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孫立堅

　　孫立堅，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常務理事。

　　世界經濟最近都出現了程度不同而又明顯的回暖跡象，向人們釋放出一個重要的“新”信息：危機正在告別全球流動性恐慌的第二階段，現在必須著手考慮“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該如何跨越失衡發展的障礙，走向富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之道。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為了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困擾和沖擊，各國政府都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向市場注入了規模巨大的流動性，通過改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來改變市場悲觀的信心，扭轉由于流動性恐慌而出現的銀行惜貸、資產通縮、投資無助、消費疲軟的嚴峻局面。

　　但是，今天當各國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發展好轉，市場信心緩緩提升的時候，人們又開始注意到20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動性過剩局面會在不遠的將來重新抬頭的問題。尤其是中國，更應該努力去探索“后危機時代”如何讓自己能夠在全球化經濟舞臺上實現自己可持續的增長模式。 

　　當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 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可能各不一樣。歐美國家主要是因為各國政府不能及時拿出流動性輸入機制的“關閉”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關鍵取決于國有化資產能否在市場上賣出一個“好價格”等)，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高企的局面，逼得貨幣政策采取強硬的180度掉頭，這對剛剛復蘇的經濟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有些經濟復蘇慢的國家就會面臨讓政策左右為難的經濟“滯脹”，這種狀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續不能得以遏制，那么一定會波及到其他經濟已經復蘇的發達經濟體。 而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由于生產能力和增長的空間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貨幣流動性的市場泛濫壓力，但是，像2008年那樣，大宗商品價格因為投機資本的猖獗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這種跡象也已經出現。所以，輸入性通脹問題同樣會困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的穩定。對那些外向依賴性大而目前經濟復蘇程度低的國家而言，打擊可能是巨大的。

　　總之，“后危機時代”最先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再次齊心協力地抵御在過去全身心應對全球性流動性危機的過程中“迫不得已”給今天所埋下的十分嚴峻的通脹風險。

　　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 “后危機時代”給各國政府帶來的最深遠和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改變造成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因素和增長模式，它包括：全球統一和諧有效的監管制度和合作體系的建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失衡發展的增長模式的調整，能夠帶來雙贏效果的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等。

　　具體而言，在發達國家方面，信息披露制度、會計審核制度、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機制、激勵相容的公司治理機制等在全球范圍內的改革和統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認識，由此帶來的相關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優化也在積極推進之中。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盡快繼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利用經濟一體化的外部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活動有序健康地發展，已經成為決策部門苦思冥想的大難題。困難之處來自于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導致外部市場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縮小。其次，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后危機時代以前長期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體系會不斷惡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體系能夠制衡發展的另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也沒有準備好。于是，發展中國家雙邊之間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貨幣體系扭曲所帶來的增長制約問題。 

　　跨越危機的“中國牌” 后危機時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和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要素以外，還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為世界經濟發展規模已經排列第二的大國而言，如何提高發展的質量和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相匹配的增長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減少日益頻繁的外部貿易和投資摩擦、緩解國內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長代價時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

　　中國政府充分意識到了過去增長模式的弊端，正在從供需兩方面尋找經濟可持續而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國發展戰略。從供給面上講，中國政府想改變自己在產業鏈上處于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等方法來挑戰美國創新大國(上游產業)的地位。同時，通過部分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圖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附加價值，尤其是通過強化金融體系的戰略來管理好自己的財富，落實扶持創新的意圖，更是在挑戰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在世界經濟舞臺中的美國霸主地位(下游產業)。

　　今天，中國政府也清楚地意識到上述大國戰略是一個中長期需要我們為之奮斗的目標，但是在短期內，尤其是目前如何幫助中國經濟擺脫全球金融大海嘯的困擾，不切合實際地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讓我們適得其反，事倍功半。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今天并沒有刻意去強化“內需”來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中國區域差距給我們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盡管如此，從十大產業振興計劃中也能看出，政府也想在傳統產業的內部增加技術的含量和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來提高我們中游產業集聚的附加價值水平。 另外，從需求面上講，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的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政府也在通過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創造出更多能夠給農民更多收入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的“購物”愿望和規模都會十分明顯。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力圖解決城鎮人口“有錢不消費”的問題。再者，中國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上述產業政策和刺激內需計劃發揮作用，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討和嘗試的方向。

　　總之，一旦上述效果顯現，供給和需求會相輔相成，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光有消費，沒有企業的競爭力，不一定就能做強中國的企業；而光有生產力，也會因為缺乏市場、缺乏財富分配的話語權而無法進一步升級和發展。所以，今天我們談的很多關于“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都是出于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值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所致。盡管任重道遠，但它已經充分反映出中國政府“后危機時代”在發展戰略上的一個重大調整。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在進行的大膽“轉型”是在嘗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我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匯率和利率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為了盡快站上產業鏈U型“微笑曲線”的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那么，這一嘗試會不會出現由于我們自己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1997年東南亞遭遇過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另外，東亞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即使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制造業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運行模式。

　　1997年的東南亞危機和日本上個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崩潰，都說明了他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制造業強盛的戰略以失敗而告終(直到今天日本還是擔心放棄“零利率政策”會導致匯率的增值壓力過大而使自己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美國則干脆把大部分的制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己國家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最近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的困境和與之相對照的對新能源發展戰略的重視，都說明了美國政府在進一步彌補自己增長模式上的“漏洞”。 我認為，這兩方面問題都是中國在“后危機時代”轉型過程中將面臨的最大挑戰，因此需要決策部門、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生產單位和研究機構抓緊時間共同探討和實踐，用科學的發展觀，盡快探索出適合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增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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