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監會紀委書記 王華慶

　　我國經濟社會和金融體系都還處在發展的初級階段，加強金融生態評價對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十分重要，金融生態評估是推動我國金融生態環境不斷改善的重要力量之一。

　　好的金融生態離不開全球宏觀經濟穩定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導致全球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一年來，金融危機導致的價格扭曲對經濟基本面形成了嚴重沖擊，而金融與經濟的正向反饋機制加速了經濟“繁榮-衰退”的循環。

　　這次危機中有個耐人尋味的現象。雷曼公司申請破產后，其他國家紛紛對本國雷曼附屬機構的資產進行凍結保護；冰島銀行危機爆發后，冰島政府宣布只對本國居民的存款提供擔保。這個現象引出了兩個矛盾：一是金融市場全球化，而金融監管本地化；金融發展全球化，而金融救助本地化。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市場化的今天，金融的發展、監管和風險的處置往往都是全球性的。金融生態環境是一國的事情，但也是一個全球性課題，好的金融生態環境離不開全球宏觀經濟的穩定，需要各國相互的信任與合作。

　　因此，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監管政策的國際協調，制定統一的監管標準，是改善國際金融生態環境，防止金融保護主義的重要舉措。此次，人民銀行、財政部和銀監會加入的新成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包括之前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等國際金融組織，都是我們和其他國家分享發展經驗、汲取教訓，建立一個更為高效和透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很好的舞臺。

　　好的金融生態離不開深入的市場化改革

　　前一段時間，有人提出要用“北京共識”來代替“華盛頓共識”，這當然是鑒于我國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中的杰出表現，尤其是金融體系的穩定，作出的一種積極的肯定。但我們應當認識到，對于華盛頓共識是可以“拿來主義”的，應有所揚棄，而不是全盤否定。例如，加強財經紀律、改善收入分配、實施貿易自由化、放松對外資的限制、保護私人產權等，總結起來就是經濟的市場化。我們不能因為美國提出了這些共識，而它自己沒有做到，便完全否定這些共識本身的價值。

　　這次金融危機對我國實體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諸如出口下降、內需不振、企業盈利滑坡、就業壓力凸顯等。表面上看是由于外部需求下降引起的，但另一個深層的原因是我國長期以來政府主導的特殊發展模式的弊端所致。過去30年來，我們一直在推動經濟的市場化改革，但事實上，政府支配資源的能力并沒有減弱，近年來還有不斷加強的趨勢。政府對土地、礦產等基本要素價格，以及對經濟活動的市場準入都有極強的控制力。與其他國家相比，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國有企業占比很高。這種政府主導的經濟模式和分配模式，造成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和儲蓄比例失衡、經濟增長與普通居民收入增長不一致、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一旦受到外部沖擊，外需下降，經濟增長就會急速下滑。因此，我國經濟下滑是外部沖擊和內部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

　　政府主導的經濟結構對銀行信貸投向也有很大影響。2008年以來，為應對金融危機，銀行信貸高速增長。銀行單一企業授信超10%，單一集團授信超15%的比例也大幅上升，很多地區的大額授信已超過全部授信的50%以上，信貸集中度風險突出。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對銀行信貸投向的影響力。政府背景貸款要么有土地抵押，要么有收費權質押，甚至還款來源由同級人大授權列入同級財政預算。這種借貸擔保能力來源于地方政府對土地資源、市場準入和費用征收權的強有力的控制，對銀行來說風險是相對可控的。因此，要改變銀行對于信貸投放的預期和風險偏好，改變一味追求政府背景大項目、大工程的行為，根本上還是要推進市場化的改革，將稀有的信貸資金真正多投向中小企業、多投向民營企業，以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改善金融生態環境。

　　好的金融生態離不開有效的公共治理

　　無論是我國，還是西方發達國家，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都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但地方政府過度干預金融資源的配置，風險處置的成本往往由中央政府承擔。這種風險和收益、權利和義務不對稱的公共治理結構，會損害地方的金融生態環境。

　　這種損害會帶來兩個成本：一是銀行不良貸款，這是顯性的直接成本；二是信貸錯配，這是隱性的機會成本。一方面，政府項目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一般都有很強的投資剛性，難以設計合理的退出機制，一旦產能過剩，就會形成不良貸款；另一方面，按照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式，政府過度投資會導致信貸成本上升，形成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我國也有同樣的問題，只是擠出不是通過提高信貸成本，而是降低其他部門信貸資金的可獲得性，因此才會有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是我國經濟增長、財政稅收的重要力量，更是就業的主渠道。因此，信貸錯配的機會成本應該作為評價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指標。可喜的是，2008年以來，中央政府出臺的一攬子投資計劃，加大了對教育、醫療、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很好地體現了公共財政的政策導向。人民銀行、銀監會也出臺了一系列優化信貸結構和投向、支持中小企業和“三農”貸款、推動企業并購和促進國內消費的政策措施。

　　當然，完善公共治理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工作。例如，改變地方政府GDP唯上的發展思路，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政績觀；改革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完善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權制度等。總之，只有改善一個地方的公共治理環境和經濟環境，才能真正改善這個地方的金融生態環境。

　　好的金融生態離不開完善的公司治理和審慎的金融監管

　　銀行信貸是我國最主要的融資渠道，信貸質量的高低直接反映了金融生態的好壞。股份制改革前，由于銀行缺乏內在的約束機制，在投放信貸時，事前沒有動力去評價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事后也沒有動力切實去維護銀行債權，加上政府和國有企業在與銀行債權債務關系中的強勢地位，往往造成大量的不良貸款。

　　股份制改革后，銀行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治理結構上，引入了境內外戰略投資者，股權結構更為多元化，治理也更加有效；業務運營上，大部分商業銀行都實現了數據集中、客戶營銷集中、信貸審批集中、產品開發集中，部分銀行還進行了流程銀行和事業部制改革；風險管理上，逐步建立了全面風險管理的體系。這些改革措施確保銀行根據商業可持續原則、風險定價原則和自主決策的原則發放貸款，有力地制約了各種機會主義行為。但畢竟我國銀行業才剛剛進行了改革，公司治理和內部約束機制還很不完善。特別是銀行成為利潤主體后，往往會因為董事會利潤考核指標的壓力大量放貸，而不深入考慮長期的、經過風險調整后的收益。這也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之一。因此，需要獨立的、審慎的銀行監管來控制銀行這種不審慎的信貸擴張。這也是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達成的一個共識。

　　銀監會自成立以來，按照管風險、管法人、管內控、提高透明度的監管理念，大力加強銀行業的持續審慎風險監管。一是狠抓不良貸款“雙降”。不良貸款率從2003年的17.2%下降到2008年的2.4%。二是按巴塞爾協議，強化銀行信貸擴張的資本約束。資本充足率達標的銀行資產量占比從2003年的0.6%上升到2008年的99.9%。三是提高信貸資產風險抵補能力。撥備覆蓋率從2003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115.3%。四是加強逆周期監管，堅持信貸市場和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的相對隔離，加強對房地產市場信貸風險監管。五是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好銀行跨區域經營，鼓勵各類金融機構到西部地區和欠發達地區設立分支機構和農村新型金融機構。六是加強與人民銀行、財政部、發改委等宏觀經濟部門以及其他監管部門的合作，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加強跨業監管合作和并表監管。七是密切國際合作，加強和改善跨境監管和監管合作。

　　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是一個長期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部門、企業、銀行、監管者和學界的共同參與。只要我們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擴大開放，我國的金融生態環境就一定能得到不斷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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