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似乎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但仍有太多信息顯示：不宜過度樂觀

　　文《環球企業家》記者  袁瑛

　　隨著2009年7月31日第二季度美國經濟數據的新鮮出爐，過去一年里人們緊繃的神經終于可以放松一下：根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其第二季度GDP折合成年率同比下降1%，好于市場此前預期的1.5%的下降幅度；失業率亦下跌0.1%，至9.4%，呈現出遠離10%這個危險數字的跡象。

　　隨后就是一篇歡騰之聲。美國總統奧巴馬公開贊許其部下“拯救經濟于水火”。市場的反應同樣正面：標普500指數自2008年11月份以來首次突破1000點；英鎊、歐元、澳元及加元等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創出新高。

　　還有一些讓人頗可樂觀的數字。被認為衡量經濟根本趨勢的最佳指標，初次申請失業金人數，也給出了積極的信號：美國勞工部8月6日公布，8月1日當周初請失業金人數四周平均值減少4750人，至55.525萬人。此外，美國住房銷售量已經持續3個月增長；零售商本月初公布的7月銷售數據，降幅明顯小于預期。

　　這些枯燥的數字似乎都在昭示著，最黑暗的時刻即將過去。而一直被視為美國經濟掌舵人但在過去一年中聲譽蒙羞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已經開始樂觀預計：“美國經濟第三季度將出現2.5%的增長”。

　　不過，如果這次經濟危機到此告一段落，顯然我們不能將它稱為“七十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或“大蕭條2.0”—它真正的爆發只有一年時間，對于經濟的沖擊甚至不如當初網絡泡沫破碎。

　　為什么一次一度被視為可能將我們拉入地獄的經濟劇變如此匆忙的收場了？有兩個理由，你可以選擇其中之一。

　　理由之一，這次美國政府的強勢干預，這是1930年代所不具備的，它的一系列行動改變了經濟走勢。

　　理由之二，是經濟學家和分析師們過早做出了樂觀的評估。是的，這并非沒有可能，回首過去五六年，似乎分析人士們永遠對正在發生的經濟變遷感到意外：直到房市崩潰他們才意識到這是個泡沫，直到華爾街坍塌他們才恍然發現衍生工具不可依賴，幾乎沒有人預警過股市的覆滅，而過去一年里各國GDP和就業率的急轉直下更令他們宣稱這是大蕭條之后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要是這次他們又錯了，原諒他們吧。

　　復蘇的動力：強勢政府

　　必須承認，2008年底時的全球經濟狀況的確非常糟糕，幾個關鍵的經濟指標—國際貿易、全球的工業生產以及股價—的下滑速度都與1929年時的相似，甚至更快。

　　正是在此過程中，美國政府沒有猶豫。“奧巴馬規模較大的財政刺激方案，是目前經濟衰退減緩的主要因素。”中國社科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秘書長張明在接受《環球企業家》采訪時說。

　　張明認為，奧巴馬規模龐大的8250億經濟刺激計劃、重點于穩定金融和住房市場的第二批3500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以及美聯儲8000億美元的直接購買MBS和向消費性債券持有者提供貸款，都將在今年下半年陸續顯示出提振經濟的作用。除此之外，美國進出口貿易的不對稱收縮—即出口收縮小于進口收縮，也造就了貿易的增長貢獻，而貿易整體收縮幅度越大，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越大。

　　事實上，除了經濟刺激政策，美國政府還在另外兩個問題上做出了正確的決策。

　　其一，它沒有減少自身的預算—美國政府的支出在其經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在國家安全、醫療等領域維持著巨大的投資，這對美國經濟幫助良多。雖然這也意味著更大的財政赤字，但在這個非常時期，奧巴馬的選擇無可指摘。

　　其二，無論事后人們怎樣反思，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在營救華爾街的速度和力度還是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難的持續。想想看，在2008年9月，房利美、房地美、AIG、雷曼、美林們先后瀕臨死亡，如果放任它們先后倒下，損失的并非一批上市公司和數以萬計的就業，而是金融體系的崩壞，這給復蘇留出了余地。

　　隱憂

　　不過，樂觀情緒實則有限。剛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保羅·克魯格曼認為：“我們并未到達那個一切好轉的臨界點，我們所能慶祝的只是，事情變壞的速度在放慢。”

　　克魯格曼最看重的指標仍是就業狀況。從經濟衰退以來，已經有670萬個美國人丟掉了工作，如果算上今年新增的就業人口，美國待解決的就業數多達900萬。這并非一個可以一時之間改善的問題。

　　同樣持此觀點的是美國法學界泰斗理查德·波斯納，他指出，六月時美國的失業率為9.5%，而七月的失業率是9.4%，這0.1%的變化實在說明不了太多問題。如果下個月失業率達到9.6%，人們會因此改變觀點嗎？

　　而且，波斯納認為，在GDP這個關鍵指標上，大家普遍采用了一個過于寬松的標準。“在我看來，一次衰退或蕭條的結束應該以GDP重返當初的趨勢線中，即回到它應該保持的平均增長率上，而非以衰退的標準看。”波斯納稱。按他的計算，美國的GDP仍有7.2%的落差去重返軌道，這大約需要兩年時間。

　　仔細研究不難發現，這次發布的數字中的確仍不乏令人擔憂之處。來自GDP增長的主引擎，消費數據在第二季度的實際表現，顯然差強人意：2009年第二季度，美國實際消費萎縮了1.2%，而此前一個季度一度增長了0.6%。消費萎縮對經濟增長造成0.88個百分點的拖累，而上一季度消費則有0.44個百分點的貢獻。

　　某國有銀行研究機構的程實博士告訴《環球企業家》：耐用品消費從上一季度增長3.9%轉為萎縮7.1%，非耐用品消費則從上一季度增長1.9%轉為萎縮2.5%。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消費增長及其貢獻的截然不同，表明消費模式轉變的抑制作用已經暫時超過可支配收入增加和消費者信心增強的刺激作用。“只要美國儲蓄率從5月6.9%的歷史高位持續上升，減稅政策和信心提振將難以保障消費主引擎的恢復運轉。”程說。

　　雪上加霜的是，從中長期來看，支撐本輪經濟復蘇背后的政府刺激舉措帶來的提振作用，將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逐漸減退。“屆時，如果出現‘政策真空’，將成為復蘇過程中最大的風險。”張明認為，判斷美國經濟短期內復蘇的一個重要依據恰恰是美國堅定地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并堅持這一方向直至失業率有所緩解。對于美國政府而言，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美國政府反復扭轉貨幣政策方向，而導致經濟出現“虛假反彈”的前車之鑒仍然歷歷在目。

　　可能，大蕭條的經歷告訴奧巴馬更重要的一點是：經濟數據的整體向好和股票市場的強力反彈并不必然跟隨著短期的強勁復蘇和中長期的平穩發展。

　　在大蕭條過程中，美國股市曾有過四次超過20%的反彈，此外，還兩度出現短期經濟數據大幅反彈的跡象，特別是1932年下半年的反彈更讓市場產生了復蘇將至的幻覺，結果突然的趨勢惡化讓市場措手不及，最終使得1932年美國實際GDP收縮13%，成為大蕭條期間最慘淡的年份。在這一過程中，失業率持續上升以及美元貶值導致通貨膨脹的發生是其主要特征。

　　因此，如何避免“無消費、低就業、高通脹的復蘇”以及可能帶來的周期性逆轉，應該是目前奧巴馬在舉杯慶祝之前，最需要擔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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