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陳楠

　　這是一場讓索羅斯都坐立不安的金融危機。

　　“2007年8月，風暴即將來臨，我決定重新出山，因為我很擔心不能保住我畢生的資本。”近日索羅斯在中國透露他兩年來之所以頻繁活動的原因。讓原本打算頤養天年地金融大鱷放下手中的慈善事業，心急火燎地重操舊業的，正是彼時發軔華爾街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蔓延開來的全球經濟危機。

　　實際上，早在2006年底，美國房價增速放緩以及抬頭的房貸違約率就已經傳來了零星的示警聲，但真正的警鐘響于次年3月13日，美國次貸經營公司新世紀金融被紐交所勒令終止交易，背后的原因——巨大的流動性危機吹破了一連串美麗的泡沫。

　　人們以后將習慣在每年7月談起這次危機。因為自2007年7月開始，大部分華爾街巨頭都被拉下了水，掙扎騰挪之后，一大批金融機構溺斃于自己滔天的壞賬中，或被他人拆分入肚，或徹底土崩瓦解，活下來的也是左手拿著政府的救濟金，右手變賣家當。

　　不幸的是，金融就是那只在美國經濟咽喉處徘徊的手，國計民生被困在收緊的五指之中，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只是時間問題。逐漸國有化的花旗，底特律三巨頭被砍其二��嘆為觀止的每日頭條，讓商學院的教授們也不得不修改講義。

　　進入2009年，幾乎所有人都在尋找經濟的拐點，復興的曙光。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上升有所放緩，但歐洲境況并不樂觀，其中德國的情況最為糟糕。中國的前景是最值得期待的，此外印度也不錯，20—25年后，中國和印度很可能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6月11日，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院長滕博勛(Thomas Robertson)在北京舉行的沃頓全球校友論壇上這樣說到。

　　此次與滕博勛同行的還有10余位沃頓商學院的頂尖教授，其中的企業家精神終身教授兼管理學教授拉夫·阿密特(Raffi Amit)、金融學終身教授兼經濟學教授富蘭克林·艾倫(Franklin Allen)以及管理與社會學終身教授馬歇爾·邁爾(Marshall W.Meyer)，就被危機改變的企業、金融以及宏觀經濟，接受了《商務周刊》的專訪。

　　政府應該發揮“看門人”的角色

　　——專訪沃頓商學院企業家精神終身教授

　　兼管理學教授拉夫·阿密特

　　● 并不是政府推動了通用汽車破產，而是市場。政府所做的就是讓這個影響盡可能小，過程盡可能短。政府最擔心的是就業，他們希望把對就業的影響降到最小。因此自由經濟和政府的監管是沒有任何矛盾沖突的。無論是對于資本市場還是實體經濟，政府的目標是既要監管又要創造便利條件

　　● 在未來，美國公司關系當中仍然是以投資者、工會和管理層的三角關系作為一種主導形式，政府在其中的參與不會推而廣之

　　● 美國的大家族現今仍控制了美國財富500強企業中的37%，傳統的強大財團不會放棄它們專注的領域而進入到新的領域當中

　　《商務周刊》：花旗銀行在前兩天推出了原本擱淺的580億美元換股計劃，計劃一旦實施，美國政府將持有該行34%的股份，成為花旗最大的股東；另外，很多人認為通用汽車之所以如此之快的宣布破產，很大的原因是美國政府的大力推動。這一系列事件都讓我們發現，原本崇尚自由市場的美國，在頻繁伸出“看不見的手”挽救花旗、“逼迫”通用破產，這是一種對資本主義精神的違背嗎？

　　阿密特(Raffi Amit)：這是一個關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自由市場中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的問題。首先從美國的金融服務業看，美國政府坐視了貝爾斯登和雷曼兄弟兩家投行的破產，但卻出手拯救了AIG公司。

　　美國政府對于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的干預在表面上看是不一樣的，但是每個案例都有上下文。為什么美國政府讓雷曼兄弟破產，卻沒有讓美林和花旗銀行破產呢？這是因為每家銀行在美國資本市場中發揮的作用不一樣。花旗銀行的規模非常龐大，一旦破產，將帶給資本市場極大的沖擊。所以美國政府出手干預，沒有讓花旗銀行破產，是為了避免資本市場整體性的崩潰。

　　我認為迄今為止美國政府采取的舉動是正確的，特別是向資本市場注資。我們看到一些接受政府注資的美國銀行已經開始向政府還債了，也就是說納稅人的錢已經拿回來了。在市場當中政府應該發揮像“看門人”這樣的角色，既要密切監控形勢的發展，又要適時的去干預，且這種干預必須經過深思熟慮。

　　我們再來看通用汽車的例子。通用汽車是一家大型企業，過去曾經有一種說法，“對通用有利就是對美國有利”。但是他還有一個強大的工會，按照工會和通用汽車之間的合同，后者欠退休員工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的債務非常龐大。常年以來通用都在負擔著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虧損，這種低效的公司必須要破產。

　　實際上，并不是政府推動了通用汽車破產，而是市場。政府所做的就是讓這個影響盡可能小，過程盡可能短。政府最擔心的是就業，他們希望把對就業的影響降到最小。因此自由經濟和政府的監管是沒有任何矛盾沖突的。無論是對于資本市場還是實體經濟，政府的目標是既要監管又要創造便利條件。在碰到極端情況的時候，比如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政府就要運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去穩定市場。美國政府絕無意去運營和管理任何一家企業，但是同時必須要在為社會創造便利和監管其運營這兩個方面發揮作用。

　　《商務周刊》：在美國公司的治理結構中，董事會、決策層以及外部代表員工利益的工會一般都成掎角之勢，公司的重大決策都是三方博弈、商討的結果。現在政府在金融危機中介入其中，使以前的三方博弈變成現在的四角關系。您怎么看四角關系之間的平衡？政府這第四方力量在其中是否做得恰如其分呢？

　　阿密特：這個問題從不同的方面來看，答案是不一樣的。比如在通用汽車的例子中，工會、股東、管理層站在各自的立場，給出的答案就是不同的。但是獨立人士，比如分析師和經濟學家則達成了共識——通用汽車最終的破產是無論如何不可避免的。

　　政府作為一個監管者確實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通用汽車的破產程序拖得時間越長，傷害到的人就越多，因為在過程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三方之間開始了權力斗爭，所以從政府的角度來講它這樣做是對的。我們看到政府在克萊斯勒案例中發揮了相同的作用，即起到了加速并且尋找解決方案的作用。

　　但是這種四角關系不會推而廣之。在美國經濟當中，有兩個實體經濟行業是格外重要的，即房地產業和汽車業，而金融業之中的金融服務業為這兩大行業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提供了驅動力。此外，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必將對美國金融的最終復蘇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剛才提到美國汽車工會的勢力格外強大，但是其他行業工會的勢力不一定那么強大，所以在未來，美國公司關系當中仍然是以投資者、工會和管理層的三角關系作為一種主導形式，政府的主要職責將是繼續作為監管者而不是股東發揮作用。

　　在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案例中，政府之所以出手干預了，是因為政府已經因為大量注資成為其股東，其實政府代表的是納稅人，所以政府在這幾個案例當中的干預也是出于要保護納稅人資金的目的。

　　《商務周刊》：直到20年前，美國很多500強公司實際上還都是由10大財團控制的。但現在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家族在這些大公司的財報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養老基金和共同基金，這是一種怎樣的變化趨勢？

　　阿密特：首先這樣的判斷數據來源是不對的。實際上，美國的大家族現今仍控制了美國財富500強企業中的37%。我在這方面做的很多研究顯示，這些家族的影響力到今天也是非常大的。像摩根這樣的大家族在美國企業界仍然發揮著很大的作用，無論是上市公司還是500強公司，或者是非上市公司，他的影響力絲毫未減。比如，美國的報業像《華盛頓郵報》是由格蘭特家族控制的，《紐約時報》過去150年也都是一個家族控制的。

　　之所以產生困惑，是由于市場的全球化使它們發揮的作用和過去有所不同。此外，出現了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后來崛起的家族名字，例如像沃倫·巴非特、比爾·蓋茨等。他們既是投資者，也是創業者。他們創立了全新的行業，比如互聯網、有線電視等。

　　我認為這些傳統的強大財團不會放棄它們專注的領域進入到新的領域當中，因為對于洛克菲勒和摩根這樣傳統的大家族來說，他們對于新行業既無法貢獻知識，也不能帶來附加值。

　　另外美國和亞洲的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家也有很大的不同。韓國的八大財團控制了韓國經濟很大一部分，菲律賓的阿亞拉(Ayala)家族控制了菲律賓股市市值的27%，但這在多樣性強的美國經濟當中是看不到的。

　　《商務周刊》：金融危機中發生了很多收購案，在IT行業，我們看到惠普收購了EDS，甲骨文也正在收購Sun，這些并購案背后意味著IT公司正在呈現向全業務發展的趨勢。而在幾年前經濟形式較好時，公司則更多的強調分工越來越明確，比如IBM等都是將非主體業務剝離，您怎么看這一變化？

　　阿密特：IBM實際上是做了一個根本的戰略轉型決定，它對基本商業模式做了很大的調整，從一家主導硬件的供應商變成了專注于服務的供應商，這就要求IBM對自身的業務做出根本性的重組。現在IBM的收入有85%來自于服務，而不是來自于過去的硬件。

　　接下來我們再談談甲骨文收購Sun的案例，前者作為一家軟件公司是高度依賴于Sun的硬件環境去銷售它們的軟件以獲利的。例如甲骨文的ERP軟件，可以說很多軟件都是為Sun的硬件量身訂做的。而后Sun遇到了一些問題，使其公司股票走低，所以甲骨文就把Sun收購過來進行整合。

　　但是我并不確信這代表一種形勢，這只是在目前市場形勢下，甲骨文的股東抓住了由于市場的反常或者市場當中的波動帶給它們的機會把Sun收購過來，我并不認為這代表廣泛的趨勢。

　　應該在新的金融架構中給亞洲

　　國家更多話語權

　　——專訪沃頓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

　　兼經濟學教授富蘭克林·艾倫

　　● 通過拯救通用，實際上美國政府在懲罰福特。美國市場本應通過這次金融危機產生一家更為強大的汽車公司，但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上仍然存活著三家都不很強大、自身都有問題的企業

　　● 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是，美聯儲自從2003年以來把利率降得太低，而且低利率的時間持續得太長，這樣在資產和股市方面可能會造成泡沫

　　● 亞洲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里得出一個教訓就是IMF不可靠，他們要靠自己的外匯儲備。最后的結果是亞洲國家積累了幾萬億的外匯儲備，這對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商務周刊》：近期有消息稱，美國9家通過壓力測試的銀行正在積極向政府還款，以保持自己的私有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最困難的時候是崇尚自由主義的美國政府出手救助了他們。這是向國家資本主義的回歸嗎？

　　艾倫(Franklin Allen)：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法。我想這個有意思的提法是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總統提出來的。他前兩天做過一個演講，他說他非常擔憂“奧巴馬同志”偏左已經到極端了，在偏左方面比查韋斯和卡斯特羅更甚，查韋斯非常擔心他和卡斯特羅跟美國總統奧巴馬相比會失去最左派的稱號。

　　但是他這個笑話后面有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一方面崇尚市場經濟，但我們另一方面并不是以市場經濟的準則來做的，這使我們處在尷尬的境地。國家不僅在向銀行注資，也向汽車業注資，這種做法扭曲了市場的自由競爭。所以我認為在我們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應該考慮得更加縝密一些，在決定干預市場的時候，我們要有一個平衡，要保持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同時又要防止大機構倒閉所帶來的傳染性，這種傳染性在雷曼兄弟倒閉時已經嚴重地顯現出來了。這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需要更好地來考慮平衡。

　　我覺得美國政府在汽車業上的做法長期來講不利于美國的汽車業，也不利于美國經濟的發展。通過拯救通用汽車，實際上美國政府是在懲罰福特，也就是說美國市場本應通過這次金融危機產生一家更為強大的汽車公司，但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上仍然存活著三家都不很強大、自身都有問題的企業。

　　《商務周刊》：很多人都指責金融家搞亂了我們的經濟。G20峰會后我們采訪歐盟駐華大使賽日·安博，他在分析這次危機給我們的教訓時認為金融業對總體經濟的控制力過于強大，通過自己的一些技巧凌駕于公眾之上，使原本應該是負責融通資本的工具，變成了經濟的主角，而在過去20年中這個主角發揮了負面的作用。您怎么看待這種觀點呢？

　　艾倫：我認為金融服務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最后是由它來決定市場資源的配置，即由銀行和金融市場來決定哪一些行業得到資源，哪些行業得不到資源。當然，我們也面臨金融穩定的問題。我們應該有一套體系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他們出現問題時不應該使用公眾的錢對他們進行補貼。

　　我同意你提到的這種觀點。目前的金融系統不是一個健康的系統，如果政府出手拯救銀行和金融機構，應該對其進行清算拆分，原來經營的人員應該被炒掉，政府應該復制市場的作用，這樣金融業才有紀律可言。目前，他們對經濟有很大的威脅，所以他們可以拿金融穩定來跟政府討價還價，如果政府不出手相救，他們就會給金融穩定制造麻煩，這帶來巨大的道德風險。

　　在很多國家，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是國有的。在這些國有金融機構中，他們采取了不同的激勵政策。但這也有一些其他的模式，且每一種模式都有它的長處和短處。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建立一個新的金融體系，這個金融體系應該比目前的金融體系更加健全。

　　最后，我們要確保有人如果希望承擔更大的風險的話，他們要對自己承擔的更大的風險負責。而目前這種情況已經被打破了，因為美國政府實行了擔保。

　　《商務周刊》：我們看到美國政府首先是承認自己有錯誤，但在總結錯誤的時候找到了很多替罪羊。比如認為一些評級公司出現了錯誤，金融行業因為制造出諸如次貸等金融衍生品而應受譴責，就連最基本的會計準則標準都是有問題的。您同意這樣的說法嗎？還是它們其中的幾個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艾倫：我認為這些都是癥狀而不是最初的原因。我想，有兩點根源導致了目前的情況。第一個就是中央銀行特別是美聯儲自從2003年以來把利率降得太低，而且低利率的時間持續得太長，這樣在資產和股市方面可能會造成泡沫。

　　第二個原因是全球經濟不平衡。這個可以追溯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其實是因為很多強大的亞洲經濟體，包括韓國，他們的企業借貸了太多的外國資產。他們當時需要一些短暫的救助來幫助他們渡過危機。問題就是當時負責處理亞洲金融危機的IMF是以歐美來主導的，雖然亞洲國家的經濟是非常強勁的，但IMF開出的處方是強迫亞洲國家提高利率，同時減少政府的支出。這和歐美在今后的幾年面臨同樣問題時采取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

　　這回到亞洲國家在IMF中的話語權不夠的問題上。因為IMF是二戰后的產物，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時產生的，那時候因為亞洲經濟不強勁，也沒有多少亞洲的國家參與架構，導致了現在的結果。比如中國，在未來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在IMF的投票比例只有3.8%。而像比利時這樣一個國家，中國有100多個城市都比它大，居然有中國一半的投票權，達到了1.8%。所以亞洲國家在亞洲金融危機里得出一個教訓就是IMF不可靠，他們要靠自己的外匯儲備。最后的結果是亞洲國家積累了幾萬億的外匯儲備，這對資本市場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這個影響不僅僅是對美國，因為美國實行的是低利率政策，即使像西班牙、愛爾蘭實行高利率政策的國家，也同樣產生了一些泡沫。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解決，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很長的時間，也很難，因為它牽扯到整個國際金融架構的重建問題，我們應該在新的金融架構中給亞洲國家更多的話語權。

　　《商務周刊》：現在中國的銀行業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之后準備進一步實現混業經營。現在有兩種模式是供選擇的，即歐洲全能型和美國混業型，在您看來，這兩種方式哪個更適合中國呢？中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成思危前一段時間認為中國更適合歐洲型，您怎么看呢？

　　艾倫：首先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在過去10年的表現非常好，他們中很多已經上市了，同時也接受了市場的監管，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改革方向。

　　目前，全球金融業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些銀行的規模非常大，已經遠遠超過了所在國的國民經濟。比如說瑞士銀行等，他們遠遠超過了國家經濟的規模。所以我認為中國的銀行業走出國門、參與全球競爭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知道去年工行在紐約開設了一家分行，這是一個趨勢，將會繼續下去。我認為下一步中國經濟應該參與到全球化進程當中，銀行和企業走出去就是參與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步驟。但是我想說的是，不見得只有一種模式才是最終的真理。比如說像中國公司在有些情況下通過中國的銀行融資是非常好的做法，但有時候從德意志銀行進行融資，或者是在瑞典的銀行進行融資也是非常好的模式。就像我問這樣一個問題，是法國菜好吃還是意大利菜好吃？其實答案就是法國菜和意大利菜都非常好吃，只是有的人更適合吃法國菜，有的人更適合吃意大利菜。

　　中國面臨新舊制造能力的轉換問題

　　——專訪沃頓商學院管理

　　與社會學終身教授馬歇爾·邁爾

　　● 中國消費率的提升從長遠來看主要依賴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再一個是看獨生子女政策是否有松動，這兩個政策性的變化會刺激人們進一步的消費

　　●“二戰”時期美國基本上在一夜之間把制造汽車的工廠轉變為制造飛機的工廠。所以問題就是什么樣的制造商品是適合中國市場的，中國能不能把原有的制造能力轉換為新的制造能力，以此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 對中國來說比較幸運的一點是中國政府不像美國政府一樣，他們目前還是有錢的，所以短期內可以靠刺激手段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但是長期來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

　　《商務周刊》：最新出爐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份，中國與美國進出口額為224.44億美元，同比下降17.1%。，中美之間貿易規模下降，您認為給金融危機中的兩國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邁爾(Marshall Meyer)：我非常驚訝出口額只下降了這么點，不是很多。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在亞洲，包括中國臺灣省、日本、韓國等，這些亞洲經濟體出口下降的額度大概在40%—50%。同時中國的進口，特別是這種大宗商品的進口，像鐵礦石、煤炭和鎢的進口也下降得非常厲害。

　　此外，即使是有具體的數字，但對于集裝箱的運輸還是比較難衡量。總的來說集裝箱的統計并不能完全準確反映物品的運輸量，因為集裝箱的運輸是按照時間定時運的，所以它里面是否裝滿了貨物，有時候很難看出來，并不能準確反映集裝箱運送的貨物量的變化。但是總體來講目前12%的集裝箱船隊都是空的，空載的集裝箱船隊2月份只有6%，現在漲到了12%，這個數據上漲的非常快。

　　我認為真正的問題是，進出口下降是一個暫時性的還是一個長期性的問題。根據我的猜想，在未來這種情況會有好轉，但是肯定不能回到以前的水平。主要依據是歐洲和美國的家庭開支情況。一般來講，一個美國家庭的開支主要是房屋、食品、交通、保險、教育。非常有意思的是雖然目前經濟進入嚴重衰退階段，但美國家庭儲蓄率反而上升了，由衰退之前的0上漲到5%。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房屋價值已經開始下降了，之前美國人的花費主要是基于房屋價值的升值，他們把自己的房屋價值抵押出去來貸款，現在他們不能做抵押了。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能減少消費的，比如說房屋、交通、醫療、稅務，所以他們能夠減少消費的這部分就是以前能夠節約的部分開支，包括制造品的開支，比如說從中國進口的電器和衣服。

　　《商務周刊》：過去中美之間的貿易順差是因為中美兩國人民消費觀念不同造成的，美國人習慣透支消費，中國人消費觀念非常保守，更希望把錢存起來。而現在的情況是中國的年輕人變得更傾向于透支消費，美國人則開始往銀行存錢，您怎么看這種變化？

　　邁爾：我對中國年輕人的這種消費傾向表示擔心，因為中國商業銀行在第一季度發出去的貸款已經超出了去年發出貸款的總和。在中國一些諸如住房、汽車等商品的消費，大家是通過借貸來實現的，同時借貸消費還使得中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保持穩定。但是我認為借款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行為，特別是對于30歲以下的人來說。我也經常這樣告誡我的子女，除非是必要、必需，否則千萬不要借錢。因為借來的錢肯定是要還的，不會自動消失，你的財產可能會升會降，但是你的債務會永遠存在，它只會從一個地方挪到另外一個地方。

　　目前美國政府吸收了一部分的債務，它不會自動消失，最后債務是要償還的。所以，美國不僅僅要在生產總值方面有增長，同時在勞動效率方面要有顯著的增長，也就是說每個工人的產出率能夠有一個顯著的增長，這樣才會緩解債務。

　　《商務周刊》：雙邊貿易額的下降促使中國正努力推動經濟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拉動，您怎么評價中國政府的這一努力？

　　邁爾：這是個好主意，但怎樣實現這個轉變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中國的儲蓄率一直比較高，消費則很低，這也是中國消費者的一個消費習慣，不會輕易改變。

　　此外，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高儲蓄會進一步加強。因為父母在他們老的時候只有一個孩子能夠贍養自己，所以他們要多儲蓄一些。特別是社會保險和醫療保險不發達的話，儲蓄傾向會進一步上升。中國消費率的提升從長遠來看主要依賴于社會保障的建設，而不是政府的其他政策。一個是要靠社保，再一個是看獨生子女政策是否有松動，這兩個政策性的變化會刺激人們進一步的消費。

　　中國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當消費者開始消費的時候需要進口大量原材料，所以中國一定要把出口保持在健康的水平上，使得出口和進口能夠達到平衡。

　　2007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出口增長大于進口的增長，貿易順差還在持續擴大。我不知道2009年的情況會是什么樣的，如果中國消費者開始消費，進口開始上升，出口開始下降，可能中國就需要非常謹慎地確保進口和出口更平衡。

　　最后補充一下，一般談到中美貿易的時候大家總會從金融或者貿易的角度談，比如說貿易平衡或者是持有美國國債這些問題。我認為通常中國與國外的貿易還應該提到糧食問題。也就是中國的糧食供給不足，同時美國和加拿大有多余的糧食可以出口，中國有世界40%的農民，但只有世界7%的耕地。中國采取了很多辦法希望通過建立一些龍頭企業來解決農業發展的問題，但是水源是個重要問題。從長期來看，就像美國長期將會依賴于中國的制造業一樣，中國在比較長的時期可能也會依賴美國和加拿大市場作為主要的糧食進口國。

　　《商務周刊》：實際上從出口導向型向內需拉動型的轉變要經歷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而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它的產能是驚人的，歐美作為一個很大的需求端，如果一旦萎縮下來，我們就會發生持續的產能過剩現象，這中間的時間差時期該怎么辦？

　　邁爾：“二戰”時期美國基本上在一夜之間把制造汽車的工廠轉變為制造飛機的工廠。所以對我們來說，問題就是什么樣的制造商品是適合中國市場、吸引中國市場的，而現在這種商品不存在。

　　我并不能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但是目前中國的產能確實非常大，如果中國不能在短期內產生出更多的需求，我想一些企業就會出現虧損，這些產能也會貶值非常快，同時在市場中可能會出現一些投機者。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有一些投資者開始租用一些工廠的產能，比如說日本的制造商租用這些工廠生產LCD液晶電視，為他們進行貼牌生產。所以短期來看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即中國能不能把原有的制造能力轉換為新的制造能力，以此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

　　但是長遠來看中國政府需要對工人提供培訓，這也需要時間，同時還需要技術上的更新，主要是在建筑和交通等領域提高能效方面的技術。中國建筑在能耗方面是非常低效的，如果大家看到飯店的耗能，就能看出中國在節能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我想這些需求都有可能在未來作為新的商品制造的需求帶動制造業的發展，同時政府也應該放松相應的管制，比如說在汽車行業通過放松管制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

　　總的來講，中國的生產成本在2005年之后上升得非常快。2007年東莞一個普通工人工資就上漲了20%，這是以人民幣計算的，如果以美元計算則是上漲了25%。所以我們認為在制造業方面中國面臨著這些困難，他們需要給工人們提供足夠的培訓，使他們有更高的水平，當然這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對中國來說比較幸運的一點是中國政府不像美國政府一樣，他們目前還是有錢的，所以短期內可以靠刺激手段保持經濟增長的勢頭，但是長期來看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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