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

　　■       本刊記者 趙雪芳

　　記者：在經濟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中國目前的經濟出現了良好的復蘇態勢，“保八”應該不成問題。許多專家提出，在“保八”目標實現后，政府在宏觀調控中的關注點應開始轉向防過剩和防通脹。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王建：宏觀調控關注點發生轉向的前提是經濟復蘇勢頭已經可以確定，甚至會出現某種“過熱”的態勢。的確，由于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是增長的低谷，目前的復蘇勢頭如果延續下去，經濟增長率甚至可能創出近年來的新高，所以犧牲一些速度來壓縮產能和對付通脹也不會使經濟增長率掉到8%以下，但明年的問題可能不會那么簡單，因為宏觀調控重點與方向的選擇，會極大地影響到“十二五”第一年即2011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甚至影響到整個“十二五”期間的增長問題。

　　首先，在當代國際環境中，中國已經不可能擺脫國際經濟影響而主要從自身出發安排經濟增長，而對未來的國際經濟環境絕不能過于樂觀，因為雖然今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開始回升，但是10月份以來又出現不穩的情況，比如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降、大地產金融公司倒閉、銀行倒閉風潮再起等。美國的這次危機不同于以往，是居民的支付能力危機，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從未出現過的，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的泡沫破滅是因為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失衡，而在美國，不僅企業有這樣的問題，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失衡更嚴重。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90年代初，美國的家庭負債率平均為60%，21世紀初上升到90%，2007年危機爆發前已飚升到138%，2008年以來美國的居民儲蓄率雖然有所回升，到今年6月份已回升到5.9%，但是家庭負債率平均還在129%，基本上沒有怎么下降，而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場危機就過不去。此外，由于次貸危機的爆發，美國金融市場中積累了龐大的“有毒資產”，美國政府對這些“有毒資產”的處理辦法，一是允許金融機構改變記賬方式，把這些“有毒資產”暫時掩蓋起來；二是向后推，即把金融合約的清算期向后推遲兩年，所以美國的龐大的“有毒資產”至今都沒有從根本上清除，而只要還沒有被清除，這場危機就不會過去。推遲矛盾爆發雖然給美國經濟爭取到兩年的緩沖期，但新的危機仍可能在2011年爆發，使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出現“二次探底”。

　　因此，2010年中國宏觀調控的主線，不應以反通脹和反過剩為主而采取緊縮方針，而仍應以管理好蕭條預期為主，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看到，雖然中國經濟與社會中已經積累了很多矛盾，甚至是尖銳矛盾，但美國、日本與歐盟諸經濟體中的經濟社會矛盾只比中國多，不比中國少；只比中國大，不比中國小。總的來看，這場全球性危機在醞釀著越來越多有利于中國的因素，并且危機越深刻，在危機中產生的有利于中國的因素就越多。但是，所有這些有利因素的成長壯大，都系于中國的強勢經濟增長；而且國內的經濟與社會矛盾，也只有在中國經濟不失速的情況下才能得到解決。因此，在未來可能出現世界經濟危機再度爆發的背景下，如何保住中國經濟不隨世界經濟蕭條而顯著下滑，應是宏觀調控中密切關注的問題。

　　記者：目前大家對經濟刺激政策繼續實施的擔憂是，我們的經濟增長依舊是在靠政策拉動，靠政府大規模的投資實現，由此不可避免會產生日趨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和通貨膨脹問題，那么您認為應當怎樣解決這些問題？

　　王建：為了應對危機，主要依靠增加投資來對沖外部需求萎縮，是在危機中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這樣做的一個附帶結果是強化了政府投融資平臺的作用，因為在危機來襲時，只有各級政府敢于繼續進行投資。這樣做的好處是保住了經濟增長的基本步伐；帶來的問題是，在國內生產已經全面過剩而出口需求又持續萎縮的條件下，擴大投資會進一步加大未來的產能過剩程度，從而形成更大規模的過剩。由于主要依靠國有銀行系統為各級地方政府融資，因此加大過剩風險的前景也在銀行體系中醞釀著風險。今年年初以來新上投資項目仍集中在基礎設施和重工業等大型項目，而且改建項目的增長率很高，估計新一輪的產能釋放高峰應該是在三年以后，即在2012年前后，屆時也會是銀行體系出現系統性風險的時候。

　　政府目前采取的辦法是對過剩產能領域實施全面的緊縮，即不僅有經濟辦法，也有法律與行政辦法，然而在我看來，如果把兩年后世界經濟可能再次觸底的前景考慮在內，最好的辦法不是由政府出面來采取措施限制過剩產能，而是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讓過剩產能自然淘汰。目前愈演愈烈的“國進民退”浪潮必須加以遏制，因為以國有銀行的資金供給作支持，以各地政府為平臺的擴大投資政策，在經濟已經擺脫衰退后就應退出了。在經濟進入復蘇軌道后由市場來進行過剩產能的淘汰過程，應該比政府出面更好。從這個角度來看，明年政府在投資方面需要限制的是由各地政府所主導的國有部門投資，對民間投資則應給予極大地鼓勵，因為只有民間投資活躍起來，才能最有效地應對外部經濟可能出現的再度惡化。

　　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擴大內需的必要途徑就是加速城市化進程。如果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中國出口再次出現深度萎縮，我看只有城市化創造的需求才能使中國經濟擺脫隨同世界經濟蕭條的前景。特別是進入到“十二五”以后，國際經濟形勢的再度逆轉會使外需更加不可依賴，由于為保增長而實施的大投資再度轉到產能釋放階段，在現有經濟結構基礎上繼續加大投資需求也已沒有空間，所以轉向城市化調整方向已經迫在眉睫，否則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會失去動力。

　　記者：那么，應當怎樣在保增長與防通脹之間保持平衡？

　　王建：首先可以肯定地說，明年的物價上漲率會明顯高于今年，因為通脹自今年8月份以后開始抬頭，主要還是受國內食品價格和國際大宗商品輸入價格抬升的影響。由于美國的經濟與金融市場很不穩定，國際資本在這個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找不到太多的金融投資出路，還會繼續沖擊黃金和石油等，這樣大宗產品的輸入價格就降不下來。從國內看，中國自2007年后逐步進入第四次“嬰兒潮”，每年出生的嬰兒都在1600萬人以上，大大高出“十一五”時期的700萬人，這會極大地增加對食品的需求，而今年由于北方地區旱情導致玉米等作物嚴重減產，會影響今明兩年的食品價格，還由于今年前三個季度都是物價負增長，所以估計明年第一季度物價就會上升到2%，第二季度有可能上升到4%～5%，全年應在5%左右，到4%的時候我估計當局就會考慮加息。最近一次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說，今年第四季度的工作重點之一是要“管理好通脹預期”，我理解這個意思就是在通脹還未出現的時候就要采取某種緊縮措施，一開始是數量型的措施，如加大貨幣對沖力度，緊縮貸款等，明年第二季度以后就可能轉向質量型管理，即加息。

　　我認為，即使明年的物價水平達到甚至超過5%，政府也不要采取加息的動作，因為后年世界經濟就有可能再度探底；如果在明年下半年加息，就是只顧管好對通脹的預期，而不去管對蕭條的預期。此外，2008年反通脹的實踐證明，如果是輸入型與結構型構成的通脹，貨幣再緊物價也壓不下來。輸入型和結構型這兩類通脹都會侵蝕企業利潤，當通脹導致企業增長乏力的時候，再緊貨幣就等于給企業增長施加了一個不利的條件。

　　然而，物價上漲還是會對居民生活產生直接甚至是巨大的影響的，如果不能采取貨幣緊縮政策，財政政策就必須作為應付通脹的主要手段，由于物價上漲主要影響的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所以就應安排好在通脹率較高時期對中低收入人群的財政補貼方案。

　　記者：今年年初以來，信貸大量投放，流動性比較充裕，股市和樓市活躍，通貨膨脹預期走強，資產價格上漲明顯。您認為如何處理好資產價格與實物價格的關系。

　　王建：今年年初以來，股市和樓市在經濟持續下滑過程中開始活躍，主要原因恐怕是有大量實體經濟中的資金轉向資本市場，而目前和明年的經濟復蘇會引領部分資金從地產與股市中退出，因而會減少部分資金，相應抑制資產泡沫的擴大速度，但若為壓制過剩產能而采取了過度嚴厲措施，也不排除實體經濟中的資金會繼續流入地產和股市，推動資產價格上漲。此外，如果2011年世界經濟再度探底，而且程度更嚴重，則會有更多國際資本向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流動，這也會是在明后年推動中國資產價格上漲的重要因素。

　　從股市與地產的關系看，目前樓市價格在歷史高位，而股市只是歷史價格的一半，所以我認為明年樓價不可能再有今年這樣大幅度攀升的前景，甚至會有所下降，特別是高檔住宅價格，可能會明顯下降，因為流出樓市的資金主要是在經濟低谷時從實體經濟流入的那部分資金。此外，今年樓市火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2003年以來高增長所積累的社會財富的滯后釋放效應，在今后若干年里這個效應應該是遞減的，除非中國再度迎來一個像2003～2007年那樣的高增長，但是至少未來5年內這種可能性幾乎沒有，所以就沒有支持樓價顯著上升的動力。

　　總之，由于明年地產價格有可能持穩甚至有所下降，股市會隨經濟回升步伐穩步上升，把管理資產價格膨脹預期作為貨幣緊縮的原因來考慮，也是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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