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貴儒

　　雷丁(S.G.Redding)教授的這本《華人資本主義精神》屬于優秀的經濟學史著作，我這么說，是因為書中所涉及的海外華人企業的模式已在那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企業家們或者產業轉型，開展技術研發；或者轉戰內地，進行新一輪的嘗試。

　　這本書的開創之功是不能抹殺的，作者試圖模仿社會學大師韋伯。后者從新教倫理中發掘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提取了資本主義精神。在韋伯那里，資本主義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生產的，它發軔于宗教改革，企望救贖的新教徒把塵世中的勞動當作取悅于上帝的義務，對他們來說，職業是神圣的。為了能成為上帝的選民，他們選擇了禁欲主義的處事方式。這樣，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車輪發動了。

　　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令世人驚嘆不已，如何解釋這一經濟奇跡？從天時、地理、人和三方面看：20世紀60年代，正值西方新一輪產業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憑借獨特的地理優勢，如四小龍均有良好的港口，擁有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可以為西方技術型企業提供外包服務。在世界體系的格局中，四小龍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占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實現了經濟的飛躍。

　　縱然這些理由都是令人信服的，雷丁教授依然覺得，應該深入發掘文化中的資源，因為這些華人企業(包括韓國企業)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潤下產生和發展的。雷丁教授認為，儒家文化通過家庭、關系網等組織是華人家族企業發展的源泉，不妨稱之為“華人資本主義精神”。

　　要理解什么是華人資本主義精神，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精神有何不同，首先得了解一下華人家族企業的特征，因為正是這些企業在特定的歷史時刻成功了，其他民族、其他類型的企業的優勢沒有顯現出來。

　　作者認為，華人家族企業所展示的企業精神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種“資本主義精神”的新的形式，其核心價值觀是“儒家文化”，對應于“新教倫理”，“儒家文化”是海外華人企業的經濟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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