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多元化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不經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還達不到現在的深度和高度。

　　文  張嘉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其中，多元化是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所有制形式多元化、利益主體多元化、社會思想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為社會的一種常態。怎么認識這種多元化，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么關系，發展的趨勢如何？都是人們當前十分關注的問題。本文對此談談一些認識和看法。

　　從一元化到多元化發展是歷史必然

　　新中國實行一元化體制是歷史的必然

　　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一窮二白的客觀基礎，為鞏固政權、恢復經濟、抵抗帝國主義的戰爭威脅以及經濟封鎖等客觀現實，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借鑒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從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出發，開始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艱難探索。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我國基本上實行的是一元化體制，政治上實行黨委一元化領導，經濟上實行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的單一公有制形式，在思想文化上實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全面領導。建立這樣一種一元化的社會經濟文化體制，既是共產黨對自己所信奉的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學說的實踐，又是由中國特殊的國情所決定的。可以說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在中國無產階級誕生后，與以往一切革命性質根本不同的革命，它追求的不是改朝換代，而是要把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由受剝削、受壓迫的階級變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并按工人階級的面貌來改造全社會，進而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為實現共產主義創造條件。然而，中國長期以來既是一個以農耕社會為主體的封建社會，近代又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國家既沒有強大的科學技術基礎，更沒有像樣的工業基礎；世界工業發達的國家，出于對共產主義的仇恨，對中國進行了全面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封鎖，時至今日，在高新技術方面，封鎖依舊。

　　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中國連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資格都沒有。在政治上來說，中國共產黨如果不以人民的名義發動革命，最終的結果只是改朝換代，只是國家政權由國民黨手中轉移到共產黨手中，人民依然被剝削受壓迫，人民當然不會答應。從經濟上來說，自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興起，中國都在搞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在世界列強環伺下，積弱積貧的中國，搞過去弄過來結果搞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洞悉歷史經驗，決心要在一窮二白、外加封鎖的歷史條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走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奇跡。換句話說，就是要在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上，完成西方工業國家幾百年才完成的現代化工業進程，創造中國社會主義的強大物質基礎。正是這樣的條件，決定了中國必須采取一元化發展模式，集中全國的力量，建設社會主義。

　　這種模式，僅用20多年時間，我們建成了獨立的、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國家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文學藝術事業空前發展，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核潛艇下水，國家的軍事實力極大增強，人民在較低的生活水平上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充滿希望，國際地位大大提高，這一系列變化都是不爭的事實。

　　改革開放、多元化發展

　　是歷史的又一個必然

　　一個時代，只能解決一個時代的問題。毛澤東時代，解決了現代工業、現代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的初步發展問題，而解決這一初步發展問題是靠全國人民勒緊褲腰帶來實現的，其間也出現了許多矛盾和問題。比如：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普遍很低，消費能力低下，手表、縫紉機、自行車成了當時財富代表，很難為工業的發展提供消費需求；農業的生產方式沒有根本改變，農民生活依然很苦，上億人口處在溫飽線以下；新增人口和勞動力逐年增加，社會就業壓力巨大；人們社會心理和生存發展需求多元化，而我們的社會供給還是一元化；等等。這是當時存在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另一時代的人。

　　鄧小平恰恰是挑起這副重擔的人。他首先實事求是地評估了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作出了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結論，制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推動了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教育體制等全方位的改革、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逐步打破了一元化的社會經濟體制。江澤民、胡錦濤繼承、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初步建立起了多元化的社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解決了中國社會什么問題呢？促進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工業無論從質量和數量上，都產生了一個新的飛躍；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得到了大發展，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免除了幾千年來形成的“皇糧國稅”，農業發展進入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階段；社會就業形勢日益多樣化，自主創業、選擇就業，給人們創造了更多的選擇機會，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城鎮居民收入增長迅速，住房、生活質量大為提高；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在中國可以看到世界上頂尖的音樂會、音樂劇，電視劇、電影、話劇、音樂劇等多種形式、多種風格的文學藝術作品層出不窮；今年國慶大閱兵所展現的國防實力，顯示出中國已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大國。歷史證明：鄧小平選擇的多元化發展道路，反映了中國的實際，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

　　從歷史的眼光看，無論是一元化發展，還是多元化發展，都帶有探索和試驗的性質，因為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畢竟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注定都是要付出代價的，沒有代價的發展是不可能存在的。這一方面有人們的認識落后于實際，不能遵循客觀規律的緣故，另一方面也有事物的發展有一個輕重緩急的緣故。因此，無論是毛澤東時代，還是改革開放時代，都出現了不少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很嚴重的。如：上世紀60年代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世紀之交前后造成的數千萬工人下崗、環境遭到破壞，貪污腐敗蔓延等。但我們如果把這些問題放到歷史的長河來看，都有其必然性。我們既不能抓住一元化發展時代的某些問題大做文章，全面否定那個時代；也不能抓住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把改革開放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因為事物的本質和主流不在這里。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社會主義者，都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偉大探索的先驅者。翻開《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堅持什么、反對什么，歷來旗幟鮮明，毫無含糊之處。所以，歷史的經驗證明：反毛民必反，反鄧國必亂；毛鄧兩相補，國泰又民安。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其根本意義也就在這里。

　　多元化對中國社會的現實作用

　　現在，有些人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憂心忡忡，擔心多元化發展會動搖社會主義的根基，沖毀社會主義的堤壩，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有沒有這個可能呢？有可能。前蘇聯、東歐劇變前車之鑒在先，近年來一些國家“顏色革命”在后。人們有警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喪失警惕會走向失敗。但是，我們同時也要對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智慧和能力有信心。這十幾年來，國際上一些勢力一方面鼓吹“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同世界各國的關系，試圖孤立中國；另一方面又鼓吹“中國崩潰論”，夸大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斗爭，試圖從內部搞垮我們。然而，事實上都沒有出現他們所希望的結果。何也？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社會經濟的多元化，是在社會主義基本政治、經濟制度基礎上的多元化，不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它形不成西方反華勢力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基礎。因此，他們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預測和估計，往往都是失算的。

　　多元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社會是由人組成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人推動的。俗話說：“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何況成千、成萬、成億、成十幾億的人口，更是需求各異。有喜歡搞科學的，有喜歡搞文學藝術的，有人喜歡當教育家，有人愿意從事國家和社會管理；吃不飽飯的人，眼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吃飽，吃飽穿暖了的人，需要更多的自由空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計劃經濟條件下的一元化體制之所以存在重大缺陷，就在于它只強調了國家和集體的需求，忽視了個體的發展需求，個體只能無條件地服從國家計劃的調配，個人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無從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從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大創舉。它把國家計劃和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統一起來，用國家計劃來克服和調節市場經濟的盲目性，促使經濟社會協調、持續、穩定發展；通過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充分調動人們創業、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整個社會的基礎細胞活起來、動起來，充分激活國家發展的動力源泉。正如列寧所說，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是由廣大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為勞動人民創造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制度的保證。事實證明：多元化是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

　　多元化是

　　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

　　年紀稍長一點的人，大概都還記得豬肉、大米、肥皂、香煙、火柴等等都要憑票供應的年代，為什么改革開放后短短幾年就取消了呢？這是經濟上實行多元化發展方針的功勞。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公有制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允許和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極大地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生產多了，市場放開了，商品在全國甚至在全球流通起來了，肉票、糧票等自然就通通無用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私營企業蓬勃發展，中外合資、外商獨資企業如雨后春筍，世界500強大企業基本都在中國設立了分支機構，形成了公有制、私有制和外商投資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局面，推動著中國經濟發展，推動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系，中國不但可以從本國獲得發展的資源，也可從世界各國獲得發展的資源，如：技術、資金、人才、生產資料，等等。這種國際化的多元化，使中國經濟深深融入了國際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中，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中重要一極，中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分量愈來愈重，以至于在去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中，世界都把眼光瞄準了中國。從缺吃少穿，到在國際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說是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其意義怎么估計也不過分。

　　多元化促進了中國思想觀念大變革

　　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推動和促進上層建筑的巨大變化。改革開放前，中國思想界、文化界只能說一種聲音、一種語言，甚至不惜動用專政力量，鎮壓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語言，造成了黨和社會的極度封閉。想想當年，唱個流行音樂，被批為靡靡之音；深圳改革，引進外資，放開經濟管制，一些人號啕大哭，以為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可見，當時人們對西方的東西是多么的敏感和脆弱。改革開放30年來，西方能引進的理論著作、文學作品，我們都引進來了，甚至我們大學的教科書，基本都是西方的教材，結果怎么樣呢？人們經歷過了新奇、欣賞、研究到批判吸收的過程，明白了西方的王牌也就那么幾張，不就是什么人權呀、民主呀、自由呀，那些號稱“普世價值”的東西，還有就是強大的軍事力量。可是，當人們看到美國用導彈、飛機去轟炸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用刺刀和鮮血去推行“普世價值”的時候，偽裝撕破了：什么普世價值？不就是石油、天然氣和各種資源？特別是華爾街引爆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更加看清了：西方的政治制度不一定比中國先進，中國的經濟制度不一定比西方落后。不然，美國在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推行了那么久的民主自由，這些國家還是一團糟呢？美國的制度先進，為什么解決不了一個金融危機，還乞求中國幫忙呢？中國人開始思考站在資本主義肩上而不是跟在資本主義屁股后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問題了。30年改革開放，東西方思想文化激烈碰撞，中國人眼界開闊了，中國可以用冷靜的眼光去觀察世界，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用的東西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中國人的辨別能力、思考能力、抵抗能力、自信心增強了，再也不容易被別人忽悠了。這是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一大飛躍，是中國不可戰勝的力量之所在。

　　多元化推動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改革開放，首先是從政治領域發端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是政治領域在指導思想、組織體制上大改革的號角，并隨之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黨政分開、加強人民代表大會、政協的建設，撤銷人民公社，等等，為經濟改革創造了政治條件。隨著改革的深入，多種利益主體出現，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特別是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政治體制面對的問題比計劃經濟時期要寬廣得多、復雜得多、尖銳得多。比如：經濟上的多元化，政治體制如何反映和代表多種利益主體的聲音和要求，如何管理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就是一個新問題；又比如：文化領域的多元化，多種文化形式、文化觀念并存，西方文化的大量引進，政治體制又怎樣引導和領導中國文化的發展，這些都給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經濟文化基礎的變化，強烈推動著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使中國在民主化、法制化、規范化發展的軌道上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有一種議論，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沒到位，要攻堅。但什么算到位，攻什么堅？在我看來，政治體制改革到沒到位，有兩條標準：一是能否保證和提升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二是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否推動和促進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發展，實現經濟大發展、文化大繁榮、國力大提高、人民很滿意的目標。至于說要攻“搞多黨制、輪流坐莊”這個堅，我看還是算了，這不是因為共產黨不愿意放棄權力，而是因為中國不具備搞多黨制的歷史條件。如果搞多黨制，外國勢力這個支持一個黨，那個支持一個派，多黨制還沒搞成，中國早就分崩離析了，接著而來的將是動亂、戰亂不止、血流不止，何來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前有孫中山先生逝世后，軍閥混戰，殷鑒不遠；后有蘇聯解體后戰亂不休的前車之鑒。我們還是認真研究研究如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把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搞好，恐怕對中國有益得多。

　　辯證處理多元化與社會發展關系

　　我們在歡呼多元化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活力、我國綜合實力大為增強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多元化也是一柄雙刃劍，既能促進發展，也能產生巨大的負作用。歷史注定了我們要在多元化基礎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更高級階段創造條件。因此，認真分析和研究多元化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充分發揮多元化的積極作用，限制其盲目和消極的作用，把多元化發展約定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軌道之內，把多元一體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之中，是我們當前極為重要的理論任務。

　　思想上的多元化

　　與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思想領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西方的政治經濟理論全面進入中國，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國內學術派別也紛紛產生，甚至各種封建迷信的、落后的、腐朽的文化也沉碴泛起，各種思潮混雜在一起，加之西方“西化”、“分化”中國的意識形態攻勢，使我國思想領域出現非常復雜、非常嚴峻的形勢。客觀地認識這種形勢，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領域內的多元化，既對我們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又為我們堅持和發展、創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帶來了巨大的歷史機遇，可以這樣說，馬列主義在中國與世界的發展，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

　　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60年的實踐經驗證明：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不能只靠政權的力量限制其他各種思想的發生和發展，只能靠共產黨人根據國內外不斷發展變化的實際情況，按照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探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作出新的科學的理論結論，指導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就是說，堅持馬列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不是要消滅其他各種思想，而是要靠自己理論的科學性、徹底性來影響和引導其他各種思想的發展，繁榮社會主義的理論事業。

　　馬克思主義本身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是在充分研究資本主義發展史、研究當時各種思想體系后產生的，包含了當時世界的所有文明成果。我們現在面臨思想上的多元化，事實上為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對外開放，引進世界各國的思想理論著作，我們可以實地考察和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國內各種思想理論觀點的涌現，可以為我們提供研究問題的多種視角，都是我們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馬列主義問題的寶貴資料。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由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推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使擁有先進科學技術、充足的美元資本、強大軍事力量的歐美各國，可以通過一體化，進行新的國際分工，利用世界各國的資源發展自己，歐美各國過了幾十年好日子。直到2008年華爾街引爆全球金融危機后，人們才發現：在資本面前，政府無能。奧巴馬政府下達限薪令，成了一紙空文；美國國會和政府，首先打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旗幟，充分暴露了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自利本性。現在可以看到的是，華爾街沒有根本性的變革，只是為下一次經濟危機準備了條件。世界各個國家，掀起了一股反思當代資本主義與當代社會主義的思潮，必將對人們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大變化，就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由盛而衰，以至最后滅亡，接著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低潮，給一切反對社會主義運動的人們，提供了攻擊社會主義的口實。另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高舉改革開放的偉大旗幟，讓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合作與斗爭的大潮中經風雨、見世面，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天地。“中國模式”已成為世界不少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

　　所有這一切，都為我們客觀地科學地研究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發展問題，揭示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創造了最好的條件。堅持馬列主義，就是要揭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客觀必然性，在堅持中發展，用發展的成果堅持，才能真正給廣大人民以方向、以力量、以奮勇前進的勇氣。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中產生、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是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闊步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

　　經濟上的多元化與堅持公有制經濟

　　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經濟上的多元化，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形式。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因為公有制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沒有公有制經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其他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從統計數據看，到2007年，公有制經濟在全國CDP中，約占30%，其他所有制經濟已上升到70%左右。與這種比例相適應，在全國財富分配中，約2%的人占了70%左右的財富，財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數人手中，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

　　解決這一問題，不能采取消滅其他所有制經濟的辦法，而是要促使公有制經濟與其他所有制經濟在公平競爭中發展壯大，充分發揮公有制經濟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示范和引導作用，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不斷壯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更高級階段發展。

　　我們知道，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所有制形式，它解決了其他所有制形式都解決不了的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問題，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勞動者成了生產資料主人，而不再是生產資料的附庸和奴隸，這是有史以來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最偉大、最深刻的革命，是人類成為自己命運主人的偉大歷史發端。新中國成立以來，公有制經濟無論是在建設我國現代工業基礎、建立比較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中，還是在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中，都發揮了頂天立地的作用。可以這么說，沒有公有制經濟，就不會有改革開放的強大物質基礎；就不可能經受住政治風波、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考驗。特別是在全球金融風暴中，公有制企業沒裁員、沒停薪，對穩定我國經濟發展大局，起到了柱石的作用。歷史事實證明：公有制經濟確實是黨和人民之寶。

　　在國際經濟一體化、國內經濟多元化的條件下，中國公有制經濟要同國內外多種所有制經濟相存相容，相比較而發展，相競爭而壯大。必須在發揮公有制巨大優勢等方面，給全社會作出表率，引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經濟健康發展。

　　公有制經濟的最大優勢，就在于勞動者占有了生產資料，從而與生產資料實現了緊密結合。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在生產力諸要素中，勞動者是最積極、最具革命性的要素，是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決定性力量。而私有制最要害的問題，就是把勞動者變成了生產資料的附屬物和奴隸，用下崗、失業等多種形式，逼迫勞動者接受資本家的條件，成為資本賺錢的工具。中國沒有經歷過完整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對私有制缺乏起碼的感性認識，只看到私有制在促進競爭、增加就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而對它缺乏清醒的本質的認識，一些人就把大力發展私有制作為改革的方向，試圖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改革開放以來，在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口號聲中，一批批“血汗工廠”、“血汗煤礦”，充分暴露了私有制在原始積累和賺取更大財富中的貪婪與無恥。一些外國投資者更是把中國工人(農民工)當奴隸一樣管理，生產和生活條件都極為艱難，甚至對中國工人采取搜身、罰跪等極端管理方式。為維護中國工人最基本的權益，中國人大通過了《勞動合同法》，但卻受到中外資本所有者的一致抵抗，企業建立工會組織也舉步維艱。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不少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商獨資企業撂下了2 000多萬農民工，紛紛逃離，使人們對私有制有了新的更深刻的認識。

　　世人未可非馬列，馬列能令國強盛。公有制經濟的改革，不能沿著私有制的方向走，而出現黨委邊緣化、職工雇傭化、管理人員資本化、社會矛盾公開化、反抗斗爭激烈化那種現象。應按照公有制經濟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推進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更加緊密的結合，真正實現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主人的地位，使勞動者在企業生產經營、市場開拓、內部管理、內部分配等各方面有更大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管理與監督權，把我們黨歷來強調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落到實處。公有制經濟這一根本性優勢，是其他性質企業都不可企及的。而正是這一優勢，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可以為其他企業的發展樹立典范，影響其他性質企業的發展。同時，它還可為整個社會的民主政治建設提供強大的基礎和豐富的經驗，為整個社會先進文化的發展創造深厚的土壤和豐富的養分。

　　因此，我們相信，只有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才有最可靠、最堅實的基礎。

　　文化上的多元化

　　與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

　　文化上的百家齊放、百家爭鳴，中外文化的交流交融，使中國的文化事業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歷史的事實也證明：文化上的多元化，如不加以正確而科學的引導和領導，讓各種文化不加節制的發展，社會將失去前進的方向，黨將失去凝聚民心的能力，特別是讓各種落后的、腐朽的、反動的文化泛濫成災，中國社會的發展將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們必須在多元化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并用這種先進文化引導和影響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提供精神支持和發展動力。

　　從人類有史以來，文化歷來是統治階級安邦治國的重要武器，反映的是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無論是法家、道家，還是儒家，從本質上看，都是教皇帝如何統治百姓的。只有馬克思主義問世以來，文化才有了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服務一說，才有了毛澤東在延安驚天一問：為什么人的問題，才是根本的問題，并逐步形成了為工農兵服務、為實現無產階級革命斗爭任務服務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一反幾千年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傳統，把為社會最底層的人民大眾服務，提到黨的文化建設路線的最高層次，使人民成了文化建設的主人，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這種文化，扎根于人民群眾，是朝氣蓬勃、奮發向上、催人奮進的文化，以至建國60周年大慶時，充滿時代氣息的文學藝術作品，給當代中國人以多少懷念、多少激勵與鞭策，是中國先進文化的脊梁！也是凝聚黨心、民心的強大精神力量！

　　由此可知，在當今國際條件下，所謂先進文化，就是人民的文化、社會主義的文化。為什么這么說呢？現在一些人宣傳什么普世價值，西方至上那些論調，把它說得完美無比，仿佛只要有了西方的普世價值，全世界幾十億人民就幸福安康了。可事實上又是怎么樣呢？美國人不僅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強大力量，而且更用軍事上的強大力量在全球推廣他們的普世價值，可以說，凡“普世價值”所到之處，不是國家分裂、民族戰亂。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就是血流紛紛、炮火連天；又如：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由此可見，“普世價值”不是人民的文化，而是充滿血腥味的霸權主義文化。什么是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呢？就是充分反映當代人民利益和訴求的文化，滿足人們生產、生活和精神需求的文化。這種文化，就需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以廣大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專業與群眾相結合的方式，組成浩浩蕩蕩的文化大軍，實現中國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我們黨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當然要對一些落后的、腐朽的、反動的文化實行管、卡、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絕不能只依賴執政黨的地位，實行“管、卡、壓”的政策，更不能只會管、卡、壓。共產黨最大的本事，就是能認真地去研究事物發展的規律，靠掌握的真理來引導、領導和組織專家及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事業。我們要在文化的多元化發展中，吸收各種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各種積極因素，發展中國的文化事業。在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條件下，關起門來搞文化建設，是不可能形成影響世界的文化成果的。只有充分地吸收當代世界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并結合中國的實際，進行創新和創造，才能結出豐碩之果，真正成為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向前發展的主流文化。

　　利益主體多元化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社會也形成了多種多樣的利益主體，如：私營企業家、外國資本家、外資在中國的高級雇員，等等。利益主體形成了，自然也就有了政治上的訴求，甚至要求直接參政議政，不少人也成了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與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支重要推動力量，可以給政治生活帶來活力和動力。應當說，這是利益主體多元化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

　　問題在于：這些利益主體，并非中國利益主體的全部，而是一少部分。中國最大的利益主體，是占人口絕大多數、被貶為“弱勢群體”的工人和農民，這才是決定中國政治體制性質和作用的決定性力量。因此，利益主體多元化條件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體現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和意志，這才是最大的民主原則！

　　鄧小平同志的英明之處在于：他把基本政治、經濟制度與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作了區隔，強調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和經濟制度，改革阻礙生產力發展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在小平同志看來，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這是根本的國體，是不容許有任何動搖、不允許任何變更的。政治體制是服從于、服務于國體的制度安排，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斷進行改革和改進，但根本原則是有助于國體的鞏固，有助于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不能損傷中國的國體，削弱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明確規定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無論有多少利益主體，有多少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都必須服從這一根本的憲法原則。否則，就是違法。

　　毫無疑問，我們現存的政治體制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比如：權力過于集中在少數部門和少數人中，導致關系國計民生的一些重大決策由少數人關起門來做，像投資數十億、上百億、上千億的重大投資建設項目、重要國有企業的改革等，都少見聽取過人大的意見、接受人大的審查；再比如：黨和政府工作人員中嚴重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只會弄權害民，不會謀事干事，敗壞著黨和政府的形象；還比如：黨和政府中的一些干部，大搞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甚至充當黑社會的保護傘。以至于有些人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對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

　　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進行改革，但改革的方向，不是搞西方的多黨制，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充分發揚人民民主的重大作用，健全和完善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在我國，已經建立了縱橫兩個方面、覆蓋全國各個方面的民主制度。縱的方面，建立了從鄉到全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行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最高權力。橫的方面，在廣大農村，建立了村民大會制度，在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管理農村和企事業單位的事務。從理論上來說，中國共產黨創立的這種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徹底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最民主的制度相比，這種民主制度，不但能選議員、州長、總統，還能直接管理與人民切身利益相關的各種事務，體現了人民的事人民直接當家做主的民主觀念。很顯然，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堅持、完善和發展這種民主制度，是社會主義長盛不衰的政治保證。

　　統而言之，在中國長期處于封建社會，近代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注定了中國必須在也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來完成別的國家幾百年才實現的經濟文化發展歷程。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多元化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不經過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識還達不到現在的深度和高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世界在變化，形勢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在深入，不斷學習、善于學習，努力掌握和運用一切科學的新思想、新知識、新經驗，是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引領中國發展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我們要深入研究中國多元化發展的實踐經驗，從理論上概括出多元化發展有利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限制其消極因素，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理論，把多元化發展納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我想，這應當是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又一重要貢獻。

　　(作者系中國百名杰出管理科學研究者、中船重工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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