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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全球經濟調整中發揮著領導作用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01日 09:38  《中國金融》

  ——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施特勞斯-卡恩先生

  ■       本刊記者 魏革軍

  記者:非常感謝您再次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上次采訪是在一年多前,在這期間,全球經濟局勢發生了深刻變化,目前,在經歷金融危機沖擊后,全球經濟正逐漸走向復蘇,但有觀點認為,全球經濟復蘇面臨停滯的風險,甚至可能出現“雙底衰退”的現象。您如何看待當前全球經濟復蘇態勢?

  卡恩:當前我們正處在“大蕭條”以來影響最為深刻的危機之中,之所以說我們仍然處于危機中,是因為目前全球經濟雖然轉危為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許多國家都認為全球經濟已逐漸脫離低迷,但事實是經濟的復蘇仍然很脆弱,也很不均衡,尤其是發達經濟體。過去的一個月,隨著金融市場好轉,在亞洲經濟強勁復蘇引領下,全球經濟終于開始實現正面增長,但是經濟的復蘇過多依賴公共財政的刺激,工業國家的私人消費尚不能自我維持,居民和企業在重建資產負債表,失業率繼續上升,金融體系還沒有完全恢復。我們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下滑約1%之后,全球經濟活動將在2010年擴張約3%,這一水平大大低于危機前所實現的水平。

  但可以確定的是,全球經濟已經逃離了一場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大災難,而一年前的此時大家普遍認為我們正經歷著一場與“大蕭條”嚴重程度相當的金融危機。在各國政府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政策驅動下,我們度過了危機中最壞的時刻,但并不意味著危機已經結束。我們知道,經濟恢復增長與失業率達到峰值有一個時間差,不同國家時間差有所不同,有的可能會有10個月、12個月甚至14個月的時間差。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看到今年第三季度以來大部分國家經濟開始走出低迷,但我們大概還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看到大多數國家的失業率達到峰值后開始下降。

  目前看來,總體而言,危機正處于控制之中。的確,某些著名的經濟學家擔心全球經濟將出現“雙底衰退”,即首次經濟衰退后出現一次短暫的復蘇,然后再度出現衰退。我認為凡事皆有可能,“雙底衰退”也有可能發生。我們的觀點是全球經濟會逐步好轉,雖然復蘇前景會有些許疲弱,但不會出現“雙底衰退”的現象。有可能的是,由于存在一些負面的風險,經濟會在一個、兩個或者三個月中有所惡化。

  經濟復蘇也存在一些負面風險,比如許多銀行的虧損還沒有完全暴露出來,我們估算還有將近一半的虧損隱藏在一些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除非這些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虧損能完全清理干凈,否則經濟很難恢復增長。包括油價上漲、H1N1流感卷土重來、地緣政治事件和保護主義重新抬頭也都會對脆弱的全球經濟造成一系列沖擊?傊洕俣人ネ说娘L險性存在,然而最可能的是我們已慢慢走出危機,雖然遠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經濟增長的態勢,但全球經濟在復蘇,盡管目前看來是一種失業式復蘇。

  記者:那么,在全球經濟復蘇企穩之后,您認為全球經濟增長還面臨著哪些中長期風險?各國還應當著力做好哪些主要工作?

  卡恩:我認為最主要的政策重點依然是恢復金融部門健康。危機之后的世界經濟將迥異于危機前的表現。在全球經濟復蘇奠定堅實基礎之前,即使政策制定者必須為最終調整異常的公共干預水平作準備,但政策重點依然是恢復金融部門健康,并維持支持性宏觀經濟政策。制定危機過后的中期宏觀經濟策略是保持財政償付能力信心、維持物價和金融穩定的關鍵。完成金融部門修復工作、改革審慎框架是恢復可持續增長所不可或缺的。

  重組金融公司活動是恢復正常貸款的關鍵所在。官方壓力測試是一項重要工具,通過壓力測試可以診斷銀行狀況,以便為有生存力銀行的重新注資和重組,以及為不可續存銀行的審慎解決方案設計適當戰略。在根本性改革方面,當前尤其需要關注以下四個挑戰。首先需要擴大金融監管范圍并使之更加靈活,監管應涵蓋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激勵機制應不允許那些目前被認為“太大或太相關而無法倒閉”機構進一步增加;其次需要通過提高金融機構透明度、信息披露以及治理改革來鼓勵有效的市場紀律;再次,宏觀審慎框架必須引導銀行構建更大的緩沖,通過籌集資本并在經濟景氣時期做好準備,以便在經濟糟糕時使用;第四,金融監管還需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充分應對跨境機構帶來的挑戰。

  隨著經濟復蘇的出現,全球經濟面臨的一個關鍵的中期政策挑戰是如何實現需求在各經濟體之間較為穩定的分布。在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失衡顯著擴大,一些國家具有龐大的經常賬戶逆差(比如美國),另一些國家有巨額的經常賬戶順差(比如中國),這種失衡可能引起市場扭曲、系統崩潰以及對可能出現的經濟無序調整的擔憂。當然,這次危機并非源于此,而主要是美國銀行體系缺乏有效的監管造成的。危機期間,許多美國人不再負債累累、大手大腳花錢,比如20~50歲年齡段的新一代美國人比危機前更注重儲蓄,儲蓄率由近年來的0上升到如今的5%、6%;而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家,在危機期間實施了強有力的經濟刺激政策,刺激國內需求,減少對出口的過度依賴,因此貿易順差有所減少,我們由此看到全球失衡在危機期間有所緩和。盡管如此,全球失衡仍然十分嚴重,并且隨著全球經濟正;,失衡有可能會再次擴大。

  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我認為危機中一個重大的改變是國際合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如此多的國家,在同一時刻面對同一問題采取同一種解決方案。這是客觀的需要,各國也在主觀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處于失衡中心的經濟體政治上的共同協調合作,才能轉危為安。各國首腦聚會,不是相互爭論,而是同舟共濟、共同討論如何更好地拯救世界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積極參與協調工作、分析問題、提出建議,在20國集團會議上也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最近,20國集團通過了一個旨在促進有力、可持續及平衡增長的框架,該框架規定了相互政策評估過程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是各國最高政治層面作出的應對全球失衡的承諾,反映了一個共識,即經濟再平衡的努力若要實現,所有國家都必須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具有龐大經常賬戶逆差的經濟體,國民儲蓄需要增加。在其中許多經濟體,包括美國,財政整頓是關鍵。在那些經歷了資產價格暴跌的經濟體,金融部門的修復對實現經濟長久復蘇非常重要。而在具有大量經常賬戶順差的經濟體,國內需求需要擴大。在歐元區經濟體和日本,產品和勞動市場的競爭應該加強。在新興亞洲,經濟再平衡意味著擴大國內需求,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是投資,對中國來說,重點是消費。但是,即使所有國家都強有力地承諾在修復經濟中的供給、調整全球需求格局方面進行改革,重新平衡全球需求的過程仍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也需要得到提高匯率靈活性的支持。

  記者:在應對全球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當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積極參與全球協調工作、分析問題、提出建議,這使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地位不斷上升。您如何評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推進的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如何通過擴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權來更好地履行其穩定全球經濟的使命?

  卡恩:現在,我們處在一個關鍵時刻。歷史告訴我們,當世界各國團結一致應對共同挑戰時,我們可以實現和平與繁榮的良性循環,避免沖突和停滯不前的惡性循環。各國都應該抓住塑造危機后世界經濟的契機,做出調整并進行變革,基金組織也必須進行改革。我們知道,20世紀的系統不能解決21世紀的問題;鸾M織將進一步促進全球經濟合作,當然這需要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采取必要承諾,增進基金組織在與廣泛成員國之間的合法性。

  只有擁有成員國的信心和信任,基金組織才能有效,我們已朝著這個方向采取了許多措施。我們在加強基金組織監督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包括啟動基金組織—金融穩定委員會早期預警演習,以及目前在加強金融部門和跨國分析上開展的工作。我們呼吁基金組織檢查其職責,以涵蓋與全球穩定有關的各項宏觀經濟和金融部門政策。這次危機與基金組織傳統關注重點即經常賬戶和匯率變化關系不大。在世界各地充滿了巨額資金快速流動的時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賦予了更寬泛的使命,成為全球信貸發放的最終依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還涉及采取改變基金組織份額的堅定決定。我們強調,基金組織應繼續作為以份額為基礎的機構。份額比重的分布應反映基金組織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鑒于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強勁增長,這種相對地位已發生顯著變化。今年9月在匹茲堡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決定在2011年1月之前將5個百分點的份額轉給充滿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這將使亞洲受益更多,也提高了基金組織存在的合法性,是基金組織未來有效性的重要基礎。但是,在我們談論未來時,基金組織對過去改革的實施情況依然不盡如人意,111個需要融資支持的國家中只有36個國家通過了關于2008年份額與發言權改革的立法。我們將敦促各國盡快落實這一改革。

  我們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已經取得長足進展,但改革之路還沒有結束。在基金組織伊斯坦布爾年會上,我們還被要求考慮有哪些途徑改進基金組織的貸款方式,即改善我們的融資工具,更好地滿足全球金融保險需要。在這方面,地區儲備庫很有希望。亞洲的清邁倡議為基金組織的融資支持提供了重要補充。我們應該考慮可使該地區和其他地區的資源與基金組織的金融和技術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以使基金組織運作更加有效;鸾M織對優惠貸款框架進行全面改革,并承諾將優惠貸款增加一倍以上。這將有助于滿足低收入國家擴大的融資需要。我們期待著全面實施新收入模式,包括就黃金出售達成的協議,以及承諾提供額外補貼資源。在土耳其召開的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的會議上,政策指導委員會要求我們繼續解決四大領域的改革問題:基金組織的職責、基金組織的融資作用、多邊監督和治理結構。這些“伊斯坦布爾決定”將成為基金組織明年各項活動的焦點。

  此外,我非常感謝中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中堅作用的長久支持,以及對基金組織的財政支持,中國最近與基金組織簽署了協議,購買不超過320億特別提款權(約合500億美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債券。我相信中國將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持續推進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我們期望與中國有更加持久、緊密的合作關系。

  記者:為了更好地反映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需要改革。2009年以來,關于國際儲備貨幣的爭論此起彼伏,出現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建議,比如創建“超主權儲備貨幣”等。您如何評價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

  卡恩: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許多人都對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可持續性提出問題,尤其是對美元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作用提出疑問。一些人擔心美國自身的經濟和金融問題,特別是國內大規模的財政失衡,會對美元幣值造成嚴重風險,從而帶來國際貨幣體系無序調整的風險。但是,我注意到在危機期間美元幣值實際上是走強了,這反映了當前美元作為無可置疑的安全港資產的作用。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塑一直以來都是國際金融領域廣為關注的問題。早在1940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建議創立“超主權貨幣”(即所謂的世界貨幣“bancor”)。今年以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相繼提出,這包括來自中國的一些知名人士。有人提出創建新的世界儲備貨幣,這可能以基金組織發行的復合貨幣(特別提款權)為基礎。另外一個可能是建立多元儲備貨幣體系,比如可能以歐元、日元、人民幣作為與美元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儲備貨幣。這些都是有意義的想法,將影響今后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討論。但考慮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不僅涉及經濟也包括政治因素,我認為這個問題不是最近幾個月需要決定的,而是在將來幾十年里考慮的問題。

  全球治理結構改革問題是否取得進展也是加強國際貨幣體系的關鍵要素,新的全球治理框架的出現對于確?朔C和維護可持續復蘇所需要的國際合作至關重要。在我看來,20國集團轉變為一個促進國際政策對話和推進改革倡議的關鍵論壇,是一個歷史性的進展。我個人的意見是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盡管存在問題,但運作仍然較為合理。在此次危機中,這一體系顯示出了彈性。美國政府采取的適當政策措施可以緩解人們短期內對美元的擔心。實際上,我預期美元在一段時期內仍將繼續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我們可能看到新的儲備貨幣被廣泛使用,甚至出現有多種同等重要地位的儲備貨幣構成的國際貨幣體系。國際社會也可能會決定創建并推廣一種新的儲備貨幣作為最佳選擇,但這需要全球政策協調的重大提升。

  記者:亞洲在危機后世界經濟走出衰退中表現尤為突出,您如何評價亞洲經濟在世界經濟復蘇中的作用以及下一步亞洲國家的發展還面臨哪些新挑戰?

  卡恩:此次參加APEC會議以及訪問菲律賓、中國,我們的亞洲之行反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亞洲在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的重視。亞洲的經濟實力幫助其度過了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如今該地區正引領世界走向經濟復蘇。由于基本面強勁以及迅速而有力的危機應對措施,亞洲的表現大大好于世界其他地區,從而在支持全球經濟復蘇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鸾M織預測,明年亞洲GDP將增長5.75%,幾乎是3%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測的兩倍。我們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辦的會議上,號召亞洲地區要充分利用其經濟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在重塑世界未來經濟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為了確保取得長遠成功,亞洲將要適應危機后經濟提出的新挑戰,這已取得了亞洲各國領導人的共識,即迅速行動找到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的發展模式。尤其是,決策者們意識到由于出口增長步伐受到限制,國內和地區需求將在支撐亞洲增長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們認為由于亞洲經濟的復蘇較為領先,危機支持政策的取消宜早不宜遲。決策者現在開始為“退出戰略”做計劃,這有助于更好地過渡到經濟正;。當前,資本重新流入一些亞洲國家反映了該地區的良好前景,但隨著金融市場改善,投資者又重燃了對高風險資產的偏好,這將增加貨幣流通和資產價格潛在的不穩定變動,也會給接受跨境資本的經濟體帶來政策挑戰。決策者需要利用一系列可用的工具,包括匯率升值、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擇機降低利率等,來減輕資本流動的影響。此外,宏觀審慎的政策工具能限制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對資本流動的市場調控措施也可以減少資本流動的易變性,但這些措施成本較高,隨著時間推移易于失效。對外向型的亞洲經濟體而言,另外一個大的挑戰是在先進經濟體失業率仍然攀升的情況下,需要控制保護主義的風險。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共同努力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的威脅以及對經濟增長潛在的破壞影響。

  記者:您在此次中國之行多次談到中國正引領全球經濟走出衰退。您如何評價中國經濟的表現?時隔中國實施經濟刺激計劃已有一年的時間,您如何看待中國“一攬子計劃”的成效以及“退出戰略”實施的時機?

  卡恩:像全球一樣,中國也受到了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但是,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了果斷而及時的政策組合措施,中國經濟逐步恢復了良好態勢,成為亞洲甚至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領導人已經對如何刺激私人消費提出了明確設想。消費支出的增長目前快于整體經濟的增長。正如胡錦濤主席在APEC會議期間指出的,中國今后將進一步采取措施促進居民支出,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中國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實施了大膽的新舉措,為中國大多數人提供高質量的醫療保健,農村養老金體系的改革也在推進中。當然,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來確保更持久、結構性地轉向消費,比如擴大社會政策覆蓋的范圍,推進金融部門改革并實行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當前,中國政府承諾維持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刺激計劃到2010年,繼續刺激公共需求和疲軟的私人需求,這將是正確的措施。正因為還沒有實現能夠自我維持的私人需求,所以應該繼續推行經濟刺激計劃,直到經濟復蘇立穩腳跟。然而,正如政府也意識到的,現在應該開始放慢貸款迅速增長的勢頭,這種增長可能造成過度投資、產能過剩以及最終引發不良貸款。

  總之,中國正引領世界經濟走出衰退,并將在全球經濟長期改革調整與再平衡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我們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將增長8.5%,2010年將達到9%,遠遠超過全球經濟平均增長率。這一表現與中國在過去十年來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是一致的。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國在國際政策討論中的作用也不斷提高。作為20國集團的重要一員,中國正在幫助深入探討全球未來的政策重點,并設計解決全球問題的方案。對中國和亞洲來說,在國際舞臺上發出日益重要的聲音,意味著有更大的機會促進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重塑。

  同時我認為,目前最大的短期風險是政府認為危機已經過去,過早從寬松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中退出,這種不成熟的“退出戰略”可能會造成經濟“雙底衰退”。我相信,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不管是今年9月份的匹茲堡20國集團峰會,10月份的APEC會議,還是一周前在蘇格蘭圣安德魯斯舉行的20國財長會議,與會者都認識到當前繼續推進經濟刺激方案的重要性,我也很高興聽到中國政府表示經濟刺激政策會持續到2010年,這對于支持增長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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