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建軍

　　近年來，晉商的歷史文化借著光影視象途徑聲名遠播，由山西省委投資拍攝、并于2005年中央電視臺二套節目兩度全程播出的《晉商》成為中國紀錄片二十年來社會影響最大的節目之一，2006年初起由胡玫執導的大戲《喬家大院》在央視的熱映，2009年剛剛掀起首映狂潮的、由華人美國話劇導演姚樹樺女士首度執導的史詩式電影《白銀帝國》(郭富城、張鐵林、郝蕾主演)，都向世人展示了稱雄海內商界八百年的晉商的榮耀與輝煌，在世事滄桑中的興替嬗變，及其最后歲月中無力回天的折衰。

　　晉商中絕大多數的大商號都曾遠出塞外從事貿易活動，以他們為主體的廣大草地商人后來被人們統稱為“旅蒙商”。旅蒙商是清代活躍于中國北部蒙古高原地區從事邊境貿易的商人、商號和商幫的通稱，興起于17世紀初期，在18?19世紀達到鼎盛，20世紀50年代消亡，前后輾轉三百余年。其活動范圍，東起黑龍江中上游鄂溫克、鄂倫春等游獵民族聚居地區，西起新疆伊犁、塔爾巴哈臺等天山北麓的準噶爾部、哈薩克等游牧邊陲曠野，南至長城沿邊，北抵西伯利亞俄羅斯轄屬的部分邊境城鎮。整個區域囊括了中國北疆漠南、漠北蒙古各部游牧地帶，縱橫北疆戈壁草原約240多萬平方公里。

　　旅蒙商的崛起

　　歷史上，大漠南北與中原地區之間互通有無的貿易關系從未間斷過，一度雖有統治者的“邊禁”政策也無法嚴格阻止。這種商貿往來一般是在和睦相處時期相對繁榮，戰亂年代趨于萎縮。明朝政府實行食鹽“開中法”(即鼓勵商人為邊鎮駐軍運送糧草而給予食鹽運銷權的法規)，山西商人也借此捷足先登，在蒙古地區從事販運糧鹽的貿易。

　　清康熙年間，逐步放開了對旅蒙商的貿易禁令，旅蒙商也乘機由隨軍貿易而發展起來。在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平定準格爾之亂過程中，清政府組織了一批漢族商人從事隨軍貿易。十幾萬清軍在草原上展開軍事行動，所需糧草自然要靠當地牧民提供。在與當地牧民頻繁接觸中，負責后勤的清軍官兵逐漸熟悉了牧民的生活習俗和他們的宗教信仰，掌握了一些蒙語，與當地牧民建立了深厚友誼，同時也精通了以物易物的規矩及商品交換中獲利的秘笈。戰爭結束后，一些曾經為朝廷籌辦軍需的晉籍清兵干脆就留在草原做起生意。作為朝廷的復轉軍人，晉籍旅蒙商的初期商業活動，也與朝廷或軍隊保持著密切的關系。而戰后的和平使人們的生產生活得以恢復，貿易需求兩旺，于是，晉籍旅蒙商很快形成一個龐大的群體。

　　旅蒙商行走的路線，大致有以下幾條：以張家口為出發點的有：張家口——庫倫——恰克圖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張家口——多倫——貝子廟——北部旗；張家口——四子王旗等。以歸化城為出發點的有：歸化城——庫倫——恰克圖；歸化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古城；歸化城——向西橫亙沙漠到新疆。此外還有滿洲里——赤峰——經棚和卜魁到海拉爾等路線。

　　旅蒙商經營活動掃描

　　旅蒙商在其發展過程中，根據牧民生活生產需要，針對蒙古地區以牧為主、經濟單一、居住分散、交通閉塞的特點，形成了兩種不同于內地商業的經營方式。一是行商，以推銷貨物為主，無固定經營地點。每到春季，行商開始出動，他們將蒙民需要的商品裝在牛車或駝背上，一般是以三四人或十幾個人為一組，直接走包串戶，送貨上門，在春夏季節把牧民需要的用品賒銷出去，并隨即將這些用品折算成牲畜或皮毛記在賬上，待秋冬季節再去收取畜產品和賒銷的利息，并把膘滿肉肥的牲畜收上來。大的旅蒙商多是做賒銷買賣，小的旅蒙商多是零買零賣。他們經營的范圍很廣，“上自布匹綢緞，下至茶葉蔥蒜”，無所不包。磚茶是蒙古民族的生活必需品，因而是其主營項目，他們會把綢緞布匹裁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供人選購。每年冬至過后，他們還會把包好的餃子冷凍后送到蒙古包。牧區缺醫少藥，旅蒙商還經營藥品，他們把采購的藥品分72味、48味、24味包裝，每個藥包上都有蒙、藏、漢三種文字的說明，供蒙醫(主要是喇嘛)給人畜治病用。有的旅蒙商還會用針灸等方法給牧民治療一般疾病。

　　在阿拉善盟，一向就有“先有祥泰隆，后有定遠營”(建于1730年，今為盟所在地巴音浩特)的說法。祥泰隆這個商號，免費為牧民提供食宿，代購代銷貨物，并用蒙古族的禮節和習俗給以熱情接待。遇有較大的顧主，更是待若上賓。牧民返回時購物。他們可以打開庫房讓其任意挑選，一般不收現金，只需記下所購商品的名稱、數量和價格，以便秋后上門結算。旅蒙商在王府或寺廟附近支帳掛牌，多采用以銷換購、賒銷放帳等靈活多樣的經營方法，吸引當地蒙民來購買商品，并把交易所得的牲畜和畜產品運到邊口或內地進行銷售。再一是坐賈，這些人改變了春入秋歸的貿易方式，在蒙古各地開設固定商業網點，有雜貨棧、皮毛棧、牲畜棧、布棧、糧棧、茶棧等。那時候，在歸化城、張家口、包頭、多倫、海拉爾等邊塞城鎮，大小貨棧林立。

　　晉蒙邊界清水河縣老牛灣處的榮泰祥商號舊址

　　有的大號旅蒙商憑借其商品經營資本和貨幣經營資本，上通清政府，中結王公貴族，并利用這些權勢的庇護，將自己貿易觸角下伸至每個蒙古包，取得了在蒙古牧區經營商業的特權，開辟了縱貫大漠南北的多條商路，逐漸控制和壟斷了內地對塞外蒙古地區商品交易和金融市場，并經久不衰。每年有百萬頭牲畜，幾十萬張皮件，數十萬斤絨毛和大批的藥材、蘑菇通過旅蒙商運銷到內地。同時，大量的絲綢、布匹、磚茶、生煙、糖酒等日用品，又通過旅蒙商源源不斷地輾轉運銷運到廣袤的草原腹地深處。同治八年以后，旅蒙商又越過中俄邊界進入俄羅斯。

　　在草地經商者必須持有蓋有皇帝大印的“龍票”(類似今天的營業許可證)。如蒙古地區最大的一家商號——大盛魁就是這樣起家的。康熙指派費揚古(正白旗人，官封侍衛內大臣、撫遠將軍)統兵駐防殺虎口(現山西右玉縣境內)，大盛魁的創始人王相卿等人，就隨軍服雜役，為部隊采購牛羊等生活必需品。軍隊進駐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均在蒙古國境內，當時稱烏里雅蘇臺為前營，科布多為后營)后，王相卿等人也攜帶貨物隨營貿易。大盛魁初期總號就設在前營，后遷歸化城。隨著貿易的發展，他們的服務范圍進一步擴展，除承辦清政府駐前后營的軍政人員和大小衙門的供應，還負責協助和聯系蒙古王公赴京納貢等事宜，并貸給所需費用。大盛魁和其他較大的旅蒙商號一樣，其業務范圍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商品，如煙酒糖茶綢緞布匹等日常生活生產用品和畜產品；二是貨幣，如票號、錢莊、當鋪等。兩者相輔相成，以獲取高額利潤。隨著旅蒙商貿易活動的日益頻繁，清代口外蒙古貿易基本上為“旅蒙商”壟斷。歸化城成為旅蒙商經營的主要基地之一和重要的物資集散地，與張家口、包頭、多倫同為塞上商城。在其最鼎盛之時，城中有旅蒙商四五十家，最負盛名的便是“三大號”——大盛魁、元盛德、天意德。到清朝末年，大盛魁成為口外地區天字第一號商業集團，其經營范圍極廣，“上至綢緞，下至蔥蒜”，幾乎無所不包；下有善玉川茶莊、天順泰綢布莊、大盛川票號、裕盛厚錢莊等等，伸展到草原的各個角落。在大盛魁極盛年代，從業人員包括長年雇工有六七千人，馱運駱駝上萬峰，一般年份貿易總額約白銀一千萬兩。在內蒙古還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后有包頭城”的說法。“復盛公”的創始人喬貴發在乾隆年間離開山西，到薩拉齊廳一帶落腳，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開了廣盛公票號，即后來復盛公的前身。后來，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19個門面，從業人員四五百人，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為包頭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創業艱辛百難多

　　一部旅蒙商的發展史，可以說又是一部充滿艱辛的個人和集體奮斗史。

　　有關旅蒙商做草地生意、走包串戶時的情景，在《包頭的旅蒙商》一文中，記述了他們自編的順口溜，說得比較生動具體：“遠離家鄉忻、代州(今山西原平縣、代縣)，學習蒙話草地走。草原茫茫無人煙，一步一換踢石頭。為避風沙烈日毒，要識星斗來指路。白天住，夜間行，山頭盤盤當標記，胡柳依稀尋宿處。頂風霜，踏荒灘，臥冰蓋雪戰嚴寒，迷失路徑心恐慌。肚腸轆轆缺口糧，風雪飄零無處藏。任憑雨淋風沙打，徒工掌柜一樣慘。為了度光陰，咽下萬千苦，攆牛放馬拉駱駝，拾柴弄火架鍋鍋。學會蒙語串人家，買賣做到蒙老鄉家。態度要好腿要勤，邦蒙老鄉做營生。捉羊羔，拴牛犢，為做買賣獻殷勤。走到哪里哪里住，蒙老鄉家就是安宿處。一進門，先問好，寒喧禮讓把茶喝。黃油酪旦奶子茶，炒米盤子面前擱，喝茶吃飯不用錢，你來我往講互換。講信用，拉相與(結交同行中的朋友)。欺騙哄人不長久。旅蒙商，結友情，蒙漢親如一家人”。這是對旅蒙商生活的真實寫照。

　　可以想象，每個行進在旅蒙商路的商人與駝夫都是戰士；他們必須應付各種意料之中和預料之外的天災人禍，雨天的泥濘，雪天的寒冷，半路里殺出來的江洋大盜和流氓劫匪，還有不期而至的病痛折磨。所有這些，都有可能使旅蒙商人付出生命的代價。就在這種以生命為代價的博弈中，他們中大部分成了真正的商人，頂了生意，做了掌柜，但同時也必須承擔更大的精神和心理上的壓力。賬房內的運籌，市面上的周旋，各種社會力量的權衡。也正因為有了智慧、運氣和各種人為因素的差異，這個群體又逐漸分成若個階層，大商人運籌帷幄，坐在溫暖的屋子里指揮著巨額的商業運作；小商人則朝不保夕，在漫漫商途中疲于奔命。那些商界巨子一般都身捐官職，在社會生活中呼風喚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眾多小商人自然是大商人的一粒粒棋子和鋪路石。��

　　太史公司馬遷兩千年前即曾斷言，天下眾生，熙熙攘攘，皆為利來，皆為利往。旅蒙商艱苦創業，慘淡經營，一度幾乎壟斷了蒙古地區的貿易和全國票號業務，其目的如同其他商人都以追逐最大限度商業利潤為目的。不少旅蒙商利用草原交通不便，信息閉塞，采取不等價交換的手段，對牧民進行高利盤剝，這種盤剝尤其出現在旅蒙商原始資本積累時期。

　　值得稱道的晉商理念

　　當資本積累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大的商號開始注意維護商譽，打出“貴忠誠、鄙利己”、“重信義，除虛偽”、“奉博愛、薄嫉恨”等信條與口號，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反對采取卑劣手段騙取錢財。《赤峰縣志》上有這樣的描述：“商賈昔多晉人，敦信義，重然諾，故迄今猶有三晉之遺風。財物相交雖鉅萬，唯以片語要約，無契券，無中保，及期而償，毫厘不爽。茍以失信，人皆相戒，無與交易，圓園中無立足地矣！市廛貿易，尚公平，貴誠實，唯負販牙儈間或相詐罔利，富商大賈，不屑為也。”這個評價應當是客觀可信的。

　　旅蒙商是中國舊時代的產物，其經營思想和管理經驗無不帶有舊的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旅蒙商在創業過程中非常重視商德建設，平心而論，其創業經歷、處世準則和管理方法中深蘊著中國儒學的理念，因此不乏值得借鑒的東西。如：儒學義利觀是“重義輕利”，強調“見利思義”、“取利有道”，即“有利可圖”，又不“唯利是圖”；儒學強調誠信，即孔子講的“人無信不立”，表現在商業活動中，就是“誠招天下客”，“信用就是金錢”；儒學強調雙向關懷，推己及人，這就是“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這些都是儒學文化的精髓，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都滲透在旅蒙商的整個經營活動中。旅蒙商在經營實踐中，重信義、貴忠誠，要做生意先要做人，把重商立業、以德取財作為立身之本；堅持信譽高于一切，寧肯賠本也不做玷污商號掃招牌之事，同行一經成為“相與”，就同舟共濟，善始善終；視客戶為衣食父母，用周到的服務和靈活多樣的銷售方式去滿足牧民的生產生活需要，并以可靠的質量贏得客戶的信賴；入鄉問俗，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實踐中選賢任能，不分門戶，不徇私情，并用人身頂股的做法協調勞資關系，調動職工積極性；用嚴格的號規和明確的分工規范股東、經理和職工的行為，并身體力行，賞罰分明。所有這些努力對旅蒙商由起步到走向輝煌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旅蒙商在經營活動中不僅處處體現出儒商文化的特色，而且把關羽虔態地供奉起來，使儒商文化又融合進關帝文化。一個方圓不大的歸化城中，就有七座關帝廟，多為旅蒙商所建。仔細分析起來并不奇怪。關羽是三國時的人物，他和諸葛亮一樣，他們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羅貫中一枝生花妙筆，在其嘔心力作《三國演義》中把關羽描繪成一個集仁、義、禮、忠、孝、中庸等為一身的藝術形象。由于關羽的忠、義思想符合封建統治階級的需要，所以著力加以推崇。明、清之際，關羽不斷受到敕封。公元1614年，關羽被明神宗封為“三界伏魔大帝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一時間，“關帝廟遍海宇，一村一社處處有之，雖塞垣邊障，祠宇亦多”；由于關羽的生平事跡，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有些甚至與道家、佛家信條合拍，因此關羽又成為儒、道、佛三教供奉的人物，使他超凡入圣，由人變神；又由于關羽的一生反映了中國古代平民心目中的英雄要求，人們認為他能顯靈降魔、懲惡揚善、扶危濟貧、逢兇化吉、遇難呈祥，所以深受海內外華人的崇敬，戲曲舞臺的關公劇目也歷久不衰；還由于國人一向重視對神靈和祖先的崇拜，加上社會動蕩因素和背井離鄉謀生之不易，所以許多行幫、會館都把關羽這個有血有肉、富有人文精神的人物，作為他們同患難、共富貴、生死與共、從而增強自身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商家也把關羽奉為“武財神”和信守商業契約之神，相信在他的護佑下，定能生意興隆，財源滾滾。加上關羽是山西運城人，這就更使旅蒙商感到驕傲和自豪，他們自然會用關羽這個典型人物來維系商廈的鞏固和繁榮。

　　旅蒙商的衰落和終結

　　旅蒙商由輝煌走向衰落是在鴉片戰爭以后。腐敗的大清王朝在帝國主義侵略者面前節節退讓，被迫簽定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并使民族工商業受到致命的打擊。先是英法等國通過天津、大連等口岸走私運進鴉片和其它商品，在蒙古、青海、新疆等地大量傾銷，隨之沙俄也乘機從陸路侵入，并獲得包括蒙古地區和新疆等地進行貿易概不納稅等種種特權。一時間，日、美、英、法、德等資本勢力也相繼進入蒙古地區與沙俄爭奪貿易權。他們主要通過洋行和漢商買辦，大量廉價傾銷本國工業品，抬價收購蒙古地區畜產品，旅蒙商自然不是這些外國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競爭的對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外蒙古宣告獨立，清朝官吏被趕出蒙古地區，旅蒙商失去了保護傘，其大量資財遭到新政權沒收，一些地區出現戰亂，使其收不回賒欠的債務。元盛德、天義德商號破產歇業，大盛魁7萬匹馬、50多萬只羊的資產，連本帶息化為烏有。再加上列強的經濟侵略，眾多洋行通過買辦商人，向蒙古地方傾銷工業品，加速了旅蒙商的衰落。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古長達14年的“經濟統制”，使旅蒙商紛紛倒閉歇業。1945年內蒙古中東部牧區解放，1949年10月內蒙古全境解放，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大力發展民族貿易，對剩下的少數族蒙商實行限制改造政策，使他們在1956年走上了公私合營的道路。旅蒙商二百多年的歷史就此終結。

　　難以泯滅的文化遺存

　　旅蒙商的那些人那些事兒固然已隨著歷史滾滾煙塵成為遙遠的過往，文化積淀的深厚卻使得他們對今日的內蒙古地區的娛樂文化方面的遺留影響仍俯首可拾。

　　多倫舊城西南有一座典型的黃河文化藝術建筑伏魔宮，它是旅居多倫的旅蒙商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集資興建的山西會館。該館是多倫地區的晉商進行結社、議事、集會、娛樂的場所。戲樓是其中最為精美的部分。每至喜慶節日，晉商會館必演戲酬神。“商路即戲路”，凡有晉商會館的地方，就有山西梆子戲的演出。現在內蒙古流傳的劇種主要是北路梆子與二人臺，這兩種都是山西地道的劇種和民間藝術。北路梆子“生在忻州、代州，紅在東西兩口”。“東口”即河北的張家口，“西口”即殺虎口以西的長城各關口。北路梆子的名角“水上漂”是五臺人，他在內蒙古也享有盛名。直到今天，多倫人還特別愛聽山西梆子，《十五貫》、《算糧登殿》等都是多倫人愛聽的曲目。二人臺是一種流行在晉、陜、蒙等地區的地方小戲種，它具有濃郁的生活情趣和地方特色，并深受這些地區群眾的喜愛。二人臺的代表作“走西口”反映的就是貧苦農民逃荒走口外的人口流遷現象。它最初只是些民歌小調，后來被唱到了地攤、廟會以及宴席上，不斷地改進，加上簡單的道具，化妝表演，經過老藝人的傳承和加工，漸漸登上戲臺參加演出。可以說，二人臺是由蒙族人創作曲調、漢族人填上詞句發展而成的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娛樂形式。在蒙族的民間音樂中，它也被稱為“蠻漢調”或“蒙漢調”，是蒙漢兩族人民文化交流和共同繁榮藝術的見證。

　　娛樂文化外，其他方面的影響還有很多，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如包頭的復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以及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等。蒙漢人在長期相處、互相學習的基礎上還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地方語言，即“蒙古方言”。它是以晉西北口音為基礎的漢語，語匯讀音和語法特點基本保留了晉西北的語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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