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浙江省政府以合理的方式出面維護浙商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協商解決矛盾的模式，對抗山西的強勢做法，抑制山西煤改的負面效應

　　山西煤改漸近尾聲，這次以提高煤炭產業集中度為名，完全由政府主導改革，以“國進民退”為特點，以最終消滅“煤老板”和民間資本為最終形式的煤改，基本沒有遭遇“煤老板”太多的抵抗，政府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以最低的“改制成本”，將80%以上過去由“煤老板”擁有的煤礦兼并重組。據山西有關部門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全省重組整合煤礦企業協議簽訂率達97.9%，主體接管到位率71%。不過，據與會的煤老板反映，“很多協議是以各種行政手段強迫簽下” 。

　　對于本次山西的煤改，外界質疑最多的不外乎兩點：一是改革的路徑完全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罔顧《物權法》確立的私人產權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的法治原則；二是山西省政府確立了本省五大國有煤礦為重組的主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國進民退”。對于第一個質疑，山西省政府迄今為止沒有做出有說服力的回應，但對于第二個質疑，山西省政府通過專稿的方式，以“數字說話”進行回應。筆者認為，這個回應的水分的確太大了——事實上，經過本次重組之后，所謂的53%的股份制企業，不過是各種國有絕對控股的變種而已。

　　然而，不可一世的“煤老板”面對政府的強勢，采取了令人非常驚訝的沉默的方式。這種似乎很不符合常理邏輯的后面，事實上折射的是多年來山西煤礦采礦權轉讓過程中的種種亂象。“煤老板”對于政府開出的強硬“回購”條件，之所以忍氣吞聲，不過是有種種尋租和違法的把柄在政府手里，并非對這次改革本身有多么支持。就改革本身而言，無論是政府對改革支付的對價，還是具體方式，就純粹的產權關系而論，難逃侵犯私人產權和違反基本法治原則的質疑。

　　這樣，“煤老板”先前獲取煤礦產權的種種原罪，的確成了本次“煤改”出乎意料順利的某種制度的潛規則。筆者在調研中接觸到的一些“煤老板”，私下非常憤怒，但并不敢將這種憤怒公開表達，或者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予以解決。因為在政府掌握了種種主動權和公器的情況下，公然對抗的嚴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此即意味著，由于獲取產權的先天不公正，使得“煤老板”并沒有足夠的底氣敢維護自己的權利，從而導致博弈的最好均衡似乎是“煤老板”付出比較大的代價，按照政府規定的價格和時間退出。

　　但這顯然不是一種最好的產權分配模式。對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任何壟斷資源的獲取，如果沒有制度性的尋租，實屬匪夷所思。如果未來諸如此類的改革都采取“山西模式”，以民間資本的原罪為要挾，剝奪合法產權，受損者有三：一為法治，山西的煤改模式，基本和《物權法》確立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二為改革，其實，“國進民退”最大的危害是對改革共識的顛覆，中國30年改革最大的共識無非兩點，一是必須改革，沒有改革死路一條，二是國有企業必須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三是侵害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積極性。很多論者對于山西煤改持贊成態度，是沒有站在改革的全局來看到其中的危害。

　　從“煤老板”的籍貫看，山西“煤老板”絕大多數是浙江籍的，初步估計浙商在山西投資煤礦企業約450多家、煤礦500多座，投資總額在500億到1000億之間，控制的煤炭資源年產量在5000萬噸以上，占投資山西煤礦的民間投資的近六分之一。這意味著，本次山西“煤改”，損失最大的是浙江民間資本。如果“煤老板”直接和山西省通過法律的途徑解決，在當前的特殊語境下，筆者估計不會有任何的結果。

　　而如果由浙江省政府出面，并且帶動其他地方政府一起出面與山西省政府進行博弈，在產權定價、退出模式等方面起碼可以在一個比較公平的原則上進行，這也許是時下解決政府與民間資本矛盾的最合理的一種模式。從現在來看，沒有一個維護地方利益的強勢的政府，各地的民間投資恐怕會成人人都想痛宰的羔羊。就此而言，筆者建議浙江省政府以合理的方式出面維護浙商的利益，并由此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協商解決矛盾的模式，對抗山西的強勢做法，抑制山西煤改的負面效應。

　　●馬光遠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資深律師。學術旨趣主要在資本市場、上市公司收購和公共政策，特別關注中國的轉型和法治變遷。作為中國律師，執業領域主要在上市公司收購、反壟斷、公司治理和證券訴訟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