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是影響全球分工的長期因素造成的，因此不可能通過調整短期因素而消除

　　■       姚 洋

　　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承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失衡有很大的關聯。當前，危機的影響似乎已經見底，人們開始討論危機之后的世界新秩序。然而，如果全球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前提條件，那么，在我們搞清楚全球失衡的原因之前，討論世界新秩序就可能成為無的放矢的政治游戲。

　　時下流行的看法是，國際收支赤字國的過度消費和國際收支盈余國的過度儲蓄是導致全球失衡的主要因素。表面上看，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也很快獲得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接受。基于這種理解，學者們開出了一劑避免危機的“藥方”：增加盈余國的消費和赤字國的儲蓄。確實，今年年初以來，赤字國似乎開始出現一些積極跡象，例如，美國國內儲蓄開始上升。以此為證據，人們開始懷疑，隨著美國過度消費的下降，以中國為代表的盈余國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是否還能持續。

　　不幸的是，美國的儲蓄上升極有可能只是暫時性的；而無論愿意與否，盈余國仍然會延續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筆者認為，全球失衡是影響全球分工的長期因素造成的，因此不可能通過調整短期因素而消除。同時，正由于全球失衡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無論是盈余國還是赤字國都可以從中獲益。從短期看，世界各國以及國際機構的政策取向應該著眼于消除全球失衡的負面影響；從長期看，各國應該通過結構調整改變影響國際分工格局的長期因素，進而消除全球失衡。

　　國際分工、全球失衡與金融危機

　　全球失衡是世界經濟分工這個長期因素所導致的。處于赤字方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都是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模式的典型。處于盈余方的國家則相對比較分散，但也可以看出大體上為三類國家：傳統制造業強國，如德國和日本；新興的“世界工廠”，尤其是中國、巴西；以及石油輸出國。

　　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模式的特點是金融部門尤其是資本市場特別發達。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在于金融，即它們更加傾向于專業化生產“金融產品”，也就是金融服務，而它們的制造業則出現“空心化”現象。傳統的制造業大國(如德國和日本)在制造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是因為這些國家積累了大量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第一次分工浪潮的結果。從那時起，它們就開始大量生產制造業產品，以滿足英國、美國的消費需求。時至今日，它們的優勢集中在高端消費品和高附加值的中間投入品上。相較之下，新興制造業國家(如中國)主要出口低端消費品。這些國家的比較優勢在于擁有廉價且較高素質的勞動力。通過融入世界經濟體系，這些國家可以充分發揮其勞動力潛力。石油輸出國一直都是石油美元的提供者，它們的制造業部門規模很小，但其石油收入遠遠超出了進口消費品所需要的美元數量。

　　全球化促使各國專業化于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活動。根據正統的經濟學理論，盈余國的財富增加會導致進口的增加，最終經常賬戶應該恢復平衡；同樣，赤字國的高負債必定拉高利率，從而導致借款減少，最終經常賬戶也應該重新找到平衡。但當前的現實是，盈余國和赤字國的經常賬戶不平衡長期存在。個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們首先注意到，經常賬戶盈余國家都沒有很發達的金融市場。即使是德國和日本，它們的資本市場也遠較英美落后，而且它們的銀行業也不如英美發達，比如，信用卡在這兩個國家的使用頻率就遠不如英美。相反，紐約和倫敦才是金融產品“生產”的中心。如同其他經濟活動一樣，金融也需要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集中“生產”。因此，盈余國“辛辛苦苦”掙到的錢又重新流向赤字國。但是，從國際分工的角度來看，這沒有什么不對的地方：盈余國的金融市場不發達，無法將出口貨物所獲得的儲蓄轉化為國內的生產或消費，所以應該把錢交給赤字國，購買它們的金融服務。

　　但是，赤字國的金融服務也產生國民收入，為什么這些收入趕不上消費支出呢？這里就有必要提到所謂的拉里·薩默斯的“暗物質”之說，即金融業可能存在我們還沒有發現的收入來源。財富效應就可能是這樣一種“暗物質”。當盈余國把資金給赤字國投資的時候，赤字國資本市場上的資產升值，人們預期未來的收益會增加，因此提高當前的消費，從而整個國家出現經常項目赤字。當資產升值預期比較平緩的時候，赤字上漲速度就會比較低；當資產升值預期比較劇烈的時候，赤字上漲速度就會很高。在危機之前的幾年里，美國的房地產和股市價格持續上漲，經常項目赤字也大漲，就是一個證明。

　　如果赤字國——尤其是美國和英國——能夠吸收“過�！钡牧鲃有怨┙o，失衡不會成為問題，甚至可能消失。在一個無摩擦的世界里——沒有國界限制、法律保護在任何世界角落都是完備的、所有交易者都擁有充分的信息并能夠作出正確的決策——我們應該能夠看到華爾街在德國、日本、中國和俄羅斯開設子公司，更有效地運作這些國家的儲蓄，讓它們無須將盈余輸出給其他國家，因此也就不存在失衡了。當然，現實世界充滿著摩擦，全球經濟也就無法避免失衡。但是，經濟失衡并不必然意味著一定會出現金融危機。如果美國的金融市場沒有過分集中于房地產、股票和大宗商品市場，資產泡沫就不會形成，更不會發生危機。在世界的其他國家，具有高回報率的投資機會比比皆是。例如，非洲和印度的基礎設施投資極其薄弱，在那里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應該是有利可圖的。不幸的是，金融部門對于法律保護和信息的需求是十分敏感的，盡管資金的流動性很強，但金融業卻是國內偏好最為明顯的產業：銀行家和投資者更偏好國內的商業機會，因為他們熟知那里的法律。赤字國擁有完善的法律保護和發達的金融市場并不是偶然現象，結果，貨幣流向了赤字國，并且留在了那里。不幸的是，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新技術和其他高生產率的經營活動供多余的流動性來追逐，結果，它們的金融部門就創造出大量自己的“高生產率”資產，即建立在衍生產品和金融創新基礎上的各種各樣的證券。于是便有了泡沫，便有了金融危機。

　　消除全球失衡：國際機構應該做什么

　　金融危機似乎已經見底，但是，世界經濟的失衡并不會因為復蘇得以糾正。一切很快就會恢復到危機之前的狀態，而所有置于案前的解決方案都不可能治愈全球失衡。

　　許多人指責盈余國(尤其是中國)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但是，德國和日本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仍然擁有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中國在2005年以后的實踐也有力地反駁了這種指責。2005～2008年，人民幣升值大約20%，而中國的貿易和經常賬戶盈余仍然不斷增加。利用39個國家1991～2006年的數據，筆者考察了影響各國對美國貿易盈余的因素，并用其計量結果計算了各主要因素在中國對美貿易盈余中的貢獻率。結果發現，人民幣匯率低估的貢獻率沒有超過2%。

　　要求盈余國增加消費的建議同樣很難奏效。這是因為，盡管這些國家(包括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很高，但大部分的儲蓄增量卻來源于企業利潤和政府收入。這些國家產生大量的盈余，與其說是因為缺乏居民消費，還不如說是企業投資和政府支出不足。同樣，我們也無法預期赤字國的調整能夠迅速完成。貨幣仍然是廉價的，將借款用于消費仍然是最優選擇。除非我們拒絕自由貿易、資本自由流動以及與之相關聯的國際分工體系，我們將不得不在很長時間內與全球失衡共存。

　　要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就必須關注影響國際分工的長期因素。我們的研究表明，制造業相對于金融以及人口結構的比較優勢可以解釋大部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盈余。2001～2004年，中國對美國在制造業相對于金融方面的比較優勢可以解釋40% ～50%的中國對美貿易盈余，而中國對美國在非勞動人口負擔方面的優勢又可以解釋24%。也就是說，長期因素至少可以解釋中國對美貿易盈余的三分之二。

　　以此為依據，國際機構的任務就是通過國際性制度安排削弱赤字國的金融優勢。辦法之一是建立跨國界的金融資產，以避免金融部門的國內投資偏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可以視為這種資產的雛形，東亞國家最近建立區域貨幣基金的舉動是一個新的例子。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處在貧困和資金匱乏之中，急需資金的注入。如果有一個良好的貨幣安排，投資于這些領域將是有利可圖的，盈余國也會樂意接受。從這個意義上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應該采取更積極的措施，鼓勵盈余國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它們可以向成員國發行債券，籌集更多的資金，并將這些資金投入到真正需要投資的國家去。

　　當然，這一舉措將不可避免地讓資金接受國背上債務負擔，成為新的赤字國，從短期來看，這只是全球失衡在地理上的重新配置，老的赤字國還是赤字國，只是赤字國的數量將會大幅增加。但是，這種方式可以避免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金融危機的發生。從長期來看，我們可能受益更多。債務的轉移會使跨國需求逐漸減少�，F在依靠債務融資滿足高消費的國家，其經常賬戶赤字將會下降，并會減少從國外的進口，但這種減少不會完全被新增赤字國的進口增加所抵消，因為后者的國內需求會隨著投資的增加而上升。這樣，全球失衡之病才可能在長期被治愈。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霸權不一定是全球失衡的全部或主要原因。美元霸權加強了美國金融業在全球的主導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加劇了全球失衡。但是，如果國際分工是由于各國的比較優勢決定的，則無論哪種貨幣占主導地位，失衡照樣會存在。美元霸權的作用是讓美元成為流動性的標價物，進而讓流動性集中在美國。在目前的國際分工格局下，過分強調弱化美元霸權不會對消除全球失衡或中國的外部失衡起到實質性作用。即使我國的出口全部用人民幣計算，我們也不得不把人民幣換成美元或其他貨幣，投資到金融市場更發達的國家去，以避免國內的通脹壓力，并保證我們的過度儲蓄的保值和增值。

　　消除外部失衡：中國應該做什么

　　要消除外部失衡，中國必須進行結構性調整，特別是加速城市化進程和改革金融體系。城市化的目標是提高國內消費，改革金融體系的目標是更好地利用經常賬戶盈余所提供的儲蓄。

　　提高城市化率的一個直接作用是提高國內消費水平。一個農村居民進入城市之后，不用很多的培訓或學習，他的收入就會提高，這是因為，在農村他的收入增長受到土地這個固定要素的制約，而到了城市之后，他主要使用資本進行生產，而資本是可以增長的。也就是說，城市化可以“無成本”地提高進城農村居民的收入，從而相應提高全國的人均收入。目前，城市人均消費額是農村人均消費額的2.57倍，因此，城市化將帶動全國消費水平的提高。

　　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城市化所帶來的消費增長是一個無成本的增長，既不需要國家的投入，也不需要消耗更多的資源；二是我們還要考慮城市化對國內消費的間接貢獻，城市人口的增加會帶動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業的發展，而這兩者本身又會創造消費需求。我國服務業的發展比較滯后，城市化可以帶動服務業的增長，而服務業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比制造業強，服務業的發展會帶動就業增長，從而也帶動消費的增長。

　　另一方面，我國落后的金融體系造成了國民儲蓄的浪費。如果我國的金融體系很發達，則出口帶來的大量外匯就會變成銀行發放的貸款或資本市場的融資，使得企業和居民可以購買國外產品，我們的貿易盈余就不會那么大。即使貿易盈余很大，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仍然可以把資金轉化為國內或海外投資，使得經常項目或資本賬戶盈余下降。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金融市場比較發達，則我們就不會積累那么多外匯儲備。

　　我國金融體系的問題之一是缺少中小銀行。目前，我國只有18家主要商業銀行，110多家城市商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的數量很多，但多數經營狀況不佳。相比之下，美國有7500家商業銀行、886家存貸協會、400家互助儲蓄銀行和9900家信用社。

　　建立更多的中小銀行有利于改善我國的經濟失衡。首先，中小銀行更愿意向中小企業發放貸款。中小企業貸款難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問題。我國近年的儲蓄率超過50%，而國內投資率只有42%左右，因此每年有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近10%的儲蓄沒有得到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企業仍然面臨貸款難的問題，這不是一個正常現象。但在大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中，這種狀況很難改善。大銀行的資金雄厚，追逐大型企業發放大型貸款不僅可以為它們帶來穩定的收入，而且可以降低它們的貸款成本。相比之下，中小銀行資金少、運作靈活，因此更愿意給中小企業貸款。因此，大力發展中小銀行，國內投資就會增加，儲蓄的利用率就會增加。其次，中小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強，相同數量的資金，投到中小企業比投到大企業更能增加就業。就業多了，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就會提高，這就將在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實現提高國內消費、減少出口的目的。

　　缺少地方性資本市場是中國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大缺陷。我國每一個省的人口和地域都相當于世界上其他一個中型到大型國家的規模，而資本市場卻只有滬深兩個股市，上市企業數量只有區區1500 多家，即使加上正在推出的創業板市場，規模也不會大到哪里去。另外，我國基本上沒有企業債券市場，其他形式的融資渠道也很有限。地方性資本市場缺失的一個后果是非法集資的頻繁發生。非法集資擾亂金融市場，坑害百姓；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非法集資的背后是中小型民營企業對資金的大量需求以及老百姓手中的大量閑置資金對實現其價值的渴望。

　　金融市場的作用不僅僅是扮演投資中介的角色，在我國當前的狀況下，它也是讓普通百姓分享經濟高速成長所帶來的收益的手段。在我國目前GDP的分配構成中，勞動者收入的比重在下降，而資本收入的比重在上升。改革金融體系不僅可以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比重，而且可以通過鼓勵居民投資提高資本收入中居民擁有的比重。

　　結 　論

　　此次金融危機和之前幾年急劇惡化的全球失衡有關，而全球失衡又是國際分工的結果。如果這個立論是成立的，則下面的推論值得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的更多關注。第一，全球失衡有其合理性，無論是盈余國還是赤字國，都是其中所蘊含的國際分工的獲益者。第二，全球失衡將長期存在，完全消除全球失衡是不現實的。第三，全球失衡之所以導致金融危機，是因為主要赤字國的實體經濟增長減速，從而讓過多的流動性集中在房地產和股市資產上。第四，削弱美元霸權雖然在長期可能起到降低全球失衡的作用，但在短期卻不會有很大的作用。第五，要解決中國的外部失衡，就必須在國內進行重大的結構性調整，而加速城市化進程和改革金融體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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