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辦公室參贊王曉東

　　□ 記者 吳金勇

　　就在全球經濟觸底反彈，各國貿易政策多變的關鍵時期，人們將目光聚集在了意大利拉奎拉小鎮。7月10日，在此出席八國集團(G8)峰會的發達國家，與印度、中國和巴西等10個大型經濟體簽署了一項協議，明確將緊急重啟多哈貿易談判，并務必在明年完成談判。

　　拉奎拉協議給徘徊了8年的多哈回合帶來新的希望，同時也被世界各國領導人稱贊為重振全球經濟的一個決定性時刻。一年多來的全球經濟危機是否讓各國對自由貿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多哈回合是否會因近來主要國家貿易談判官員的更換而帶來新的談判機會？就此，記者專訪了世界貿易組織總干事辦公室參贊王曉東。

　　《商務周刊》：去年7月的日內瓦部長會議，主要由于印度的原因導致會議最后未達成一致。近來，印度大選已結束，新上任商務部長阿南德·沙瑪(Anand Sharma)似乎態度比他的前任更為開放，這將給未來的多哈回合帶來哪些積極因素？

　　王曉東：多哈談判遺留的問題已經不多了，但尚未達成一致的問題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例如農業特殊保障機制和工業品的部門降稅談判問題。目前，成員在上述難點問題上的立場分歧依然很大，在短期內解決比較困難。美國新貿易談判代表柯克(Ron Kirk)和印度新任商務部長沙瑪最近在不同的場合均表示愿意積極推動結束多哈談判，這是積極的政治信號。作為WTO的兩個重要成員，兩位新上任部長的表態無疑有助于恢復各方的談判信心。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政治表態固然重要，如何將政治姿態具體落實變為實際行動和談判立場的靈活性更為關鍵。目前尚未看到主要成員在關鍵遺留問題上做出明確的政策調整。

　　在世界經濟前景尚不明朗的情況下，盡快結束談判的唯一可行方式是在談判中各讓一步，在談判中降低要價，并相應改善原有的出價，這樣才有可能找到各方能夠接受的最終一攬子方案。

　　《商務周刊》：本輪金融危機后，國際多邊和雙邊貿易格局會出現哪些新趨勢？發展中國家的位置是否有所改變呢？

　　王曉東：世界經濟和金融危機對于多哈談判的影響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衰退，特別是眾多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倒閉以及消費需求的下降對于世界貿易的沖擊是巨大的。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形勢的惡化、經濟前景不明朗、不斷上升的失業率以及一些政府赤字的迅速攀升，已嚴重影響許多國家民眾對于進一步開放市場、進行貿易自由化的信心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出于國內政治考慮，許多政府不愿意在現階段就進一步開放市場作出承諾。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維持一個穩定、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是幫助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要途徑之一，正因為這一點，完成多哈談判，可以為各成員在未來10年中提供一個更加開放和具有預見性的國際貿易環境，這一點無疑是世界各國所迫切需要的。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和金融危機進一步提高了多哈談判的意義和市場價值。許多國家也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積極呼吁大家盡快回到談判桌邊來。

　　目前，各國領導人都面臨兩方面的壓力，一是在國內保護本國產業及就業的政治壓力，另一個是必須確保世界市場的開放以便使本國經濟得以發展，解決這一矛盾不僅需要政治智慧，相互理解和包容基礎上的國際合作也必不可少。

　　《商務周刊》：歐盟和美國6月23日聯合要求與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展開磋商，聲稱中國限制多種稀缺原材料出口，違反了入世承諾。對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王曉東：WTO的現有規則主要涉及進口環節，而對于出口限制措施的規定相對比較少，這種現象是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首先，WTO允許成員對于出口進行限制，但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例如某一措施是為了保護不可再生自然資源而采取的。雖然每個WTO成員有權根據自己的需要限制某些產品的出口，但其他成員也有權挑戰這些措施的WTO合法性并就此向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提出仲裁要求。

　　其次，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時，對于一些產品的出口限制政策做出了具體承諾，這與多數其他成員有所不同。這些承諾也構成了WTO法律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一旦進入仲裁程序，仲裁專家組不僅將研究中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WTO的一般規定，還要審查是否違反了當年中國的加入承諾。

　　在這一過程中，起訴和應訴雙方對于WTO規則的熟悉度、對于法律條款的運用能力、對于政策措施的解釋是否站得住腳，都是可能影響裁決結果的重要因素。作為WTO秘書處官員，我不便對于爭端案件本身進行評論。如果各方在60天的磋商期限內不能達成一致，此案將進入專家組程序，專家小組將最終提出仲裁意見，我們拭目以待。

　　《商務周刊》：通常我們會認為，保護主義應該出現在經濟危機中，而目前全球經濟已經出現復蘇跡象，為什么各國之間反而對于貿易保護主義更熱衷或更敏感呢？

　　王曉東：貿易保護主義并不是WTO的法律概念，在WTO所有協議中找不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法律定義。近期，世界范圍內的貿易保護措施確實有所增多，令人擔憂。例如，一些國家在短期內頻繁啟動針對外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頒布購買本國貨的規定，還有一些國家提高了實施進口關稅稅率。WTO新近發布的全球貿易監督報告，對全球范圍內貿易限制措施的快速增長也表達了擔憂。

　　貿易限制措施無疑將會對正常的貿易產生負面影響，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新措施都違反WTO規則或承諾，這是因為現有的WTO協議在設計上給成員留有一定的政策調整空間。例如，一個國家WTO關稅減讓表中，汽車的約束關稅是40%，40%就是該國對汽車產品所能征收進口關稅的上限，一旦超過就違反了它的WTO承諾。而如果在經濟危機前，該國對于汽車進口只征收10%的實施關稅，當危機來臨時，迫于國內產業壓力，該國政府決定將實施關稅由10%提高到40%，這一政策調整對該國的汽車進口會產生限制作用，影響到汽車出口方的利益，但這一舉措在WTO的法律定義下是合法的。只要實施稅率不高于約束稅率，該成員就沒有違反其WTO義務。目前WTO成員的約束關稅水平各不相同，發達成員普遍較低，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約束關稅在4%以下，相比而言，發展中成員的約束水平則較高，一些國家的平均約束關稅甚至超過60%。中國的工業品約束關稅為9%左右。

　　多哈回合談判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普遍大幅地削減關稅高峰，一旦談判成功，主要的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約束關稅水平將降低50%以上，這對于在未來約束“合法”的貿易保護措施的空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可以大幅提高貿易的可預見性。

　　我們雖然不能簡單將所有貿易限制措施均定義為“貿易保護主義”，但是在各國攜手共度難關的時刻，我們仍然希望各國政府盡可能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貿易限制措施，無論它是否違反WTO的規定，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宣言也對此進行了呼吁。

　　《商務周刊》：WTO組織目前在忙于什么事務，多哈重啟工作進行到了何種程度？

　　王曉東：今年以來，多哈談判的技術級磋商談判一直在日內瓦進行，沒有中斷。目前的磋商主要以雙邊接觸，諸邊協調和多邊通報會的形式在各個談判委員會框架下進行，雖然談判沒有取得大的突破，但可以為未來談判全面加速打下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WTO秘書處也利用談判間歇期加強了對發展中成員，特別是最不發達成員的技術援助和能力建設工作，例如幫助他們熟悉制訂減讓表的程序和方法。

　　關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WTO已決定于今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部長級會議，會議的議程仍在磋商之中，是否與多哈談判脫鉤尚無定論。一些WTO大使私下表示，對在本年底前結束多哈談判并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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