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 唐雙寧
中國商業銀行的重新分類
銀行分類具有時代特征和體制因素。過去國際上一般將資產在2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視為中型銀行,資產在2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視為大型銀行。在目前全世界大體10萬家商業銀行中,大型銀行大體50家左右,中型銀行大體200家左右。從中國銀行業監管的角度,曾經按國有商業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進行分類。過去我在銀監會工作時,因為國有商業銀行已開始股份制改革,所以曾提出按大、中、小型商業銀行劃分。2004年,根據1萬億元以上資產為大型銀行的標準,將交通銀行劃入到大型銀行的行列。但直到目前無論是習慣上還是實際工作中,人們還是慣性地將商業銀行分為國有、股份制、城商行三類。既然目前幾乎所有的商業銀行差不多都已經屬于股份制銀行,這種劃分的方法有修正的必要。當然,由于中國銀行業的快速發展,劃分的標準可以重新修訂。如果假設以3萬億元資產規模為標準,現在資產規模接近或超過3萬億元的銀行有5家,即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可視為大型商業銀行;資產規模在1萬億~2萬億元的銀行有7家,即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可視為中型銀行;資產規模在2000億~5000億元的也不少,包括廣東發展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北京銀行、上海銀行以及北京和上海的農商行等等。此外還有大量資產規模在1000億元左右的銀行如渤海銀行、恒豐銀行、浙商銀行等,也頗具后發優勢。按資產規模和監管慣例綜合考慮,這些銀行也可視為中型銀行。以上大型銀行的總資產已達38.48萬億元,占銀行業資產總額的52.18%;中型銀行的總資產大約有19.5萬億元,占銀行業資產總額的26.45%。
這樣的劃分,符合實際,符合市場經濟原則,也有利于探索不同資產規模銀行的發展和監管規律。
中國中型商業銀行的特征
中國的商業銀行目前呈現“雙金字塔”造型:從機構數量上講是正金字塔造型,即大型銀行數量少,小型銀行數量多,中型銀行居中;從資產規模上講是倒金字塔造型,即大型銀行規模大,小型銀行規模小,中型銀行居中。在中國是這樣,在世界上也基本如此。這反映了金融行業的高壟斷程度。而中型銀行在這一正一倒的兩個金字塔造型中都處于中間部位,這是它的第一個特色,即機構數量和資產規模居中。
中型銀行的第二個特色是它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這在中國尤其明顯。市場化程度高同它們的“出生”有關,F在我們所說的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大多成立于中國市場化改革之后的20世紀90年代前后,從一開始就大體按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構建,內部激勵也比較充分。它們以市場化的初生牛犢姿態展現于中國金融舞臺,對傳統計劃經濟下的金融體制產生了有力的、持續的沖擊,對我國金融改革的推進功不可沒。
中型銀行的第三個特色是經營上的穩健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船大雖然穩,但是掉頭難;船小掉頭易,但經不起風浪。中型銀行在掉頭轉向和抗擊風浪方面具有自己的邊際比較優勢。哲學上講事物發展皆要有“度”,“度”是哲學中最重要的概念。所以在經營上,中型銀行具有“度”的優勢,比大型銀行更靈活,比小型銀行更能抗風險。
中型銀行的第四個特色是以鮮明的品牌贏得市場(而非兩個拳頭打人,“四面出擊”)。中型銀行在規模和業務種類上不能同特大型全能銀行抗衡,在本土化方面不具備小型銀行的草根地緣優勢,這決定了它必須針對特定人群在服務品牌上做文章。招商銀行的一卡通零售業務,深圳發展銀行的貿易融資業務,光大銀行的理財、投行業務等都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中型銀行的第五個特色表現在企業文化方面。我國的大型銀行是從計劃性很強的專業銀行轉換過來的,根據哲學中的“質量互變規律”,這種轉變只能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因此,大型銀行傳統的行政色彩和“大企業病”不可避免地烙印著它的企業文化;小型銀行的本土化、草根性很強,這當然有其優勢的一面,但同樣根據“質量互變規律”,小型銀行形成規范的現代商業文化也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當然這是就整體而言,具體因“行”而異)。因此,中型銀行在形成高效、規范的現代企業文化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當然也因“行”而異)。
中型銀行在抗擊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2007年美國有3家銀行破產,2008年有25家銀行破產,到目前累計已有69家銀行破產。這其中一方面是雷曼、美林(被收購)、貝爾斯登、華盛頓互惠銀行等資產規模在數千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銀行,一方面是資產規模在100億美元以下的小型銀行,而中型銀行很少。這說明中型銀行既沒有大型銀行那樣在風險沖動上的“忘乎所以”,也不像小型銀行那樣經不起風浪。
中國的實踐也證明,中型銀行在抗擊金融危機、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自己的獨特優勢。在防范風險方面,大型銀行在國家用2萬多億元資金剝離不良資產的情況下,截至今年6月份不良率大體仍為2%,而中型銀行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良率僅為1%。另外根據最新估算,我國銀行業持有美元債券衍生品產生的浮虧額大體是27億美元,其中大銀行占93%,中型銀行占7%,說明我國的中型銀行總體上也是審慎的。如果說這個數據還有些牽強的話,那么按照浮虧與資產比計算,大型銀行為0.46‰,中型銀行為0.12‰,這應該是可以說明問題的。
在支持經濟發展方面,今年1~6月份我國銀行信貸新增7.37萬億元,其中前四家國有大型銀行共投放信貸3.26萬億元,約占44 %,與年初信貸余額相比平均增長了26.45%。13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共投放信貸2.02萬億元,約占27%,與年初信貸余額相比平均增長了37.26%。從增幅看,13家股份制銀行大于國有大型銀行約11個百分點,說明中型銀行對國民經濟的“單位能力支持度”更大。當然事物都有兩面性,我們在說明中型銀行在執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中大有作為的同時,也應甚至更應高度關注信貸投放中的潛在風險。
在抗擊全球性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型銀行保持了相對的穩健性,發揮著金融穩定器和經濟推動器的作用。今后中型銀行的服務對象要以中型客戶為主,兼顧大客戶,惠及小客戶,承上啟下,深入到市場經濟的各個層面,在服務經濟、穩定社會中發揮更為獨特的作用。
歷史經驗證明,一個國家要保持和諧穩定,必須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這個橄欖型結構的中間部分,在企業方面表現為具有一定量的高就業能力的中小企業;在社會階層方面,表現為具有一定量的穩定和諧訴求的中產階層;在區域經濟方面,表現為一定量的富于經濟活力的中小城市(鎮);在金融方面,則表現為一定量的中型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支撐,為經濟社會的穩定發揮著基礎性作用。我們應該從這種歷史的、戰略的高度來認識中型銀行的價值與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