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健

　　管仲，名夷吾，字仲，公元前685至前645年，擔任齊國相國達四十年，有“中華第一相”的美譽。他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更是卓越的經濟學家和改革家，可謂春秋經濟改革第一人。

　　正是由于他勵行改革，實施了包括經濟改革在內的“一體之治”，才使齊國走上了富國強兵之路，從而為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反映管仲思想的我國古代第一部行政百科全書——《管子》，洋洋近二十萬言、二十三卷、八十六章，其中有三分之二是闡述經濟改革問題的。這不僅在同時代的先秦諸子百家中絕無僅有，而且就是包括后來直到明清為止的我國古代諸多思想家在內，也稱得上是特立獨行、卓絕千古。 

　　因時變革，是齊文化的重要特色；先秦時期的齊國，是中國古代變革開放思想的搖籃之一。追尋并重新審視祖先的改革業績，學習借鑒祖先的改革理念和思維方式，必將對我們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有著重要的意義。

　　產業發展上：以農為本本末并舉

　　所謂以農為本、本末并舉，就是不僅發展多種經營的“大農業”這個“本”業，而且積極發展“末”業——工商業。

　　為了促進當時齊國的農業生產，管仲推行了一系列富農政策。如四民分業，定農之居；改革農業生產關系，“均地分力、與民分貨”；禁止奢侈品生產，穩定農民心理；減輕徭役，不誤農時；以農為主，多種經營；注重土地管理和森林保護；獎勵致富能手，重視農業科技等。

　　其中，最重要、最有齊國特色的農業政策是均地分力、與民分貨。所謂“均地分力”，即把公田的土地，經折算分配給農民，實行一家一戶的個體經營。這種經營方式，極大的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所謂“與之分貨”，就是勞動者與土地所有者按一定比例分別獲得土地收益，變勞役地租為分成制實物地租。這一政策，實質上是改變了奴隸占有制和領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來的是新的封建的生產關系和剝削方式。在當時，無疑是劃時代的重大改革，也開啟了后世土地承包制的先河。

　　管仲不但重視農業，還結合齊國實際，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商業，從而使得齊國的經濟在列國中獨樹一幟，呈現出工商型經濟的鮮明特色。管仲重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用，尊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社會地位。為了鼓勵工商業的發展，他重視市場建設，設置工商管理機構，加強質量管理和商業道德建設，實行官山海即國家鹽鐵專賣制度，用宏觀調控手段——“輕重之術”干預流通領域，加強對外貿易，從而使齊國的工商業繁榮發達，成為先秦時期最富庶的國家。

　　其中，最重要、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工商業政策是“官山�！薄�—推行國家鹽鐵專賣制度。因為鹽、鐵是生活必需品，又是軍事戰略物資，用量極大。因此管仲認為，由國家管理、壟斷鹽鐵資源，無疑是富國的有效途徑。在食鹽方面，首先齊國政府明確其屬于國有；然后在食鹽生產上實行官督民產，規定百姓在特定時間(每年冬季十月到次年正月的農閑季節)、特定地域(北海即今渤海灣沿岸)煮鹽；最后齊國政府設置鹽官，統一收購、統一運輸、統一銷售(包括國內的計口配鹽、用鹽對外貿易)。在鐵方面，還是首先明確鐵礦資源國有；然后實行官督民營，“三七”分成制。國家把鐵礦開采交給百性承包，并根據產值按三七比例分取利潤；最后在銷售上，政府運用輕重之術，控制其價格。齊國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是后世國家鹽鐵專賣制度的源頭，影響中國達兩千六百多年之久。

　　財稅管理上：相地衰征與之為取

　　管仲相齊時，大力推行的農業稅改革是在“均田分力”基礎上的“相地而衰征”。所謂 “相地而衰征”，就是依據土壤的肥瘠，征收數額不等的實物農業稅，使征稅做到最大限度的公開、公平、合理。另外還規定了視年成豐歉而“衰征”的政策，《管子？大匡》記載，當時的齊國政府規定每兩年收稅一次，豐年收十分之三，中等年收十分之二，下等年收十分之一，荒年不收，待饑荒緩解后再收。

　　對國家賦稅，管仲認為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強制性的，一種是自愿性的。強制性的賦稅，除了土地稅之外，還有房屋稅、牲畜稅、人頭稅、果木稅等。管仲認為，對于這種強制性的稅，應當盡量少征或免征。最好的賦稅形式，是讓民眾只“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的間接稅、隱形稅。就是說，政府最好能夠通過一種特殊的征集辦法，讓人民只見到國家給予他們的好處，而見不到有奪取的行為。這種稅，民眾不僅沒有抵觸情緒，而且還主動交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管仲寓稅于價，通過適當提高鹽的價格來保證國家稅收。

　　金融流通方面：運用輕重之術加強強宏觀調控

　　“輕重”主要指物價高低。低為輕，高為重�！拜p重之術”是國家操縱或利用物價高低而進行的理財方法，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體調控和干預，達到治國安民之目的。管仲的輕重之術，包括價格論、貨幣論、商品輕重關系論。

　　價格論。管仲認為商品價格的高低，決定于市場上這種商品數量的多少和供求關系，即“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管子？國蓄》)他還認為，固定不變的價格是不存在的，如果價格恒定不變，就無法調節流通。只有價格上下波動，價值規律才能發揮其自發的調節作用，從而促進商品流通。

　　貨幣論。管仲把貨幣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執政者通過對貨幣的控制，掌握住糧食等重要商品，以影響其他商品的交易，從而進一步搞好經濟調控�！豆茏樱繃�蓄》說：“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

　　商品輕重關系論。從一種商品來看，管仲認為其輕重取決于該商品量的多與寡、積與散，集中于國家或流布于民間，以及流通的塞與通等多種因素。從不同商品來看，管仲把谷物、貨幣從萬物中獨立出來，指出三者關系中的輕重規律是：“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 “幣重則谷輕，幣輕則谷重�！�(《管子？山至數》)《管子？乘馬數》說：“谷重而萬物輕，谷輕而萬物重。”

　　管仲運用輕重之術的成功案例集中在《管子？輕重》諸篇，現舉其中一例。有一年，齊國西部因澇災發生饑荒，糧食短缺，糧價上漲，達每釜百錢；而齊國東部又因豐收而谷賤，每釜僅十錢。管仲建議桓公向全體國民每人征收三十錢的稅，并要求換算成當地的糧食繳納。這樣，東部齊民要交三釜，而西部齊民只交三分之一釜，東部的糧食就大量集中到了齊國政府手里。然后，齊國政府將收上來的糧食平價散售于齊西之民。齊東因有國家的大量收儲，糧價上揚，解決了糧賤傷農之害；而齊西又因有國家的平價糧食售賣，使“西之民饑者得食，寒者得衣�！�

　　對外貿易方面：政策優惠服務熱情

　　齊國是最早進行對外開放的國家，從立國之初就“通“工商，經濟明顯呈現出外向型特征。管仲對外貿十分重視。他認為，實行對外貿易，是吸引天下之財，實現富國強兵的重大措施。正如《管子？輕重甲》言：“為國不能為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他密切關注、及時了解各國市場的行情；充分利用價格政策，根據本國的需要鼓勵進口或出口某項物資，還大力招商引資，吸引外商；甚至進行貿易戰，征服敵國。

　　管仲在吸引外商方面作足了文章，極具特色。當時的齊國政府不重復征稅，“征于關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輕稅，“五十而取一”、“關賦百取一”；甚至在某個時期，對某些商品干脆免稅，“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稅”、“關幾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政府只對外商的商品進行登記，以加強管理，根本不收稅。

　　管仲不僅在稅收方面讓利于外商，還以人為本，處處優待外商，給外商提供全面、系統的熱情服務。當時的齊國為外商修道路，建驛站，建立了完備的服務制度，有專門的官員負責外商的吃、穿、住、行，外商來到齊國，享受的是全方位、一條龍的服務。而且，對外商的服務有制度保證，凡是不按照規定對外商服務的官員，將受到法律的懲處。管仲還注意將外商的貿易量與服務的檔次聯系起來，建立激勵外商的制度。《管子？輕重乙》言：“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齊國政府明文規定，拉一車貨到齊國的外商免費提供飲食；拉三車貨到齊國的外商免費提供馬的飼料；拉五車貨到齊國的外商由政府專門配備可以自由調遣的人員。這些規定詳細具體，對吸引外商來齊國貿易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管仲在對外貿易中還善于通過經濟戰，達到不戰而勝敵國的目的�！遁p重甲》說：“戰衡、戰準、戰流、戰權、戰勢�！奔丛谄胶夤┣笊献鲬穑�在調節物價上作戰，在物資流通上作戰，在運用權術上作戰，在利用各種條件上作戰這五個經濟方面的戰斗。《管子？輕重》中講了許多“經濟戰”的例子，特別是用紡織品貿易戰降服魯、梁十分精彩。《管子？輕重戊》載，魯梁之民俗為綈，為鼓勵其織綈，齊國大量以綈為原料做衣服，齊桓公帶頭穿綈做的衣服，結果綈價大漲，魯、梁之民紛紛棄農織綈，齊國則大力發展農業。過了一年多，魯、梁之民全部轉向產綈時，齊國當機立斷，齊桓公帶領百姓不再穿綈做的衣服，既不用魯、梁之綈，也不賣給其五谷，且閉關不與之通使。齊國內實行糧食大減價，魯、梁之民在短期內生產不出糧食，無谷可食，只好大量投奔齊國，魯、梁的國君也都請求歸順齊國。

　　拉動消費方面：提倡特殊情況下“侈靡”

　　管仲對消費問題作出了不同于傳統觀點的獨到分析，他主張奢儉并重，而不是一味強調節用。節儉對正常時期國家財政十分重要，但“侈靡”的財政支出在特定時期有其特殊作用。當社會生產不振、經濟蕭條，在國家財富有積蓄的情況下，通過擴大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君主消費部分，以此鼓勵和調動整個統治集團和私人富有者的侈靡消費，刺激生產，給失業者提供就業機會，達到“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管子？侈靡》)的目的。因而，管仲的侈靡論實際上是一種擴大消費促進生產的理論。應該說，早在兩千多年前，管仲就能敏銳地發現生產與消費之間這種“其化如神”的關系，并適時提出擴大消費的正確主張，確實是難能可貴的。需要強調的是，管仲的侈靡消費思想不是指奢侈浪費。他號召“高消費”的主體是君主、統治階級上層和巨商富賈，并不主張普通百姓奢侈；他主張節制消費原則是普遍適用的基本準則，而侈靡消費主張則是在特殊情況下為刺激社會生產而提出的，節儉是常態、奢侈是權宜之計。

　　總之，管仲的經濟改革，思想體系完備，內容博大精深，處處閃耀著齊文化務實、民本、創新的光輝，為后世的經濟學家所重視并借鑒、繼承。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非凡的智慧謀略，值得我們認真研究、細致挖掘，以服務于當前的科學發展和深化改革。

　　(作者單位：臨淄齊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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