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一

　　2008年7月，中國閃聯標準提案正式通過了ISO/IEC國際標準化組織/國際電工委員會最后一輪形式投票，完成了ISO全部投票流程，以96%的支持率高票通過，被正式接納為ISO國際標準，成為第一個來自中國的ISO國際標準，填補了中國信息產業在ISO領域的空白。從而使中國企業在全球3C協同技術領域擁有了話語權。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英、法、德等國家采用國際標準已達80%，日本國家標準有90%以上采用國際標準，因此發達國家通過標準將市場門檻都設得相當高，如家電產品要進入歐盟市場，就必須獲得CE安全認證標志；紡織產品如想不被發達國家拒之門外，就需達到“綠色標準”。據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統計，目前世界上最大、最有權威性的標準化組織ISO擁有17000項標準。

　　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競爭早已經細化到國際標準制定權的競爭，正所謂三流企業賣產品、二流企業賣技術、一流企業賣標準。在標準為王的時代，得標準者即得天下。

　　背景二

　　2008年，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對中國東部和中部地區的部分科技興貿創新基地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企業進行了技術性貿易措施影響抽樣調查。調查結果顯示，2007年，被調查企業中94%受到國外技術貿易保護措施影響，其中55%的企業因技術貿易保護性措施影響出口成本增加5%以上，而中國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利潤率不超過5%。

　　國際標準制定99.8%基于發達國家標準；

　　ISO、IEC制定的國際標準中，中國不到1%

　　國際標準研制：“重點競爭”的中國路數

　　文/本刊記者章勇綜合報道

　　上世紀末期，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發達國家紛紛制定各自的標準化發展戰略，以應對因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影響。國際標準的地位和作用顯得日益重要和關鍵，并呈現出標準戰略化、國際化、市場化趨勢。

　　國際標準戰略群雄逐鹿

　　據悉，歐盟制定了控制型國際標準競爭策略；美國制定了控制、爭奪型國際標準競爭策略，日本制定了爭奪型國際標準競爭策略，千方百計地爭奪制定國際標準的主導權。真是群雄逐鹿，一發而不可收。

　　標準化工作屬于社會公益事業，歐盟、美國和日本等西方發達國家每年都提供大量財政撥款及專項資金，主要是支持與技術法規有密切關系的、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環境等反映社會需求的公共性標準以及產業界通用的基礎性標準。如歐盟安排標準化經費達7億歐元，平均每項標準10萬歐元；美國政府2002年僅對美國標準技術研究院(N1sr)的撥款就達7億美元；日本政府每年標準化經費預算為60億日元(約合4.5億人民幣)，用于國際標準化活動的經費占60%。歐盟、美國和日本還將市場性較強的應用型標準在標準研制過程中引入市場機制，充分體現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他們的標準化機構和社團主要通過銷售標準文本來收取經濟回報，并提供產品認證、試驗室認可和技術咨詢等有償服務，政府對標準的服務性收費提供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等。

　　當前來講，已被世界上公認為先進標準主要都來自于發達國家，諸如，美國的ANSI標準、日本的JIS標準、德國的DIN標準、英國的BS標準、法國的NF標準，這些標準被眾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采用為本國標準，意欲以此為標桿并趕超。

　　而中國，似乎除第三代移動通信等領域有個別技術標準在國際上有一定知名度外，絕大多數技術標準在國際上還遠遠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而這正說明了中國標準化之路的漫長和艱辛。

　　目標VS現實 標準化之路

　　自加入WTO后，中國加快了技術標準的制修訂工作。據統計，2001年到2007年，中國制修訂標準9279項，平均每年1300多項，但采用國際標準的比重仍較低。2001年到2007年，采用國際標準的制修訂標準平均占47.9%。發達國家的技術標準總體水平高于國際標準，中國技術標準達到國際標準的還不到一半。在發達國家不斷提高技術標準水平的背景下，中國產品較易受到國外技術貿易保護措施的影響。

　　從近年來國家商務部、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機電產品、中藥、紡織、農產品、玩具等諸多行業不同程度遭遇國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在國際標準的門檻前，我國遭受重大損失，然而這種損失的可視化程度似乎并不明晰。要知道，一個產業的價值，一個國家產業價值的衡量是難以限定的。而在此背景下，中國因為標準的落后或者相對落后，甚至無標準，或者有標準但推行不力，造成相關產業發展滯后、這種損失無以計算。

　　目前，在全球最有價值的100種品牌排位中，中國還沒有實現零的突破。而長期以來，我國的現實便是“有產業無產品，有產品無品牌”的格局。主要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生產的“品牌產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標準的技術含量高，在國際上有著一定的知名度。而按照中國標準生產的大多數出口產品，缺乏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產品的附加值偏低，主要靠低價銷售，因此而受到諸如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等保護措施的制約也是必然。

　　中國技術標準戰略的核心任務是要提高中國技術標準的適應性和競爭能力。根據官方的規劃，中國要在2020年左右徹底扭轉其國際市場上標準進口國的地位，成長為一個技術標準輸出國。簡而言之，中國的技術標準戰略要使由中國企業發起、由中國政府支持的技術標準獲得市場的認可，突破原有技術標準結構下的市場限制。另外中國要參與到國際技術標準制定的權力核心中，在未來技術標準制定的游戲規則中發揮中國的影響力。

　　中國標準化研究院標準化理論與戰略研究所所長王金玉指出：ISO、IEC制定的國際標準中，由中國提交或主持制定的，少之又少，不足1%，且基本上是一些非關鍵性的標準。除了在中文編碼、VCD和第三代移動通信領域有少量標準被納入國際標準外，在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外或國際標準，受制于人。由于99.8%的國際標準是以發達國家標準為基礎制定的，或是發達國家主持起草的，對發達國家適用，難以反映中國的技術要求和經濟利益。

　　去年10月，我國正式成為國際標準化組織常任理事國，標志著我國在國際標準化組織核心議事層獲得了充分的話語權，標志著我國標準化工作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對于中國企業和企業集團來講，能在世界主要市場上占有并推行某個系列的技術標準，也就意味著中國在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權力和財富的擴充。盡管中國在技術標準體系中處于競爭的相對弱勢，面臨著巨大的權力結構限制，但中國不愿意主動放棄競爭。

　　截至去年年底，我國國家標準總數達22931項，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比例達到65%。此外，由我國自主提出并被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批準的國際標準達64項。去年，我國向ISO和IEC(國際電工委員會)提交并立項的國際標準達到22項，是歷史上最多的一年。

　　關鍵技術標準推進， 2010年將落地30到40項

　　“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點專項“關鍵技術標準推進工程”中的“國際標準研制”課題的起止年限是從2007年11月到2010年11月，整整三年時間。該課題主要研究內容基于信息與通信、裝備制造業、基礎公益等領域，重點完成30—40項對中國產業發展影響具有重大影響、中國具有相對優勢領域的國際標準研制工作；同時，開展推進國際標準研制過程的方法研究，為后續研究工作提供理論和現實基礎。

　　關于國際標準的研制程序，據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基礎標準研究所副所長柳成洋介紹，ISO/IEC導則中對ISO/IEC國際標準的研制程序有著明確界定，主要包括預階段、提案階段、準備階段、委員會階段、詢問階段、批準階段、出版階段等。目前該課題已經過了前期論證、申報、批準階段。前期資金已經到位。

　　該項研究的課題立項經過了扎實的前期調研工作，并通過網絡公開征集，得到了社會各界的積極響應。任務的評審遵循優中選優的原則，即緊密結合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領域，中國具有相對優勢和特色的領域，優選出能夠解決關鍵技術問題，支撐優勢產業參與國際競爭，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國際標準研制項目。

　　參與此次課題研究的單位共計33個，課題承擔單位是中國標準化研究院，主要參加單位有信息產業部電子工業標準研究所、大唐軟件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屬技術經濟研究院等等，涉及科研院所、企業、和協會組織等，包括北京郵電大學、西安交大等高校都名列其中。

　　但是我們也發現，美、日、法、德等國家政府和民間每年單用于國際標準化活動的經費約為3～4億元人民幣，歐洲標委會制定一項歐洲標準的經費平均為10萬歐元。此外，他們還強調在標準化戰略中建立籌款機制，增強國際標準化活動經費，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打破產品所面臨的技術貿易保護性措施，以此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從而維護本國利益。由上可見，發達國家對技術貿易保護性措施研究的重視程度。

　　我國國家標準戰略的真正啟動大概要從2002年開始，現在每年全國上下所有投入加起來不超過10億人民幣，僅相當于一個英國皇家標準協會BSI 年收入的三分之一(BSI 2005年全球標準收入2.348億英鎊)。考慮到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不如發達國家，再加上入世時間不長，在技術貿易保護性措施研究經費投入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差距，我國制定一項國標，國家補助經費平均不到8000元人民幣，而同時我國企業中標準化工作經費投入的也很少。

　　“重點競爭型”競爭模式的路數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楊劍分析指出：以擁有技術標準的基本能力來衡量中國技術標準戰略，主要包括四個基本能力：首先是規模生產能力。其次，技術創新能力。第三，巨大的市場容量。最后，國際上討價還價的能力。在一個政治經濟一體化的時代，技術標準能否在國際市場上立足，往往要看有沒有一個堅強的政治支撐。而上述四個能力來考察中國技術標準戰略，可以說中國都具備，但都不充分。

　　而當前來講，國際標準競爭模式可分為三類：一是歐盟的“控制型”；二是美國的“控制爭奪型”；三是日本的“爭奪型”。國家經濟實力、技術實力是選擇國際標準競爭策略的基礎。由于我國重要行業的發展差異較大，一些行業已經具備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另一些行業的發展水平較低，在國際競爭中尚處于不利位置。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市場的變化，標準的實施在各產業之間應有所側重，避免平均用力和全面趕超。要根據不同產業的技術水平、競爭能力，制定不同的標準政策。根據我國國情，應選擇“重點競爭型”的國際標準競爭模式。

　　“重點競爭”是指有重點地選擇我國優勢、特色領域，爭取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有利地位，使國際標準更多地反映我國技術要求，確保我國重點領域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從而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重點競爭是指有重點地選擇我國優勢、特色領域，爭取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有利地位，使國際標準更多地反映我國技術要求，確保我國重點領域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從而維護國家的經濟利益。

　　這一策略的重點有三個方面：通過有效采用國際標準，提高我國標準的水平，實現與國際標準接軌，增強我國產品和技術進入國際市場的能力；通過實質參與國際標準制定，使國際標準更多地反映我國技術要求；在我國優勢、特色領域實現以我國標準為基礎制定國際標準的新突破，使國際標準充分體現我國重點領域技術要求和經濟利益，確保我國重點領域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優勢。

　　“重點競爭”而非“全面競爭”是考慮到我國當前的標準化現實，也是被內人士公認的戰略模式，這一策略的實施將在國際標準化方面最終實現從“國際標準的本地化”到“國家標準的國際化”轉變。通過在國際層面的交往與交流，將提高我國標準的國際市場的適應性和競爭力，最終使我國技術標準成為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標準，使中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中成為一支重要力量，使我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

　　從當前正推行的國際標準研制課題的相關情況了解，我們知道這些標準的領域都是我國優勢的產業和技術，是很有潛力或已有明顯實力的領域方向。

　　誰來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

　　針對當前我國標準化的現實，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張楚教授也表示：我國具有巨大市場優勢，同時又處于技術趕超階段，政府在推動企業參與技術標準制定過程中應發揮引導作用，通過制定產業技術政策，支持與重大技術開發相關的計劃，以及制定競爭政策規制跨國公司濫用知識產權的行為，有選擇地對一些以國內企業為主的產業聯盟給予稅收、財政及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時，政府還應積極引導各種技術和技術標準的合作聯盟建立，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各種技術與標準聯盟。鼓勵市場力量的成長，保持國內市場壟斷和競爭的均衡，扶植本國研發力量的成長，運用產業政策，建立企業創新機制，培養、提高企業創新能力。

　　當前，國有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仍然舉足輕重，而且是我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最重要的主體。所以，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直接關系到我國技術標準的影響力。必須加強和規范對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考核與評估，強化責任與使命意識，真正推動國家創新體制的轉型。鑒于技術標準在國家參與國際競爭中戰略地位，政府應建立宏觀政策部門、行業主管部門、行業協會及企業的聯合互動機制，在參與國際條約的締結及國際標準制定中統一聲音，協調行動，確保國家利益最大化。

　　此外，政府要為企業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提供平臺，使企業共享海外市場信息；共同開發國際市場，借鑒國際通行的市場運作規則，積極謀求不同業態的企業協調運作，并通過有效的市場運作將技術成果轉化為市場標準，直接參與國際技術標準的制定，由規則的參與者轉變為規則的制定者，做到以技術控制市場、創造市場。

　　在人才的構造上，我國在國際標準化領域的競爭能力很弱，這與我國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目前，我國標準化人才的市場需求非常大。據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相關課題調研資料顯示，如果以產值500萬及以上的企業設置一名標準化人員計算，該類人才我國至少缺口約32萬。如果還考慮中小企業，則標準化人員將缺口100萬以上。

　　楊劍指出：“中國技術標準戰略一定要重視企業的角色。而企業除了依靠政府的支持外，一定要培養自身參與全球技術標準競爭的能力。企業要學會利用信息技術的網絡效應鎖定廣大的用戶，并使技術后來者必須以此為標準進行相關生產。在市場力推動的基礎上，政府積極配合提供公共服務，這樣的技術標準戰略才可能有很好的市場適用性�！�

　　機構“走出去”企業“走進來”

　　現階段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紛紛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推動科技研發與標準化協調一致，以市場為導向，加強標準化科研協作。如日本AIST不斷加強標準化人才的交流和培養；英國NPL以信息技術為基礎，搭建標準化協作平臺等。

　　日本規格協會自2002年4月1日起，將銷售標準收入的10%用于支持參加標準化活動的企業。日本還有一些大的企業集團，例如松下、東芝電器公司等為了自身利益也積極投入人力物力，主動參加標準化活動。

　　通過對國際標準化科研機構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大多數國際標準化機構都采取“科研— 管理與應用—服務”的業務模式�？蒲惺歉�本，管理與應用和服務都是基于科研成果的推廣�？蒲袇f作使標準化機構有機會聯合政府、高校、企業、社會團體、其他研究機構和國際組織等多元化主體，使得“產—學—研”一體化發展。一直以來，中國標準化機構的業務有很大比例集中在標準管理上。國外標準化機構上百年的發展歷史證明：標準管理只是一個國家在某一段特殊時期內的階段性事務，不能成為標準化機構存在的主要宗旨；要長足發展，必須立足于科研協作。中國在這方面的探索還剛剛開始，諸如長風軟件聯盟、閃聯等協會組織，但是還沒有形成大的趨勢。

　　近幾年，溫州打火機事件、西班牙燒鞋事件、日本毒餃子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蒙受巨大損失和不白之冤后，發現有很多問題都不是單個企業可以應付的，需要國家、行業、企業形成一個聯盟，以整體的力量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同時，隨著全球產業分工的重新布局，區域經濟越來越被作為一個競爭單元看待，區域內的競爭企業，為了不讓國際訂單向其他區域整體飄移，為了共同的利益，開始從對立走向合作，從競爭趨向競合，這是大勢所趨。

　　未來幾年，中國標準化研究院所的主要業務面臨一定的經營風險。而中國標準化科研工作大體呈現出各自為政的局面。隨著研發主體的多元化，地方標準化制修訂工作受到了重大的挑戰，其存在的意義受到了嚴峻考驗。而協作將成為主要方向，一方面有利于經濟社會不同團體之間進行資源整合，遏制邊緣化趨勢，形成全國范圍內的“大聯合”和“大協作”的標準化科研格局；另一方面有利于中國標準行業整體競爭力的提升。

　　中國標準研究機構走出去是根本的，在當前“產學研”一體化如火如荼的氛圍中，唯有走出去，和企業、高校等諸方共同參與標準的設計和規范，才是主要的。據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基礎標準研究所副所長柳成洋介紹，在目前展開的近40項國際標準的研制中，正體現著這樣鮮明的特點。

　　中國標準化機構勇敢的走出去，聯盟伙伴不僅包括了行業協會、各級標準化研究機構，而且同時也包括了大學、研究機構等，乃至其它的聯盟。這樣的戰略聯盟網絡，減少了不良競爭，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資源的使用效率，壯大了自身實力，有效地補充了資源缺口。如此這般，我們通常述說的標準是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的關鍵樞紐，標準是工業化的產物，是規�；�生產的基礎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而中國標準化研究機構的價值才真正體現。

　　1.出自楊劍《技術標準競爭的權力結構限制與中國技術標準戰略》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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