉，孩子也都隨家長回到當地就學了。

　　在很多志愿機構還未來得及調整自己的志愿服務項目時，現實問題就讓很多處于資源弱勢的志愿機構遇到了如上所述的尷尬。

　　在美國，志愿者身影遍及社會各個角落，公園導游、博物館咨詢、音樂會領位……在醫院、學校、社區，甚至在警察局、消防局，都能見到志愿者們的身影。而中國志愿服務的概念卻相對狹隘得多。

　　除此之外，還有利益使然。很多機構更關注項目的社會影響力，而在當前社會關注的弱勢群體問題中，以就業、戶口、教育最讓人津津樂道，打工子弟學校則集中了上述所有焦點問題。“機構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項目影響到決策層面的改變，這盤根錯節的打工子弟問題總是會讓各大機構懷有勃勃雄心。”

　　資金窘境

　　此外，“扎堆”打工子弟學校的另一原因是資金問題。采訪中，一位做過12年志愿者的年輕人表示：“資金問題一直是纏繞在志愿機構身上的苦藤，越是想掙脫這個問題就越難擺脫。一般一家志愿服務機構會有4到5年的瓶頸期。如果熬不過去，很可能就會淹沒在有資金背景的大機構中。”

　　而選擇打工子弟學校，是因為在最初階段，其介入的門檻是最低的。ID為“番茄”的志愿者表示：“在我個人的志愿服務過程中曾經接觸過‘星星索’、腦殘兒童、盲童等等，但這些不但要付出大量的時間學會如何給這樣的孩子提供服務，還要求更多的物質投入，如交通工具、特別飲食等等。”

　　相對于美國多重的私募和公募基金支持，國內的民間志愿機構在物質上的匱乏是個不爭的事實。如福特(國內一家知名慈善項目執行機構)曾在某西部鄉村開展“吃早餐運動”，以培養當地上學孩子及其父母養成吃早餐的習慣，但是福特募集到的牛奶很快就面臨難以為繼的窘境。

　　當前我國的慈善資金多來自外國的基金和組織，由于我國有關慈善的政策法規還未跟上，民間企業還不能建立一個針對草根NGO的獨立合規的捐助平臺。由于稅費減免福利的局限性，企業在選擇慈善機構時，只能將錢捐給紅十字會、中華慈善總會等數得過來的二十幾個團體。不過也有一些企業已經自己獨立做慈善了，如南都集團支持的南都基金就完全出自于企業本身。

　　此外，志愿服務形式等也是問題。例如提供集中志愿服務還是分散到家庭中？如果集中起來，牽扯到場地問題；如果分散幫扶，成本又是難題。“我們曾經出現過幾個志愿者同時為一個家庭的孩子提供服務的情況，因為他們擅長不同的學科。結果到最后，志愿者很疲憊，效率也不高。”番茄說。

　　管理困境

　　北京奧運會后志愿者的爆棚增長同時帶了管理上的問題。“現在連一些項目組的負責人我都不認識了。”貓導說，“產生一項決議越來越難，我們總希望每個志愿伙伴都有發表觀點的機會，但溝通成本加劇，甚至開始影響團隊運營效率。”

　　民間NGO一沒有資金來源，二沒有固定場地，松散的組織形式造成了大量信息冗余。“如果嚴格組織結構，恐怕這些平日有工作的志愿者們不堪其擾，慢慢淡出這個領域。因為慈善畢竟不是志愿者生活的全部。”某機構組織者黃遠說。

　　不單是國內的民間組織，國際知名的NGO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我曾經任職過一家外資背景雄厚的NGO，在離開一年后，當時我參與討論的議題還沒有討論出結果，這就是效率和公平的矛盾。”貓導說。

　　由于成本控制問題，草根NGO組織沒有更緊密的組織結構。大家出于自愿服務，在最終實行上難免出現各種問題。

　　“為美國而教”的翻版中國項目“為中國而教”就曾經遇到這樣的尷尬。這個項目是向貧困邊遠地區派駐為期一年的支教教師，結果當初報名的83人在支教一年后只剩下了8個。與國家民政部門支教計劃不同的是，民間機構沒有能力安置回流的志愿者。

　　國內首家以企業資本為背景建立基金會的南都基金，曾經針對監控不力問題而自建學校，“全國100所的新公民學校”計劃似乎屏蔽了作為私營民工子弟學校校長謀私自用的問題，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遭遇“本地化”不足，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此外，對于幫扶對象，作為社會上沒有法律定位的民間NGO組織，在外部監控上就更顯無力。“我們不是沒想過辦法，在捐助圖書館時簽訂協議明確表述捐贈的圖書歸陽光所有，如果這家打工子弟學校停辦應該歸還我們團隊，以備給其他需要的孩子用。可結果校長把學校賣掉，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也沒有辦法。”Jester說。

　　素質短板

　　志愿者能夠投身志愿服務，某種程度上都是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所以很多時候存在對社會現實認知不足的問題。光華基金會曾推出一個針對打工子弟學校的“小學生自主創業”計劃，該項計劃很大程度上是模仿了美國幫助青少年學習理財常識的課程計劃，但在中國顯然“貨不對板”。對于尚在溫飽線上掙扎的打工子弟們，需要學習的恐怕不是理財而是如何生存。

　　“我沒有過農村生活的經驗，現在在調研上就有很多問題考慮不到。”Jesters說。

　　除了基本了解外，志愿者團隊若想脫穎而出更需創新意識。當前，國內NGO組織遭遇的問題就是尋找不到新的“興奮點”，打工子弟學校的全面飽和向組織者們敲響了警鐘，可是在未來的規劃上，大家還是很茫然。

　　公益組織的志愿者通常來自具有一定文化和教育背景的群體，但作為志愿者，則需要更為專業的素質。

　　“多數志愿者的心態更多是參與，或者說‘玩票’，缺乏足夠的責任心，這可能也是制約大多數志愿者發揮創新能力的主要原因。”貓導認為。

　　另外有外資背景的很多調查類項目，初級志愿者很難介入，這些機構更需要的是有專業常識的研究型人員。在一些有深度困難的幫扶對象中，初級志愿者的出現恐怕會造成更多困擾。

　　“在腦癱患兒家庭(民政部門出資將一些腦癱患兒安置在普通家庭中)，志愿者的出現會打破這個家庭原有的平衡，由于腦癱患兒理解能力有限，可能志愿者一天的熱情會讓腦癱患兒對常態生活產生不滿，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常常被拒之門外。”番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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