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楊明生

　　在紐約華爾街這條全長僅有500多米、街面非常狹窄的小馬路上，竟然容納了10多萬金融驕子，也云集著包括紐約證券交易所、聯邦儲備銀行在內的眾多機構。正是這些呼風喚雨的知名機構，才使它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神經中樞”。華爾街這個響亮的名字，如今因從這里肇始的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也被推向了金融海嘯的風口浪尖，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議論的熱點和指責的重點。

　　金融海嘯吞沒了華爾街上的五大投行，今后還會有投行嗎？金融海嘯掃蕩了美國人的財富，今后美國人還會有超前、超額消費嗎？金融海嘯摧毀了美國尖端的金融衍生品——釀成此次金融危機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今后還會有日新月異的創新嗎？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今后還會有法律的重建和監管體制的重新整合嗎？帶著與此有關的一系列問題，在正值金融危機一周年的九月，我帶領中國保監會一行六人考察團，訪問和考察了華爾街。

　　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中國銀行家，對于華爾街我并不陌生。在我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期間，曾多次訪問過華爾街，同這里的各大投行，以及各大商業銀行董事長、首席執行官有過商務會談。那時的華爾街一片繁榮，行走在華爾街上的那些躊躇滿志的白領們，總能引來一片羨慕的目光；那些拿著高額薪水的金融巨頭們，更是氣度非凡，舉手投足間便可使全球金融市場陰晴變幻，隨之便引來無數追隨者推波助瀾，然而，華爾街的繁榮并不是永恒的，就是那些無窮無盡的貪婪，最終引發了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

　　此次訪問華爾街，我的心情很沉重。金融市場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竟是這般殘酷。我所熟悉的金融巨頭們紛紛落馬，再也看不到他們主導游戲規則的身影；美國中產階級的金融資產在一夜之間大幅縮水，他們多年積累的財富轉瞬之間付諸東流。一百多年來，華爾街上演了無數次危機與繁榮的“偉大博弈”，如今這場空前的“偉大博弈”，短期內還難見分曉。全世界都在翹首以待，企盼著一個新的繁榮春天的到來。

　　華爾街一年來發生了明顯變化

　　此次訪問華爾街，我原本懷著一種壓抑的心情，但近距離接觸以后，感覺卻比來前想象的要好得多。我們看到，一年來在美國政府的強力干預下，華爾街已悄悄地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投資銀行方面，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華爾街主要投資銀行在兩周內或被收購、或被轉型為銀行控股集團。危機過后，美國金融機構紛紛開始強化風險管控，實施去杠桿化。隨著一些對手的消失，在投資銀行領域，高盛集團的領先優勢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美國原有幾大商業銀行的排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金融危機中遭受沖擊較小的摩根大通銀行先后收購貝爾斯登和美林證券之后，成為美國最有實力的商業銀行。美國銀行和富國銀行在分別收購美國全國金融公司、美聯銀行之后，成為美國房貸市場上最重要的兩家金融機構。花旗集團因金融危機的沖擊，已從全球市值第一的位置上跌下來，其業務的分拆、重組仍在進行中。

　　我們看到，為了應對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美國政府對金融業的干預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雖然關于政府干預市場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息，但是美國政府在市場機制休克狀態下的果斷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沖擊。曾經是全球最大保險公司的美國國際集團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兩大房貸集團先后被美國政府接管，美國政府對花旗集團的救助最終使得政府成為其最大股東。今后政府如何從這些金融機構中退出、向納稅人交代還是個未知數。不過，由此引發的“道德風險”，以及如何解決大型金融機構太大而不能倒閉的問題，將是奧巴馬政府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之一。

　　我們看到，已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財報上顯示，美國金融企業已經走出了危機最糟糕的階段。這既跟會計規則的調整有關，也受益于市場回暖和市場信心的恢復。隨著房地產價格的回升，美國金融系統的“有毒資產”可能轉化為賬面利潤。但是鑒于美國房地產仍存在風險以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導致信用卡壞賬的增加，與貸款業務相關的金融機構業績的全面恢復還需要時間。

　　我們看到，如何平衡監管與創新的關系是美國當前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華爾街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監管系統的漏洞，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旁氏”騙局麥道夫案曝光更讓投資者對華爾街監管部門的信任大打折扣。為了防止金融危機再度重演，奧巴馬政府計劃強化金融監管，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權力，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強化信息披露。但是，隨著金融市場的回暖，來自金融業以及政府內部的反對聲音也在增加。政府與金融企業的博弈中，如何平衡監管與創新，維護美國在全球金融業的領先地位等問題將是奧巴馬政府面臨的嚴峻挑戰。在前不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華爾街“高薪門事件”中，奧巴馬憤怒譴責那些用政府救助的錢發高薪的金融高管們，但這也只能是道義譴責，因為他們并不觸犯美國的現行法律和監管規定。美國民眾譴責他們發高薪并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因為他們動用了民眾的納稅錢。高薪已是華爾街金融創新和市場繁榮的推動力，已成為華爾街的“薪酬倫理”。今后只要不是用納稅人的錢，美國民眾就不會再譴責，美國政府也不會取消高薪，只能從稅收等方面予以適當調節。聯想到中國金融業的“高管高薪”問題，與美國有根本的不同。美國金融企業高管的產生是由市場選擇聘任，高薪是市場競爭產生的職業經理價格。中國國有控股金融企業高管的產生是由政府選擇任命，如按市場價格定高薪，就難以服眾，就會引起攀比，產生弊端，留下隱患。即使那些所謂的民營股份制金融企業，大多也不是真正的市場選擇，況且有的人身上本來就帶有市場“原罪”，他們給自己發高薪，當然要遭到公眾的強烈譴責。對此，我們應借鑒美國的經驗，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培育和造就職業金融家和職業經理階層，真正通過市場化的路徑來根治這個公眾關注的不合理的高薪問題。

　　我們看到，經歷了這場“金融海嘯”后，美國的金融業正處于修復重整的過程中，這個過程取決于金融業自身，但最終還是要靠實體經濟復蘇的支持。在美聯儲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下，如何解決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威脅，將是美國金融業演變的下一個看點。我們在同美國國際集團、大都會保險公司等大型金融機構高管座談時，他們對化解危機都表現出堅定的信心和樂觀的情緒，這使我大感意外，我想這可能就是德國著名哲學家韋伯所講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體現吧。

　　華爾街精神及金融文化底蘊

　　漫步于華爾街，環視著周圍的摩天大廈，我凝神思索著華爾街的變遷，揣測著華爾街的未來。通過對金融危機的實地考察，我感受最深的是華爾街所特有的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金融文化底蘊。這是我以前多次來華爾街所忽略的地方，也可能是我們許多金融界同行所忽略的地方。其實今天的華爾街已超越了它的地理概念。它是美國金融實力的象征，是全球金融中心的代名詞，已成為現代金融文化的符號。也有人站在另一個角度，說它是美國金融霸權的象征，是追逐財富的名利場，是冒險家的樂園。但不管是褒是貶，都說明了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從歷史上看，華爾街的成功，是資本主義精神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產物。早在17世紀中葉荷蘭人統治時期，這里便是新阿姆斯特丹總督的駐地。為了方便警衛通行，總督下令用木頭做圍墻，筑起一條街，就地取名“街墻”，這就是最早的華爾街(Wall Street)。華爾街在荷蘭人手里，建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金融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盡管資本主義的早期萌芽是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開始，但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是到了17世紀中葉在荷蘭首先完成的。而這個彈丸之地的小國，也一度成為世界強國。是荷蘭人首先將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帶到了華爾街。1664年，華爾街被英國人攻陷奪得后，繼續保持了荷蘭人熱愛商業、崇尚金錢的傳統，并一直延續至今。其中最有趣的故事是，18世紀有24個商人代表聚集在華爾街的一棵梧桐樹下，簽訂了“梧桐樹協議”，規定在他們之間可以進行證券交易。這就是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前身。這種個人自發、市場主導的機制，具有先天擴張的優勢。從此華爾街便成為美國銀行業的象征。只要一提起股票，人們便會聯想到華爾街。從“梧桐樹協議”簽訂300年來，華爾街已是滄桑巨變，享盡榮辱。今天在占地只有3700平方英尺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大廳里，每天的股票交易高達25億股，每筆交易只需不到一分鐘的時間。華爾街不斷制造著一夜暴富的神話，但也不乏令人心酸的回憶。1929年10月24日，美國許多家最有名望的企業股票突然急劇下跌，失去控制，股市崩盤，最終導致數百萬人破產，引發了那場舉世震驚的經濟大蕭條。80年后的今天，又一場舉世震驚的金融海嘯從這里爆發了，它很快便演變成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危機爆發初期，許多人哀嘆華爾街完了，許多人憤怒地指責華爾街貪婪、冷酷、欺詐，是搞亂世界金融秩序的罪魁禍首。我認為這種指責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有些尖銳，但卻也一語中的，值得認真反思和懺悔。

　　好在幾百年來，華爾街就是在這種榮與辱、善與惡的博弈中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周而復始的反思和糾錯中逐漸走向成熟的。我暗自發問，是什么力量使它在以往若干重大博弈中勝出，在無數次風口浪尖上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呢？思來想去，以下幾點可能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自由市場的力量。幾百年來，是誰在指揮華爾街股市潮起潮落，牛市與熊市定期更替？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就給出了答案，這就是市場這支巨大的“看不見的手”。它擁有如大自然般使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威力。毋庸諱言，早期的華爾街，市場坐莊、上市公司欺詐、商業賄賂、政府官員腐敗等問題層出不窮，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資本家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資本家就會藐視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家就不怕上絞刑架，敢于踐踏世間的一切。”他們每次給市場帶來災難的同時也受到了市場的嚴厲懲罰。華爾街最終能夠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并最終成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遵循了市場發展的規律，通過“看不見的手”，不斷修正金融市場巨大的游戲博弈規則，淘汰不遵守游戲規則的游戲者，也通過金融市場影響到經濟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并逐步改善金融市場的外部環境。

　　其次是政府干預的力量。美國上個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使華爾街乃至美國社會都彌漫著恐慌與絕望的情緒。市場雖有自我修復的強大功能，但由于此次危機的嚴重性，這種修復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就像一個人得了重病，除了自身注意調理外，還要看醫生，兩者有效結合才有利于早日康復。這個醫治創傷、消除恐慌、恢復信心的任務，自然就落到了政府的肩上。“時勢造英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為拯救資本主義世界開出一劑藥方——政府干預，即實施擴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時美國人用理性的選票選出一位能有效實施這一政策的總統——羅斯福。羅斯福在就職演說中說過這樣一句非常精辟的話：“我們唯一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羅斯福總統請凱恩斯來美講學，到國會講解他的觀點。凱恩斯的“藥方”得到了羅斯福政府的擁護和采納，最終取得了顯著的成效。羅斯福在任期間完成了兩大壯舉，一是帶領美國人民快速走出大蕭條，步入新的繁榮；二是打贏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有人說結束大蕭條的不是凱恩斯的藥方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我認為這種觀點有些偏激，戰爭只是一個因素，不是唯一的因素。一個重病患者的康復需要多種因素和條件的促成。后來的實踐證明，凱恩斯的“藥方”是有效的，也是不可或缺的。當今華爾街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之所以沒有倒下，也正是由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進行有效干預的結果。縱觀人類三百多年來市場經濟發展的經驗，經濟周期的出現，如同自然界的四季更替，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政府對市場經濟的適當干預，有利于延緩經濟周期的到來，有利于抑制經濟發展大起大落，有利于降低經濟周期的負面影響。

　　再次是金融文化的力量。這種市場機制外的特殊的軟實力，只有經過長期的培育和積累才能形成。起初由荷蘭人帶來，后由英國人、美國人，以及來自全球的金融精英們的繼承和發展，才形成了今天這種獨特的華爾街文化。這種文化的基本內涵就是，勇于創新、敢于冒險、講求誠信、實現自我。這種文化之所以可持續，是因為它來自三種精神的支撐：一是資本主義精神——為了利潤最大化，敢于冒任何風險；二是“亞當·斯密精神”——自覺為自己，不自覺為大家；三是新教倫理精神——以賺錢報效上帝為天職，為了死后升入天堂。我在想，有信仰、有終極關懷的文化，才能不斷創新和發展，才能生生不息。雖然華爾街在每次危機中都曝出丑聞，雖然華爾街無法消除貪婪和冷酷，但這并非是華爾街的主流文化。正是這些反市場因素的存在，正是這些人性弱點的存在，才有監管的必要，才有政府干預的必要，才有法制的必要。我想康復后的華爾街仍將是一個充滿生機活力的華爾街，其自私、貪婪也仍將如出一轍，這就是矛盾的兩重性，這就是富有活力的華爾街金融生態。

　　嚴冬終將過去

　　在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聯想到國內的一些輿論，令人為之憂慮。有的輿論認為，華爾街從此將結束它主導世界金融的歷史，美國將從此走向衰退，成為第二個羅馬帝國。好像中國一夜之間就會稱雄世界。我認為，這種求富求強的趕超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仔細一想，這種輿論弊多利少，不但容易誤導民眾，而且容易給那些制造“中國威脅論”的人以口實。美國早已是一個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國家，而我們只要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向任何一個方向走出30公里后就會看到明顯的城鄉差距。以此類推到中等城市再向下延伸的話，那就是巨大的城鄉差別。我們的硬實力才剛剛崛起，還只是若干個“點”，沒有形成廣泛的“面”。我們的軟實力還沒有上軌道，同發達國家相比既是最大的不足也是最大的隱患。其實，從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就可以看出，美國并沒有喪失其核心力量，它所擁有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內生能力是不會因為一場金融危機而衰敗下去的。從過去的無數次危機結果看，浴火重生后的華爾街，更能煥發出勃勃生機，而華爾街的生機就是美國繁榮的標志。有人擔心美國通過美元貶值來逃廢債務，這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下一步美元的貶值是肯定的，也將是溫和的。如果是劇烈的，那么頃刻就會在全球掀起一場拋售美元的狂潮，美國很快就會成為第二個羅馬帝國。我相信美國政府絕不會作出這種愚蠢的選擇。

　　還有一種輿論認為，現在全世界都是凱恩斯主義，國有化救市已成趨勢，亞當·斯密的理論似乎過時了。通過此次訪問我親眼看到，根本不是那回事。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臺，都不會改變自由市場經濟的執政理念。在此次危機中，美國政府是用納稅人的錢救市，而不是搞什么國有化。就像醫生給一個住院患者看病，康復后患者出院繼續干他的本職工作。一個企業一旦被救活，政府就會收回投資，讓其回歸市場，繼續讓市場主導其發展。我在訪問中看到，美國政府拿出1800多億美元巨資救助全球最大的保險集團——美國國際集團，政府采取的是直接注資、間接調控的辦法。就是說集團高管人員不由政府直接任命，一律通過市場競聘產生，公司運作由市場主導。我認為，無論是亞當·斯密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都不能包治百病。只要搞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就將起主導作用；只要有經濟周期或危機存在，政府干預這支“看得見的手”就會有所作為——扶助經濟復蘇和市場規范發展。在此問題上，一旦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會出現嚴重的后果。

　　也有輿論認為，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都是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長期奉行低息貨幣政策的結果。我并不這樣認為。在格林斯潘任職期間，美國金融業保持了連續十多年的繁榮，格林斯潘也因此被捧上了“神壇”，其作用被人為夸大。如今又有人開始貶低他的作用，甚至否定他的功績，我認為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世界上任何偉大的人物，都不會超越當時歷史所給予他們的局限，我們應更多地理解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而不是過多地指責他們，否則這個世界上就很難有偉大的人物存在。美國的金融監管缺失、金融創新過度已是不爭的事實。但受歷史的局限，在當時不可能得到及時的糾正。正是這場危機的爆發為解決和糾正這些多年累積的問題提供了機遇和可能，這就是歷史的邏輯，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中國有句老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使像美國這樣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金融監管對道德風險和高科技金融衍生品的風險也是防不勝防，監管者和被監管者不可能在信息完全對稱的條件下博弈。我認為，彌補金融監管缺失和金融創新過度的唯一辦法就是，設定監管防線，如杠桿比例、資本金比例等。無論是在順周期還是在逆周期，有任何理由都不得突破。只有堅持這種“無情的”監管，才能達到“有情的”和諧發展。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即使是經濟周期來臨、危機發生，也不會出現毀滅性的災難。

　　我的預感是，在后華爾街時代，美國的監管制度必將會作出重大的變革，美國的金融創新和投行業務會進入一個理性的發展階段。我們在向美國學習的同時，必須根據中國的國情，適時采取有效的對策。如美國在混業經營中的教訓，我們必須認真汲取。我在訪問華爾街時，無論是同監管機構還是同金融企業交流，它們的實踐都證明，美國金融的混業經營目前尚無成功的先例。如花旗銀行在1998年通過與旅行者保險公司合并成為集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公司為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集團。但時隔6年之后，花旗集團就將旅行者保險公司等保險業務出售。今年年初，花旗集團又宣布將公司一分為二，一個是專注傳統銀行業務的花旗公司，另一個是持有該集團較高風險資產的花旗控股。至此，花旗十多年前所組建的“金融超市”宣告解體，又重新回到1998年時的分業經營框架。在考察中我們還了解到，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AIG發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并購一家銀行，而此次釀成AIG危機導火索的CDS實質上就是異化為銀行衍生品性質的金融工具。事實證明，在混業經營體制下，各項金融業務界限模糊。由于缺乏有效的防火墻，金融創新過度、杠桿操作過度產生的風險不斷從傳統的商業銀行和保險領域向資本市場領域轉移和集中，進而導致系統性風險出現。此外，金融機構喪失對主業的關注，紛紛利用其有限的資源涉足非其專長的輔業，力圖成為提供“一站式服務”的大型金融集團，最終導致輔業拖累了主業，得不償失。例如，AIG危機源于輔業，而AIG的主營業務，即保險業務在危機中的良好表現從某種程度上拯救了AIG。聯想到當前中國金融混業沖動日益升溫的態勢，可看出我們對華爾街危機的教訓和經驗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視和認真的借鑒。我認為目前中國的混業經營應暫緩推行，不可“摸著石頭過河”。首先要健全法制，抓緊修訂有關法律，而當務之急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因為中國目前的混業經營是以控股公司形式出現的，有的規模已經很大，內部交易缺乏法律約束，給監管帶來很大的不便，其風險隱患堪憂。其次是深化金融體制、機制改革，重點是真正形成以市場為主導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如果這種體系不能建立，就難以造就大批現代金融優秀人才。即使從海外招聘進來，其作用也難以發揮，或留不住，或被老體制同化。

　　我們訪問華爾街的最后一站是與華爾街銅牛合影留念。這座身長5米、體重6300公斤的銅牛塑像是華爾街的標志，是“力量和勇氣”的象征。以前每次來華爾街時都與銅牛合影留念，這一次當然不能錯過，而且更有意義。我原以為銅牛前已是“門前冷落鞍馬稀”呢，想不到仍舊門庭若市，很多游人爭著排隊留影。我們排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如愿以償。我在想，華爾街真是神圣啊。今天，雖然“牛氣沖天”的風光已經不在，但來到這來的人們，不管他是哪個國籍，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期盼，就是結束危機，重睹芳華。在全球經濟金融日益一體化的今天，一個重新繁榮的華爾街，不僅造福于美國，而且也對世界經濟穩定擔當著應有的重任。華爾街的嚴冬終將過去，華爾街的春天終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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