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
文/本刊記者 燦燦
“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剛發生不久,哪有那么容易回暖?如果這么容易回暖,這個危機就白來了。”
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正在嚴重威脅中國經濟發展,中國政府對此啟動了高達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引起中外高度關注,這4萬億投資到底有沒有起到作用?中國經濟怎樣才能盡快走出危機陰影?如何看待目前露出回暖跡象的中國房地產業?針對這些近期熱點問題,本刊記者專訪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
4萬億投資作用何在
《新華商》:此前中央政府為拉動經濟走出危機,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其中包含中央直接投資1.18萬億,引起地方大規模地上新項目,您如何看待這4萬億投資和各地的投資熱潮?
劉福垣:首先來看,這4萬億也好1.18萬億也好,最后不可能都成為貨真價實的投資,我估計真正起作用的恐怕連三分之一都不到。真正的投資是貨幣轉化成資本、勞動力轉化為商品的過程,如果這4萬億都進了實業,那就業問題不就很快解決了嗎?失業還可能像現在這樣嚴重嗎?中國政府投資效率低是因為投資體制有問題,很多錢就在項目的層層轉包中被層層截留,最后大部分錢進了各種腰包又用別的名義存回銀行,能對實體經濟起什么作用?這次四萬億投資問題更嚴重,至少有三分之一進銀行、股市、樓市了,很多人私下認為現在投資制造業是傻了。地方上為爭項目夸海口的話不能輕信,像中部有的要搞城市群,要搞半小時生活圈修高速鐵路,要真干恐怕500億都不夠。
《新華商》:據透露,一些省在申請中央投資時說有配套資金,但事后一點都沒動,地方說沒配套資金,也不會配套,中央投資這些錢會不會不明不白被挪用?
劉福垣:應該會有不少錢流失到樓堂館所、綠化亮化、政績工程上去,這是我們的吏治決定的,他們為了讓上面看、讓百姓看,想藉此保住今后三五年的政績。但即使投到這些方面,也比盲目大修鐵路公路要強。以我來看,現在中國大規模修鐵路主要還是政府行為,民間企業還不敢也不會投,除非政府給保底。因為從經濟規律上看,鐵路、公路是經濟發展的總結而不是開始,得先有一定的交通運輸量要求才能修路,魯迅說過,“走得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但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怪象:中國的路是規劃出來的,不是人走出來的。中國大部分交通運輸量都在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大部分欠發達地區沒那么大的交通運輸量,大規模地修路干什么?
《新華商》:據有關部門披露,有的省拿到中央投資以后,配套資金沒跟上,所以很多中央投資目前還在各省的賬戶上,而很多項目到現在都沒有開工,您覺得這說明了什么問題?
劉福垣:4萬億投資的主要目標是鐵路、公路、基礎設施,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規模相當大的資金。但地方起初爭項目是為了搶中央投資,自身不一定真有這么多配套資金,另外即使有這個錢,他也要研究投在鐵路、公路、基礎設施上值不值,能不能收回、什么時候收回,他都得考慮。所以地方即使拿到錢,動手也不會很快,因為投了以后大部分都要虧掉的。
這4萬億投資具體是怎么用的,我沒有很詳細的了解,但我認為即使能投下去一部分,大部分效果都不會好。4萬億投資還是靠投資拉動、出口拉動。
《新華商》:您是說這4萬億投資作用不大?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發展經濟走出危機?
劉福垣:危機有它的使命,就是要解決生產和消費時空錯位的問題。這次危機就是因為發展中國家生產了卻沒能力消費,而發達國家卻過度消費直至飽和。
4萬億投資出現這種局面,應該是預先就能想到的。我們為什么一定要“保八”呢?“保八”不等于財富增加、就業提升,如果單純依靠大力度的投資,別說“保八”,“保九”、“保十”都有可能,但頂什么用呢?要真正發展經濟,就要通過改革來解決生產消費不均衡、分配不公的問題,讓老百姓富起來,有錢消費。如果解決了這些問題,由消費拉動投資和就業,這才是真正好的經濟發展模式。
內需應是消費拉動而不是投資
《新華商》:您認為,中國要刺激國內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應該進行哪些改革、采取什么措施?
劉福垣:我認為,要刺激國內消費,首先要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如果能拿出4萬億投資的一半,也就是2萬億來解決社會保障問題,老百姓消費上來了,經濟不就好了嗎?這次危機是給胖人減肥、給瘦人增加營養。美國原先的GDP是從別人那撈來的,這次危機中國GDP增速下降,但主要是給美國干的那部分,沒什么了不起。關鍵是你得讓自己內部消費拉動的GDP上來,來補那個損失。
《新華商》:在臺灣前期發過消費券以后,后來大陸也在搞各種消費券,您認為發放消費券對刺激內需的作用如何?
劉福垣:在危機發生后,第一時間就要進行去庫存化,這就需要發消費券,鼓勵人們去消費,留住元氣搞改革。當然,發消費券就是個治標不治本的緩兵之計,但這總比沒有強,因為這樣給政府和企業爭取了一些調整所需要的時間。在這里我要重點指出,大陸發消費券要給窮人發不要給富人發,因為窮人是想消費沒錢,他需要消費券;富人本來就有錢,他消費本來就是飽和的,而且買的產品和服務也都是高檔的,刺激他們消費的邊際效用并不會太大。
城市化才是治危之本
《新華商》:中國經濟要實現真正的回暖,關鍵之處在哪里?
劉福垣: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是什么?那就是城市化,讓農民工能成為城市正式居民,他們能給消費提供很大的增量。中國有8億農民、2.5億農民工,即便只有2500萬人落在城市,光住房就至少需要700多萬套吧,那會是多大的消費需求?所以我認為,一年把1%的農民工變成市民,對發展的作用就相當于GDP增長10個百分點,這還用發愁統計保八嗎?如果真正解決了發展觀和以人為本問題,中國談不上有什么經濟危機。
《新華商》:您認為是什么阻礙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
劉福垣:中國是工業化走到前邊了,城市化卻落后了。城市化對國家、老百姓有好處,但工業化是對掌握投資權力的人最有好處,因為工程就是錢。可以說,在城市化問題上,政策方面是有一些問題的。
現在戶籍就是一張紙而已,中國城市化的問題不在戶籍而在社保上。中國應該搞真正的社會保障,就是“目標補貼、按需分配”。目標補貼就是當地體面的生活水平,不奢侈也不寒酸,比如說北京是1000元吧,你掙800元就給你補200元,你掙1000元不給你。“目標補貼、按需分配”包含著需要就給,不需要就不給的意思。但現在我們的社保制度,是不需要的也給,但有的需要的卻拿不到。正因為不該拿的拿了,比如說有人有幾十萬元銀行存款,卻還在單位領幾千每月的養老金,這是不對的。
《新華商》:您怎樣看待今年初以來的經濟回暖?
劉福垣:現在是有不少人說經濟回暖了,但在我看來,百年一遇的全球經濟危機剛發生不久,哪有那么容易回暖?如果這么容易回暖,這個危機就白來了。那些說回暖的人,他們是在從GDP走勢看冷暖,但我們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結構、分配關系都沒變,所以依然是只看到GDP增長,卻看不到有什么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房地產“暖”的是投機
《新華商》:在當前經濟回暖的跡象中,房地產業比較突出,房價又在上漲,您對房地產市場怎么看?
劉福垣:中國房地產現在哪來的回暖,不過是撈了一筆的人再買幾套房子而已,而且這次即使回暖也不過是投機的回暖,暖的是投機,不是投資和消費。消費拉動是要老百姓住進房子去,現在房子都在空著有什么用?中國當前的現實,是真正能買得起房子的人早就不缺房子了,但真正需要房子的人依然買不起房子,你能不說這個房地產市場有問題?
《新華商》:您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根本問題是什么?
劉福垣:根本問題是產業發展方向錯了,所以房價被炒得高得離譜。住宅本來是消費品,但現在是給投資的人蓋房子,方向錯了。關鍵是很多人把房子當投資對象了,人們買房實際在買地,房地產成為少數人發國難財的道具了。真正有錢的人早就有房子了,以北京為例,一半以上家庭有兩套以上房子,他不缺房子而是用房子發財。
《新華商》:這個產業發展方向問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劉福垣:政府在房地產業方面是犯了一批錯誤的,是為了少數人發財故意那么干,一開始就不應該土地批租,不應該收那么多稅費,老百姓買套房的價格同時包含70年地租、各種稅費、建筑安裝成本和開發商利潤三大塊,這房價能不貴嗎?我認為真正房價應該是房子本身建筑安裝成本在內的地面以上部分費用,不應該一開始就去交70年地租。如果住房所在土地的地租按年交,這樣房價不就至少能降三分之一了嗎?房價降了租房費就降了,老百姓有錢敢消費了,經濟也就起來了。
《新華商》:現在一些政府也在炒地價,比如最近地王頻出,您怎么看待政府在房市中的作用?
劉福垣:地價主要是政府炒上去的,實際上房地產利潤的大頭被政府拿了,例如一套房100萬元,政府撈60萬元,開發商頂多撈40萬。租稅費都是政府的,只有建筑安裝成本加平均利潤是開發商的,所以政府撈到好處了,能自己的刀割自己的腕嗎?這就是“大財政”,把租變成稅了。按理說老百姓明白了可以去告它違法,以租代稅是違法的。賣地錢是租,是全民所有。
《新華商》:現在中國住宅包含的土地使用權不是終身,而是為期70年,70年以后怎么辦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政府還會繼續收土地的租金嗎?
劉福垣:你買房時實際上只是買了房子沒買地,只不過是一次性交了70年的地租,租了一塊空間而已,期滿以后你還得交租,如果你不交租這地不就成你的了嗎?這不就私有了嗎?地是全民所有的,政府只是批給你70年租地權而已。70年以后房子還是房主的,但地也還是政府的,政府還是要繼續收房主的地租。
《新華商》:您認為對大眾來說,買房和租房哪個更劃算?
劉福垣:很多人已經被洗腦了,非要有自己的房子,人家買我也買,我掙的工資能買得起房子。但你想,你要買房得是有資本收入的,房子其實是拴住你了,你買了房子對你有什么好處?掙多少錢就應該住多大的房子,你發了財了才去買房子,而且要買帶地皮的別墅,單元房是你的嗎?上下左右都是別人,哪是你的?你說有產權證那是假的,哪塊磚哪塊瓦是你的你能動?
所以普通老百姓例如農民工和年輕人、產業工人,應該租房而不是買房。買房子是投資行為,租房子是消費行為。靠掙死工資生活的人買房子,只能受開發商和銀行的雙層剝削。銀行貸款給買房人就是為了賺錢,這就是次貸的溫床,中國次貸還沒暴露,只不過經濟發展還好,大部分人工資處在上升階段,所以短時間沒出問題。美國已經是強弩之末,所以房貸出問題了。中國年輕人20年貸款買房子,幾十萬押在房子上,年輕人有錢應該是提高消費水平和自己的人力資本,怎么能活錢變死錢呢?問題是很多,但只能讓他們自己去走,最后是政府和公眾兩敗俱傷,然后再重新調整。人不是教育出來的,是教訓出來的,這就是歷史。
《新華商》:現在流傳著要開征物業稅的說法,您認為如果開征物業稅會對房市有什么影響?
劉福垣:現在房子是批租,物業稅相當于收年租,所以我認為,物業稅一收房價立刻就降下來了。房價降下來窮人有利,但手里有房子的人就吃虧了,因為他花大價錢買了房子,房價下跌就把他套住了。所以現在有話語權的富人,都拼命發出聲音,不愿意讓房價降下來。
《新華商》:現在有種說法,物業稅一開征,為了逃避稅收負擔,就會導致數百萬家庭妻離子散。
劉福垣:幾百萬家庭是多少人?為了你這幾百萬人去毀掉十三億人的前程?這就是立場問題,站在這幾百萬人這邊,還是站在全國人民這邊?你這幾百萬人少數富人根本就不缺房子,誰讓你買那么多套?既然能花錢買房子,怎么不能為這房子繳稅?我要是總理,要立刻征收物業稅,你有財產嘛!我認為對財產性收入要收重稅,應取消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
劉福垣簡介
1944年9月2日生于黑龍江省依安縣,197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1981年獲中國社科院碩士學位,留該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1986年破格晉升副研究員,1988年起任副所長,1989年獲博士學位,兼任研究生院農經系主任,1991年任社會科學院學術秘書,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晉升研究員。
1993年秋調任國務院特區辦研究室副主任,1995年6月起任寧波市副市長,1997年就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1998年7月任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兼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后兼任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會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
出版的專著有《工農業收入差異》、《農村改革方略》、《明租、征租、除費》、《新發展觀宣言》。目前主要研究領域: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宏觀經濟運行分析、中國對外開放戰略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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