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顧寶昌

　　過去幾年，圍繞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調整的爭論不斷。生育政策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對我國人口形勢的判斷不同所致。一個通常的反對意見是，我國人口眾多，并且不斷增大，如果再讓多生孩子，問題就會更嚴重。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行為趨向于多樣化，人們的權益趨向于個體化，在生不生、生幾個的問題上，夫婦能否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政府在各方面對個人生活的直接干預已經越來越淡化，為什么在生育問題上還要固守計劃經濟時的舊規呢？ 

　　1970年代以來，隨著全面開展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初，更下跌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目前已經處于更替水平以下快20年了。 更替水平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簡要來說，一個國家的人口如要實現世代延續，每對夫婦就需要生育兩個孩子，但由于在成長過程中可能死亡，一般把一對夫婦需要生育2.1個孩子作為實現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水平。一個國家的人口生育水平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上還是以下，成為考察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及其對人口增長影響的重要標志。 國內一批人口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在世紀之交組成了“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從不同的角度論證了生育政策調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對全國各地實行的不同生育政策進行大量研究基礎上，課題組于2004年起草并向有關部門遞交了由18位學者共同署名的《關于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建議》，呼吁盡快將生育政策調整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制訂方案，并選擇少數地區先行試點。但是，這個建議受到了很多的質疑，認為如果生育政策一松動，必然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彈和人口的失控。

　　為了回答這些質疑，課題組在2005—2007年間對甘肅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一對夫婦可以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地區進行了深入調研。調研發現，這些地區覆蓋的人口達800多萬，盡管實行的是二胎政策，但生育水平一直維持在低位，沒有出現大幅度反彈。我們后來在其他已經實行二胎政策地區的調研也得出同樣的結論，調研表明，人們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正在不斷走向個性化和多樣化，生育政策已不是決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首要因素。實踐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在21世紀，二胎政策完全有條件在全國廣泛推行。

　　2009年，27名學者又共同署名了《關于調整我國生育政策的再建議》，再次提出調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緩，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不會造成人口失控，應盡快加強對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規律性的認識，允許各地著手試點探索經驗。 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長期處于人口壓力下形成的思維定勢不是一下子能扭轉的，需要開展大量的工作讓人們認識到我國的人口形勢已經出現了歷史性變化。我們在生育政策調整問題上由于各種爭論，無論在思想準備和實踐探索方面都已經耽誤了整整十年。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帶來的效應將不斷顯現。建起的希望小學因缺乏生源而關閉，企業因找不到工人而鬧“民工荒”，低生育率效應的最近信號就是2009年高考人數的銳減。這些現象本來是不難預見的，只是人們長期以來為人口增長的表象所影響而不愿意承認而已。

　　未來我們會看到，中國將成為一個生育不斷走低、人口嚴重老化、越來越城市化的社會。對于這樣一個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社會形態，中國缺乏經驗、準備和認識。因此，中國面臨的挑戰遠遠不只是一個生育政策問題，而如果我們在放開二胎的政策調整上都不能邁出一步，那我們在迎接全新的社會面前必將步履艱難。

　　顧寶昌，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口學會常務理事，世界衛生組織(WHO)生殖健康社會科學專家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