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人力資源外包服務行業的中心,易才每次向社會用工盲點伸出的觸角,都能為社會、企業、個人帶來“多贏”
□記者 陳楠
90多年前,威廉·波音打算成立制造木制水上飛機的波音公司時,他的家鄉西雅圖成為首選地點。現在,在人力資源外包服務領域取得領先的李浩也打算為自己的家鄉做點事情。
易才集團總裁李浩的家鄉在皖南的六安市,那里除了盛產瓜片,還是安徽省第二大農民工流出地。“從去年下半年起,那里的農民工返鄉問題就比較嚴重,出現了很多剩余勞動力。”他對《商務周刊》說,“我希望在家鄉建立一個農民工就業示范基地,通過免費培訓讓他們實現再就業。”
為社會解壓
不僅是在李浩的家鄉,去年下半年以來,農民工返鄉潮席卷整個國家。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顯示,2008年9—10月,6個省份18個城市700家重點監測企業中,有50%的企業存在崗位流失情況,崗位凈減3.2萬人,減幅為3%;截至當年11月底,10個主要農民工輸出省份(四川、重慶、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甘肅)的農民工總計返鄉485萬人,占2008年9月底外出務工人員的5.4%。
“今年上半年我讀到了這些數字,并在個人工作中切身體會到了農民工返鄉潮給社會和農民工自身帶來的壓力。由此,返鄉農民工就業基地計劃提上了日程。”李浩說。易才內部從各部門抽調精英,成立了該項目的工作小組,與國家人保部勞動科學研究院一起,同地方政府以及返鄉農民工等對象溝通,進行項目的調研。
前期調研讓易才看到了農民工返鄉的一些規律。“工人如果是因為經濟危機的影響而離崗,這其中就存在一定的批量性,即要走就走一批,留下也是留一批。”易才農民工就業基地項目主管趙亮對《商務周刊》說,不論是生產何種類型產品的企業,都不會因為效益不景氣而裁掉技術骨干,但一些從事簡單重復工作的員工很容易遭遇裁員。“這些沒有一技之長的返鄉農民工在危機中的就業機會更加稀少。”他說。
但項目組在后面幾個月的調研中發現,全國整體農民工用工市場出現了極大的轉變。“過去農民工主要是在珠三角等出口型企業較多的地區務工,隨著出口訂單的萎縮,很多人失去了工作。”趙亮說,“但今年下半年,長三角和渤海地區一些主要生產內需產品的企業開始大量征召工人。”
這是個可喜的現象,但公司內部一些員工也因此提出,易才的農民工就業基地計劃似乎也沒有必要了。但李浩毫不猶豫:“這個時候更應該加快成立我們的示范基地。”
“企業自行招聘,很難保證員工,特別是技術骨干的‘質量’,即使有后期的內部培訓,也是一件費力氣的事;而返鄉農民工千里跋涉去找工作,也會遇到很多不確定性帶來的隱患。它們都可能成為新的社會就業壓力。”李浩解釋道,“易才成型的人力資源招聘、培訓體系,以及寬廣的就業平臺,可以給企業、個人以及社會減輕壓力。”
多方可持續性發展
在易才有一個形象的比喻,農民工就業基地就像是一個人力資源加工廠,原料是各地的返鄉農民工,市場則是企業的用工需求。
趙亮認為:“我們接觸到的崗位需求信息比較多,可以根據企業的需求進行量體裁衣式的人才培養計劃;也可以根據農民工自身的特性、特長、地區、年齡等因素,開發與他們相關的崗位。”
認識到技術性高的員工在危機中具有很強的抵抗能力,易才的農民工培養方向也進行了相應定位:主要培養技術骨干型,兼顧批量型。此外,隨著用工密集地區從過去的珠三角轉移向長三角和環渤海地區,工種也從往年紡織、玩具等轉向基礎建設、工廠擴建等國內需求型。趙亮還強調,上海到南京一線有很多國家級開發區,那里的企業對工人的素質和數量的要求都很高,有的崗位還要考取執業證書才能符合國家的準入制度。
“為了保證培養對象的‘質量’,也是對他們負責,我們特別找了一個合作伙伴。”趙亮說。這個合作伙伴就是建立于1958年的六安高級技工學校。為了保證培訓的持續性,雙方合作的有效期是3年。
“這所學校在安徽省乃至全國都很有名,培養的對象主要是擁有專業技能的藍領人才,強項包括數控機床、磨具制作以及機電一體化等。這都是長三角、環渤海等地企業現在急需的工種。”趙亮說,“通過半年到兩年的培養,他們可以成為國家認證的中級工或高級工,我們也力爭在今年底到明年中期這一年時間內培養500—1000名技術骨干。”
當然,工廠對普通工人的需求也隨著經濟的好轉而有所上升。“我們創建這么一個強大的生產基地,如果沒有‘短期產品’也是問題。就現在而言,因為普通工人的培訓期一般是3、4個月,所以一年時間內我們能培養出1000名普通工人。”趙亮笑言,“精糧和粗糧我們這里都有。”
此外,易才還為這些被培訓農民工配備了完善的后端服務。“經過培訓,一部分人成為易才的員工,我們通過派遣為他們安排工作,另一部分則是我們代理為他們找工作,也就是提供招聘服務。”李浩介紹到,“所有培訓對象都會錄入易才的人才數據庫系統,我們會持續跟蹤。比如他們一段時間后希望到其他地方工作,或者一些原先定制人才的企業倒閉以及傭工季節改變后,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在易才的平臺上更換工作。”
李浩試圖將這一模式在打磨后進行復制。但免費對返鄉農民工進行培訓,其費用也會在復制時放大。在這個問題上,李浩就表現出了商人的精明。在他看來,易才不存在成本問題,雖然對農民工免費,但學費實際上最后都由用工企業支付了。他說:“這也可以看成是易才新的業務增長點,很多企業因為我們提供這項服務而成為我們新的客戶。此外,越多人就業,越多人享受福利保障,我們的相關業務也會越做越大。”
盡管在很多情況下,易才對農民工的培訓顯得“多此一舉”,因為相當多的工廠仍然需要大批低技術含量的工人,只要有體力,“來人即招”,但李浩強調,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疼”,直接將人招來打包送到企業,而忽視了人才的質量培養。“這對企業、農民工以及易才本身都是不負責的。”他說,“血汗工廠的道路不能再走了,我們追求的是可持續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