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語：貨幣新秩序應該是一個能促進支付活動在不同國家居民之間順暢流動，商品、貿易和金融資產充分交易的框架，需要包涵一個能夠時刻密切關注國際收支不平衡情況的機制

　　危機后的世界：二十一世紀的貨幣新秩序

　　■　歐洲中央銀行執行理事會委員 洛倫佐·比尼·斯馬吉

　　這個題目似乎在暗示說我們在上個世紀曾經有一個貨幣秩序，而在過去十年里我們失去了，因此有必要建設一個新的。而實際上，自1971年夏天布雷頓森林條約失效之后，我們就一直在尋找新的秩序，只是一直以來我們尋找的秩序并不總是完美的。

　　貨幣新秩序具備的特征

　　嚴格定義何為貨幣新秩序也許并不容易，但我們了解世界所需要的貨幣秩序應該是一個能促進支付活動在不同國家居民之間順暢流動，商品、貿易和金融資產充分交易的框架，這不僅因為國際貿易是增長的一大引擎，更由于國際收支不平衡成為非充分交易經濟體的必然病癥。實際上，金融產業越發達，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越容易消弭，因為債務可以以此找到辦法清償，信貸可以注資補充。由此，我們可以將適合的貨幣秩序定義為，在這個環境中，債務人的信用能力和債權人的價值能夠基本保持穩定，同時相關的實物和金融市場也能維持穩定。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相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商品和服務的購買力與其出口實力并不總是在每個時點都保持一致，所以其國際收支水平往往是不均衡的。這種不均衡并非總是壞事，與經濟學的原理也絕不矛盾：國家，與居民個體一樣，希望在成長期內保持消費的平穩。具有生產潛能和年輕人口結構的國家傾向于借貸以投資于未來前景；而那些富裕的、中等年齡人口占優勢的國家傾向于清償債務并為人口老化、產能衰退的未來積累儲蓄。有效的國際貨幣秩序必須能保證各個國家在一個長時期內保持消費的平穩，正如銀行之于生命周期中的個人一般。

　　良好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第二個特質是，它必須能夠使各個國家都可以為未來的壞年景儲備保險。具體而言，就是一個相對世界其余國家的凈借出國——出口和儲蓄超過進口和消費——在經歷艱難時刻的時候能夠從國外的投資中提取資金。這種風險共享機制正是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最初幾年經濟超穩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這個機制也是全球經濟過去十年來的一個主要成就。只不過隨著國家間金融一體化程度的發展，這種保險機制也逐漸交織在一起而愈現復雜，并可能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扮演了傳遞風險的角色。

　　從外部不均衡看貨幣秩序的演化

　　關鍵的問題是，雖然全世界為某一個國家的外部不平衡提供資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對這一限度的評估是極其困難的，因為評估準確度嚴重地依賴于具體的國內與國際經濟環境。金融市場越成熟，這個國家彌補收支赤字的能力就越強，調整國內政策的需求就越弱。我至今仍對格林斯潘的這句話印象深刻：“我們傾向于將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歸結為長期力量的一個附帶結果，并認定其是溫和的。畢竟，近幾年來，我們一直能夠不費力氣地彌補美國的國際經常賬戶赤字。”

　　最終，我們還是回到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能確定可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規模是多大？對這個問題的種種解答，不管正確還是謬誤，都折射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過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能夠獲得多少國際流動性(最終的形式是黃金)是一個國家調整其外部不平衡的強制限制條件。這個體系的崩潰是因為美國沒有足夠的黃金來軋平其收支赤字，而且由于越戰的開銷很大，美國也不愿意繼續受這些條款限制了。20世紀70年代浮動匯率制度的引入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的理解是，一個國家的收支平衡從概念上說應該是浮動匯率體系下的均衡，因為匯率的調整能確保這種均衡。可持續的國際收支赤字如何確定，人們在當時并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市場會決定的。那時候多數人也正是這么想的，反對的聲音很少。我還記得當年羅伯特·特里芬(1978年是魯汶大學學術答辯委員會主席)問了我一個問題：“美國應不應該調整或補償它的經常賬戶赤字？”我以教科書的主流觀點答復之，特里芬似乎不置可否。

　　金融市場原本是用來抵補外部出超的，而政策制定者們卻決定不再使用這個途徑，至少不再以通行的價格(例如市場匯率)來運作。于是，國際收支的調整變得異常動蕩。我們大多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市場拒絕彌補外部金融不平衡的日子，匯率波動頻繁劇烈，由此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這些危機往往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真正落到了痛處，進一步說，是危機經常發生在那些不愿意讓貨幣自由浮動的國家。很多國家都希望將匯率保持在當局高估的水準不變，上世紀90年代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子。教訓是深刻的：一個國家要么允許匯率自由浮動以避免外部不均衡的進一步積累，要么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以保持與釘住匯率安排的一致性。

　　基于上面的經歷，人們在進入新世紀之后取得了一個新的共識，政策制定者們在國際資本流動方面也一反故態，開始嚴重依賴于市場力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被授權嚴密監測資本流動，以確保收支調整的透明度，并及早發現收支問題，敦促問題國家先行調整。這是1999年科隆G7峰會的共識，后來G20也采納了這個框架。

　　但是這個設想并沒有完全得以實現，有好幾方面原因。首先，部分新興市場國家仍未允許其貨幣自由浮動，低估本幣匯率，繼續使用釘住匯率制。其出發點不僅是對浮動匯率的畏懼，而促進貿易發展、自我積累保險資金以應付不時之需也是題中之意。由此，巨量的順差，特別是新興亞洲市場和石油輸出國的盈余，使得美國經常賬戶的虧損得以補償。這種情況還影響到了美國的貨幣環境，長期利率被壓低，貨幣信貸環境空前寬松。

　　其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未能成功地說服各國采取與可持續經常賬戶水平相匹配的宏觀經濟政策。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在政策制定的時候并沒有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放在心上。新興市場經濟體也以發達國家為榜樣，對基金組織的監測不以為意。由于很多國家外部資產積累較多，它們對基金組織的資金和建議的依賴也沒有過去那么大了。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6年以來一直未能與中國合作完成“第四條款”的監測工作。不僅如此，鑒于在組織里的認購股份和話語權受到限制，新興市場國家還一直指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缺乏公正性。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的經濟危機恰恰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重新回到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位置上來，也許給這個問題的解決又帶來了希望。但是，最近幾個月，基金組織的工作似乎偏重于危機的解決。如果我們想努力建設一個盡可能降低危機可能性的、合理的國際貨幣新秩序，基金組織就必須在這個秩序中起到更大的預警作用。但危機爆發以來，國際對話和斡旋的主流仍然集中在加強監管和審慎性措施力度方面，而非國際監測。

　　我們有理由擔心，即使在這次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未必能勸服其成員國接受這樣的理論，即巨量的外部不均衡會對全球金融和經濟的穩定帶來嚴重威脅。實際上，一些主要成員國認為這次危機與外部不均衡的積累毫無關系，因此與國際金融體系的運行機制也無瓜葛。基金組織本身似乎也傾向于認為，危機的成因與成員國的宏觀政策無關，也無涉外部不均衡，而是監管、監督不足以及市場參與者不良行為的后果。但是，全球“儲蓄—投資”不平衡是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危機成因，這是絕對不能忽視的事實。美國等國家制造的過剩流動性與中國等國家制造的過剩儲蓄便是這種不均衡長期積累后的癥狀，而美國市場資本價格和利率的長期處于低位也與這種不均衡有莫大關系。這刺激了居民和金融機構過度的冒險，帶來了不具有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虛假繁榮。這種不均衡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了大量的金融扭曲和泡沫，逐漸成為危機醞釀的暗角。因此，錯誤地將不均衡排除在風險根源之外的行為是無助于改善基金組織預警能力的。

　　從貨幣基金組織職能看新秩序的培植

　　那么，我們怎樣才能讓國際貨幣秩序進一步演變成熟呢？我們如何在用金融彌補赤字和調整國際收支這兩者間取得平衡呢？

　　我認為，目前存在一種威脅，即支持早期的、在避免危機方面更為有效的收支不平衡調整的力量已經減弱了。在當前有關國際金融體系的討論中，有關強化貨幣基金組織功能防止外部不均衡積累、促進更規范國內經濟政策的職能的呼聲并不顯著。另外，雖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要求在貨幣基金組織中有更大的話語權，但它們似乎更希望這個機構變得更不具有指導性，在提供更多、更便宜的資金支持的同時附加更少的條件。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部分的基金份額，似乎也支持這種意見，實際上，它們在獲得基金支持方面收到的條件約束原本并不多，甚至很多時候是無條件的。這種理念在非常時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正常時期是不具有持續性的。

　　很多基金成員都支持更為便捷地提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加強特別提款權的地位，或者創建另外一種世界儲備貨幣的建議都是為了向赤字國或入超國家提供貸款的便利。對于赤字國家，這樣的舉措能降低從金融市場外部的機構融資的難度，使得該貨幣的發行者有一種最后貸款人的意味。而對于收支盈余國家，這樣的措施能降低這類國家積累儲備資產的貶值風險。我們尚且無法得知，在這樣的環境下，債權國和債務國將如何感受到外部不平衡的積累。但可以預知的風險在于，這樣的調整比在目前環境下的操作更為滯后，而外部不平衡的積累可能會持續更久，也許危機的規模將會更大，危機后的再調整將會更激烈。這樣的悲觀預期可以從金本位的興衰中得到一點線索。

　　總體來說，理想的貨幣新秩序——確保國際居民間支付通暢，商品、勞務和金融資產交易順利的制度框架——需要包涵一個能夠時刻密切關注收支不平衡情況的機制。而貨幣基金組織在兩大領域的基本職能便是這個機制的基本內容之一：有力有效的、防止危機生成的監測能力；“負責任”的金融支援，即面向所有需要的國家、附帶適當條件和限制的貸款。■

　　本文系作者2009年6月23日在羅馬“世界經濟會議”上的講話。

　　(方 曉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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