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班加羅爾、新加坡、東京、特拉維夫這些地方不再只是旅游勝地，而是已經成為客戶、合伙人和員工的聚集地”

　　文/阿尼爾 K·古普塔

　　制約跨境貿易與投資的障礙正逐漸消除，人們對于國外客戶、供應商和人才的關注也正日益增強。與之相應，越來越多的新興企業在其發展初期便開始了全球化進程。其中部分企業，甚至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便是“全球企業”，并且，這一類型的企業正在不斷增加。注意，這類情況并非僅限于資訊和網上服務企業(如門戶網站和搜索引擎供應商)，許多銷售有形產品(例如：蠟燭、臥室裝飾品甚至大型家具)的企業，也不例外。上述現象是否表明：空間距離已經毫無意義？對于絕大多數的年輕企業而言，強調全球化戰略是否便能獲得更好的發展前景？如果不是的話，那么全球化可能帶來什么問題？企業家如何判定在企業成長初期進行是否適合于本企業的發展？

　　弗里德曼指出，整個世界確實正呈現扁平化的發展趨勢，無論是對已有建樹的大型公司而言，還是對年輕企業來說，跨境商業交易的障礙正日益減少。

　　企業初期全球化的推動要素

　　新興市場的爆發性增長。新興市場的增長速度較快，為發展中經濟體的兩倍之多，由此形成了一個幾乎稱得上是“全球共識”的概念：潛在的客戶和供應商可能遍布世界各地，而并非僅存在于發達國家。這一新的現狀增加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新興企業在發展初期進行全球化的可能性。

　　互聯網和通信技術的威力快速增長與成本迅速下降。高速的寬帶連接迅速普及，不但在發達國家如此，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中國的寬帶用戶已經超過7000萬人，占網絡連接用戶總數的50%。其他相關技術也已經或即將投入使用，其中包括：移動電話(中國的手機用戶超過5億，印度超過1.5億)、IP語音和視頻技術(如Skype)、移動電話寬帶連接、廣域網以及家庭和辦公室之間的光纖連接。

　　英語的快速普及。盡管在許多國家遭遇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如今英語還是在許多非英語國家中成為了部分頂級商學院的教學語言，包括法國、韓國和日本。占全球人口總數20%的中國，甚至將在全國范圍內普及英語作為一項國策。通用語言的普及，加速了相互間的交流，增強了非官方社會關系的培育，提升了透明度，從而減少了跨境合作的摩擦。

　　貨物運輸和人員出行的速度提高與成本降低。如今，利用水路將一只裝滿貨物的40英尺長的集裝箱從上海運送到洛杉磯所需要的時間不到兩周，費用僅為2800美元。而將滿載的集裝箱沿水路從洛杉磯運輸到上海的費用更低，這是因為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貨物量要遠遠超過美國向中國出口的貨物量。因此，從美國返回中國的集裝箱數量較為充裕，收費因此而變得低廉，僅略高于其可變成本。

　　全球交易平臺(如“易趣”和“阿里巴巴”)的廣泛適用。這類全球貿易平臺為年輕企業提供了一個完善的營銷和買賣體系，使其固定成本微乎其微，并能以“日”而非“周”或“月”為單位對跨境銷售進行測量統計。

　　全球網上支付系統(如“貝寶”)的引入。這類支付系統大幅度減少了年輕企業從顧客手中獲得銷售款額所需的時間，同時也極大地降低了顧客不支付的風險。

　　媒體的快速全球化。全球化媒體的出現，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世界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 World)、“谷歌”編輯器，使得年輕企業能更為方便、快速地針對某一特定顧客群或國家進行較低成本的廣告宣傳和促銷。

　　潛在貿易雙方間的信息更趨透明。如今，無論大小，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擁有相關的網頁，潛在的買方和賣方可以借助搜索引擎收集對方的大量重要信息，然后再決定是否進行某項商業交易。信息的高度透明大大減少了搜尋的成本，降低了可能同某個不適合的買家或賣家進行協商所耗費的時間與精力。

　　初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

　　盡管上述因素有助于年輕企業的全球化，但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全球化的道路并非只是一片光明，它同時也布滿荊棘。

　　初期全球化的獲益

　　初期全球化重要的潛在獲益之一是企業的快速發展，甚至是將某個有趣但經濟上不可行的商業理念轉變為可行的現實。例如，假設某一產品或者服務的目標客戶群是一小部分患罕見疾病的人群，就算在美國這樣的人口大國中，這一產品或服務的市場規模也僅為數千人。然而，如果拿到全球市場上，其市場規模可能會增加10～20倍，從而為企業發展提供了經濟上的可能性。

　　第二個獲益是：在大多數潛在客戶基本為跨國公司、并且對于某個全球化產品或服務供應商有著強烈偏好的情況下，初期全球化能夠幫助新興企業快速積累競爭優勢。這一點對于那些專門為大型的全球化公司提供企業應用軟件或網上服務的新企業而言尤為典型。大型全球化企業的商業流程通常基于全球標準，并進行國際化的整合。因此，為了能充分引起潛在客戶強烈而持續的興趣，軟件或網上服務企業可能需要全球化的運作模式。

　　第三個重要獲益是：既不影響產品(服務)質量，又能獲得低廉的勞動力、資金或物資資源。眾所周知，幾乎每一家新興企業都有資源(包括資金和人力)短缺的問題。將一項高成本的商業活動置于某個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會對新企業的燒錢速度(資金消耗速率)產生巨大的影響。不僅能使企業在價格上更具有競爭優勢，而且能減少企業資金過早陷入困境的風險。考慮到數字技術的高能力和低成本，能在這類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開展的商業活動范圍正在快速擴大，不僅包括數據錄入等日常工作，而且也涉及數據開采、戰略分析等更為專業的任務。年輕企業也能將研發活動設置與某些國家劃定的科技園區中，以此來降低資金成本。年輕企業可以從當地政府獲得無息或低息貸款，具體情況當然取決于各國、各個園區的不同政策。

　　最后，初期全球化還能成為新企業開闊視野、獲取新知的潛在來源。與更具同質性的國內市場相比，市場和文化的多元能促使年輕企業吸收或創造出更多的技術、產品和流程革新。

　　初期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

　　首先，年輕企業在管理、組織和資金等方面的資源通常并不充分。在跨境擴張的過程中，年輕企業面對更為廣闊的市場和更加多元的文化，更增加了商業活動的復雜性。在多個地區設立辦事處(分公司)開展業務營運所帶來的固定成本的增加，常常也會超過高收入或低成本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實際上，年輕企業經常面臨管理、組織和資金資源極度短缺的困境，而初期全球化可能會加劇這一困境。

　　第二，年輕企業常常缺乏國外市場的知識、渠道和人脈。正如沃爾瑪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經歷所示：在發展初期，即便是大企業也面臨著缺乏當地知識和人脈的困境。對于年輕企業而言，在當地獲得這類知識并建立起渠道和人脈關系并不容易，而當企業必須在屬國同時進行此項工作時，他們面臨的挑戰無疑是巨大的。

　　第三，年輕企業可能難以在國外建立起營運所需的“本地能力”。在就業市場上，年輕企業歷來被認為是“高風險雇主”。位于數千英里之外的年輕公司，其“可預見風險”更是可想而知。印度和中國加在一起，每年培養出將近一百萬名科學家和工程師，但這并不代表如果在兩國設立研發中心，便能成功招募或挽留住企業所需的人才。由于印度和中國的高速發展，就連“IBM”和“微軟”一類的大公司都面臨著員工年流失率高達兩位數的困境。對于年輕企業而言，它們可能會發現企業的員工流失率高的更是離譜，以至于將中國或印度的區位低成本收益化為烏有。

　　第四，年輕企業可能缺乏或者根本不具備預防、應對跨文化沖突的經驗。當企業的核心人員之間不僅存在空間距離上的隔閡，同時也存在語言、文化和時間層面的差異時(當然還有個體差異)，必然會產生劇烈的企業內部沖突。如果無法降低此類沖突的可能性，或者在沖突出現時無法快速、有效地加以解決，企業可能會出現決策緩慢、決策不當等問題，甚至會陷入癱瘓。

　　最后，年輕企業往往會發現跨境協調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成本是難以承受的。直接成本包括出航、電話會議中所消耗的時間和資金。間接成本包括價值鏈中分布于多國、多地區的各個要素(如客戶、生產運營、設計研發中心和供應商)的安排產生偏差所帶來的損耗。這類偏差不僅會造成機會的喪失，同時也會導致時間、資源和精力的浪費。

　　實證研究已經明確提出了“新之不利”的概念，即由于存在多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新企業的存活率較低。實證研究還表明，即便是大型企業，在它們將高速發展的翅膀伸展到異國他鄉時，也會遭遇“水土不服”。綜上可見，發展初期進行全球化的年輕企業面臨著雙重的壓力，即“水土不服”外加“新之不利”。

　　企業發展初期的全球化

　　考慮到初期全球化的潛在利益和挑戰，筆者對影響年輕企業全球化速度及廣度的核心動因進行了梳理。它們分別是：產業需求、產業制約和企業組織能力。產業對于全球化的需求越旺盛，其相應的阻力(產業制約)也就越小。同時，年輕企業在跨境營運中的組織能力越強，從初期全球化中獲益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呈現如下某個或多個特征的產業往往對于全球化的需求比較旺盛：研發高度密集、規模經濟效應明顯、主要客戶本身為跨國企業。

　　具備以下某項或多項特征的產業，往往對于企業全球化的制約較強：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有著較高的本土化要求、產品或服務的生產與供給嚴重依賴當地基礎設施、政策壁壘限制或嚴禁在國外從事商業活動條款。

　　如果領導團隊中有人有廣泛而深入的國際營運經歷，對培育企業內部的跨境協調能力不惜投以巨資，并通過跨境聯盟和并購充分吸納整合其他企業(組織)的資源和能力，那么這個年輕企業在跨境營運方面的組織能力就比較強。產業特征不為企業所左右，它們是先于企業而存在的。而組織能力是企業本身的，在幫助企業建立組織能力方面，不同的領導者所發揮的作用存在巨大差異。(本文來自《稱雄全球之路》，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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