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郭洪業

　　討論嘉賓：

　　張明/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

　　文宗瑜/財政部國有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鄭磊/招銀國際投資銀行高級副總裁

　　夏保羅/中科招商副總裁

　　“國進民退”，這個并非是正式政策的概括性詞匯，在抵御金融危機侵襲的背景下，隨著信貸資源傾斜、央企地王頻現、通鋼林鋼改制、山西煤改、央企奪食創業板等系列事件的頻發，備受上自社會精英、下至草根百姓的關注。從某種角度看，這一現象多少折射出轉軌進程中中國經濟結構與方向的某種突圍。

　　國有資本的勢力拓展，是階段舉措的集中反映，還是涓滴匯洪流的改革新方向，將對中國經濟格局產生何種深遠影響？民營經濟的生存空間如何體現？在堅持改革開放這個大方向下，與其拘泥于所有制紛爭，是否更應當探求如何堅持市場化取向，確保國有、民營經濟在尊重市場經濟規則、付出較少改革成本的基礎上有機融合、良性互動，真正構建強而有力的國家競爭力？這不僅是個思想認識問題，更是個現實實踐問題。自上而下厘清思路刻不容緩。

　　張明：“國進民退”是在走回頭路

　　政府應當積極調整其救市政策與產業政策，尤其是擴大對民營企業的資金與政策扶持，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全球金融危機不僅通過國際貿易渠道沖擊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而且通過中國政府的救市政策間接改變了中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相對格局。一方面，中國出口行業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重創，而在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民營企業自然難以幸免。另一方面，無論是4萬億人民幣的投資刺激方案，還是2009年上半年7.3萬億的信貸投放，資源都基本集中于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很難從政府救市方案中分得一杯羹。

　　此外，十大產業振興計劃都以產業整合、淘汰落后產能為核心思想。言外之意無非是國有企業肯定不會有落后產能。在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以及政府明顯偏向性救市策略的雙重作用下，自2009年以來，中國涌現出新一輪甚至是史無前例的國進民退浪潮。

　　房地產行業本是中國民營企業最為發達、對國民經濟貢獻很大的一個行業。從2009年起，中國沿海大城市的地王大多落入大型國有企業下屬房地產開發公司的囊中。房地產行業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洗牌，結局可能是國有企業在行業排名中異軍突起。在食品行業中，曾經是民營企業標桿的蒙牛最終選擇被中糧集團收購。在鋼鐵行業，持續盈利的民營鋼企日照鋼鐵被持續虧損的山東鋼鐵所收購。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航空業。盡管國航、東航等國有航空公司在2008年的航油衍生品交易中虧損慘重，但在政府資金和政策的扶持下，這些公司都安然渡過危機。相比之下，昔日吸引眼球的四大民營航空公司，除了春秋航空還在勉勵支撐之外，其他三家或者倒閉，或者被收購，落得個一地雞毛的結局。

　　為什么國進民退的浪潮令人憂慮？在筆者看來，理由無非有如下幾條。

　　首先，國進民退浪潮的結果，將是國有企業在越來越多的行業占據壟斷地位。經濟學原理告訴世人，在任何一個賣方壟斷市場，壟斷企業會通過壓低產品產量來抬升產品價格，最終形成的價格顯著高于自由競爭市場結構下形成的均衡價格。相應的福利含義是，消費者的福利受損，而壟斷企業的福利上升。這顯然不利于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當然，政府可以通過實施價格管制來限制壟斷廠商提價，但這會加劇供求失衡，從而為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創造出新的尋租空間。此外，壟斷企業既然能夠在現有水平下獲得高額利潤，它們就沒有動力去改進產品質量與服務水平，相應的，用于研究開發以及設備更新換代的投資也相對不足。因此，在國有壟斷市場環境下，除消費者福利受損外，國家的技術進步也將會顯著滯后，而國內總需求也可能會持續不足。

　　其次，從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來的成功經驗可以看出，在解決從農村中轉移出來的富余勞動力就業的問題上，中國民營企業發揮的作用遠大于國有企業。至少，日常生活的經驗顯示，大中型國有企業是不愿意直接招募農民工的。如果國進民退的現象進行到底，如果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那么未來中國非熟練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將日益凸現。如果失業問題變得越來越嚴峻，那么社會秩序就可能變得動蕩不安。

　　再次，在社會全行業發生的國進民退浪潮，是與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初衷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的初衷相違背的。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初衷是充分發展各種所有制企業，提高民營企業的地位與比重。國資委多次表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有進有退，國有企業應該從民營企業能夠持續盈利的行業中退出，重點在國家戰略性行業、資源性行業與社會公共產品行業中經營。然而，目前發生的情況是國有企業在幾乎所有重要行業中狂飆突進，而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越來越窄。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無疑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走回頭路。

　　綜上所述，我們應高度警惕當前的國進民退浪潮。中國政府應當積極調整其救市政策與產業政策，尤其是擴大對民營企業的資金與政策扶持，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要讓民營企業在與國有企業以及外資企業的競爭過程中，直接輸在起跑線上。

　　文宗瑜：國企對手是跨國公司而非民企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還要持續支持并推動國有企業的發展，但是國有企業繼續發展的思路及目標定位應該有所糾正

　　此輪國有企業的擴張尤其是央企的無邊界擴張，開始于2003年，2008年下半年以來達到了巔峰狀態。在國有企業的擴張中，不僅進一步提高了國有資本在壟斷領域中的占比，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國有資本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占比。國有企業的擴張，已經從注重國有企業的數量，轉變到注重國有企業的規模。與國有企業的擴張相同步，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的關系從國退民進，轉變為國進民退，國有企業的作用已經完全轉變為國有資本的作用。在當今央企實行無邊界擴張，重新進入國有資本已經退出的若干充分競爭性行業，大舉推進境外并購之際，似乎把國有資本表述為國家資本更為恰當，甚至有人認為國有企業尤其央企的無邊界擴張，正在把中國推向“國家資本主義”之路。

　　國有經濟比重的大幅上升，說明了兩點：其一，中國改革開放沒有使中國走向私有化；其二，中國改革開放使中國離私有化越來越遠。除此之外，還說明：改革開放及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不僅沒有弱化國有企業的作用，而且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的作用及影響力。這種作用及影響力，不僅表現在國有資產大幅增值方面，而且表現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國家技術創新、國防實力提高等方面。當然，這也并不意味著，中國國有企業及國有資本要走“國家資本主義”之路。

　　國有企業的發展及成就，與國家政策扶植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分不開。在某種意義上，國有企業發展所取得的成就與其地位、所掌控的資源并不匹配，與政府的希望及百姓的渴望存在差距。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還要持續支持并推動國有企業的發展，但是國有企業繼續發展的思路及目標定位應該有所糾正。

　　國有企業的繼續發展要注重質量，并強化風險管控。今天，部分特大型、大型國有企業的資產規模，無論是與國內民營企業相比，還是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跨國公司相比，都已經十分大。國有企業繼續發展，不是再片面強調規模并盲目擴張規模，而是要在質量、資產收益率、凈利潤增長比率上下功夫。除此之外，國有企業還要在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管控上下功夫。每個國有企業都要思考，離開了壟斷及政府行政力量的支持，還能不能盈利。如果未來的10至20年，國企放棄了壟斷及其對政府的依賴，還能保持2003—2007年的盈利增長幅度，那么，國有企業就真正具備了國際競爭力。

　　國有企業的繼續發展要關注并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及升級。在經濟增長結構、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國有經濟與非國有經濟比重結構、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等結構的全面調整中，產業結構調整及升級發揮著關鍵作用。從中國已有的產業格局來看，產能過剩及重復建設的問題比較普遍。在推動結構調整中，國有企業應該率先并有計劃地從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實行國有資本退出，國有企業要自覺抵制為擴大資產規模而進行的重復建設類的投資活動。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的產業轉移也要防止一哄而上，搞重復建設。從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要求看，國有企業應盡力避免進入一些與民營企業過度競爭的行業，國有資本的社會屬性要求國有企業做民營企業不愿做的行業或項目。

　　國有企業的繼續發展要引導并支持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在某種意義上，國有企業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跨國公司，國有企業應站在國際市場的高度，把主要競爭對手定位于跨國公司，與國內的跨國公司充分競爭，走出去與東道國的跨國公司充分競爭。對于2003年以來的“國進民退”，只能視之為國有企業為擴大規模而在同業中進入“前三”的一種策略，如果所有國企尤其是央企把“國進民退”當做戰略，那就偏離了國有資本的社會屬性。國有企業應該從提升國家綜合國力、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的目標著眼，引導并支持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

　　鄭磊：全社會福利最大化才是根本目標

　　相對來說，國有資本在對抗經濟危機中扮演了“正面戰場”的作用，其作用固然十分顯著，但是，應對危機不能只靠幾個戰場的勝利，而必須有強大的“民防體系”，這就只能依靠小而眾多的民營企業了

　　“國退民進”幾年前曾因郎咸平教授聲討國有資產流失而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國有企業改制也曾因此而停滯過一段時間。但終究感情替代不了客觀經濟規律，國有企業產權改制已經成為歷史不可逆轉的方向，關注的重點應在于如何公平合理透明地操作國資改制，而不是因噎廢食地阻擋經濟發展的大潮。

　　“國退民進”現象出現之后，國資管理部門對于下屬企業采取了一些宏觀指導措施，筆者就曾參與制定深圳市國資委對25家直管企業主業目錄的制定，明確每家企業應該重點從事的業務領域，要求企業限額內的投資必須先報國資委審核，對于非主要業務的投資進行嚴格的審批或者不予批準。中央國資委對于大型央企也是采用這樣的調控方法。在明確主業之后，可以看到國有經濟主要集中在交通、軍工、化工、資源、房地產、公用事業、特營專營等產業領域，形成逐步縮小或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局面。但是，這一情況在金融海嘯之后發生了局部性逆轉，山東鋼鐵整合日照鋼鐵、山西關閉小煤窯等事件，作為代表性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

　　“國退民進”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都已得到了證實和支持。在同一行業領域，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普遍低于民營企業，民營經濟為新增就業的貢獻率不低于90%，明顯改善了產品質量和市場供應，成為中國經濟中最活躍的一支主力軍。國有企業目前仍主要在資本投入高、規模大和帶有公用性質的行業具有優勢。另外，就是部分壟斷行業仍無法容許民營經濟進入。改革30多年來，應該說，國有和民營經濟在整體上有了一個較平衡的組成結構，國有經濟退得還不夠，應該開放更多的壟斷領域，降低實際進入門檻，讓民營企業參與進去，對國有企業形成一定程度的競爭態勢，以促使國有企業提升經營效率。既然民營經濟產權更明晰，責任更到位，更有活力和進取精神，就應該讓民營企業進到位，充分發揮其經濟推動力，這應該是中國經濟政策最現實的考量因素。

　　金融危機實際上倒逼了改革的進程。中國經濟的二元性、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在危機中充分暴露了出來，中央政府曾考慮減少國企壟斷的調整政策，應該說，當前發生的“國進民退”現象并沒有政策轉向的跡象。為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家出臺了4萬億救市計劃，而中國經濟中固有的以投資為主動力的結構，必然使得這筆資金仍主要配置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而國有企業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承接救市資金的主力隊員，資金實力迅速放大。這與即使在正常時期都難以獲得資金支持的民營企業形成了強烈對比。在抵御危機的“正面戰場”上是國有企業，而在更廣袤的戰場上，是實力柔弱而生命力頑強的民營經濟體。坦率地講，不能一筆抹消“正面戰場”在危機初期所起的作用，但是，應對危機不能只靠幾個戰場的勝利，而必須有強大的“民防體系”，這就只能依靠小而眾多的民營企業了。

　　無論中央企業和地方國企，都應服從于國家利益。中國經濟面臨深刻調整，外向型經濟中的高附加值和自有知識產權產品的比例必須提高，減少低端和簡單出口加工，以應對人民幣必然升值的趨勢；投資仍然很關鍵，但拉動內需應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解決內需疲弱需要擴大就業人口，提高人均收入，解決醫療、社會保險、住房和教育這四個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在產業結構上，除了基礎和現代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以此大量吸收就業人口。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應該發揮各自所長，合理搭配，優勢互補，共同完成這一改革任務。在基礎和現代工業，國企和民營都應發揮作用，國有企業應充當提供公用服務的職能，起到社會福利平衡器的作用。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都應以服務于中國經濟戰略為依歸，以全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

　　夏保羅：關鍵要看能否做好增值

　　從長期來看，不管是國企還是民企，能做好企業的增值工作才是發展的重中之重

　　國進民退現象實際上絕對不限于中國，這是世界潮流，大勢所趨。美國現在也是國進民退，比如在銀行界，美國政府對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富國銀行、高盛銀行、摩根士丹利等等，進行參股甚至控股。美國最重要的一批銀行，全部出現了國進民退現象；在保險業，AIG也是國進民退；在汽車行業，通用與克萊斯勒也是國進民退。在英國也是如此，比如蘇格蘭銀行，實際上現在變成國家控股了。在荷蘭、在比利時也是如此。所以說，這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

　　在中國，國進民退固然有，但民進國退的例子也很多，比如美國黑石投資中國藍星，高盛投資雙匯，最近我們中科招商接連投資三家國企，一是奇瑞投資29億、大連機床投資6億、龍煤投資5億等等，也是民進國退，其他的例子有很多。

　　我認為造成國進民退在中國比較受關注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有些行業產能過剩，政府就要考慮增加某些行業的集中度，只好“大吃小”，正好大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般規模偏小。如煤炭、鋼鐵行業等，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大型企業主要是民營企業，小型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那今天我們看到的情景將是截然相反的。

　　二是中國特有的民營企業發展的“天花板”現象。當民企到了某一個階段，容易出現徘徊不前的現象，管理學上說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了，上不去了，在這種時候反而需要國有化，像蒙牛被中糧并購就是這樣，聯想也是。因為，在中國，民營企業規模到了某一個階段就容易缺資金，需要增加政府資源的傾斜、增加貸款等，這客觀上為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的產生提供了便利。比如房地產領域不斷涌現的國企地王現象，關鍵是資金問題，因為現在的土地越來越貴，囤積土地需要大量的錢。這方面，國內最大的民企房地產公司的資金都不夠，而此時國企手上有的是錢，銀行也樂于把資金放給國企。

　　從企業數量方面談，中國國企占企業數量的5%，但是利潤占90%，從資產上看也占90%，所以不能說國企表現差。但分析國企發展背后的原因不難發現：首先，貸款大量傾斜于國企，因為銀行放款給國企放心一些，晚上睡得著覺；其次，政府的資源傾斜國企，尤其是壟斷性資源，這一點是民營企業無論如何無法比擬的；再次，政府的政策傾斜國企，這是客觀事實，最典型的是行業準入政策和貸款傾斜。

　　因此，不管國企也好，民企也罷，關鍵是看你能否做好“增值”，就是把估值做大，把市值做大，把一個企業的價值做大，這個東西國企需要，民企也需要，和企業性質是無關的。而要做好“增值”，其實措施很具體：第一要重組；第二要把制約公司發展的條件拿掉，公司治理、決策機制、股權機制等要規范化、合理化；第三就是創造、制定全方位融資解決方案，把短期融資變成長期融資，把高息變成低息，把不夠融資變成充足融資，這是融資優化；第四是管理優化，我們叫“缺鈣補鈣”或者叫“短板換長板”，哪里差就補哪里；第五是上市布局，把公司搞上市；第六是國際化，面對海外市場和全球競爭。

　　這些都是增值服務，這才是正本清源，提升企業的價值是企業發展的重中之重。這也是我們如何正確看待國進民退現象必須遵循的價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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