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機下，一片哀鴻，其實看看歷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點也不遜于當今！

　　元朝官員的腐敗可不是一般的

　　讀我的這篇草根貨幣史讀到現在，相信大家對錢，都讀出一點感情來了。錢這東西，是很好，很可愛——要不是它帶來的煩惱那么多的話。

　　一般來說，錢帶給我們來的煩惱，分為兩種。

　　一種是“我愛她，她不愛我”，弄不到錢，手上一分錢的余錢都沒有。

　　也許有的讀者，個人賬戶上的存款從來就沒超過3000元，不僅是“月光族”，還可能是“啃老族”。

　　所謂赤貧者，就是這種。

　　其實這個狀態并不可怕，畢竟還沒有到要餓死的程度，只是沒有存款而已。該吃的能吃上，該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鵝肉、不得大病，是不會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種煩惱比較討厭，就是手里有那么一點點錢，以萬為單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車，勉強能買下；一套房，或許就買不下來。

　　賬號上數字的后面，排著幾個“0”，像是在哭，也像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環顧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揮金如土——高爾夫已經不算啥了，馬術俱樂部也不稀奇，弄個私人游艇啥的，不過是剛起步。

　　可是我們……把這幾個錢攥出了汗，也不知該干什么好。

　　放進銀行存“死期”吧，只要報紙上說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在漲，就等于說我的錢在縮水。

　　拼死拼活賺那么一點錢，讓它發汗似地蒸發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資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買房、炒股、買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論哪個領域都有“雷”。

　　朋友們大概都希望我能給參謀一下：

　　——這點錢，干些什么才好？

　　也許已經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會兒說“傻瓜才存錢”，一會兒說“錢還是攥在手里踏實”？

　　究竟哪個是真理？　

　　這世界沒有真理。

　　我要是能給出具體答案來，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沒工夫在這兒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術性的問題，不是技巧，不是猜謎，它只是一種原則。

　　《孫子兵法》有“謀攻”一篇。這里我只能給你“謀”，至于你往哪兒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給你的“謀”，是凱恩斯先生的三張牌。

　　非常簡單，非常清晰，非常實用。

　　56張撲克牌你都能玩好，這三張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別埋怨什么游戲規則不公平。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張，是“購物”；

　　第二張，是“謹慎”；

　　第三張，是“投機”。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點錢，就等于有了這三張牌，什么時候出什么牌，要看情況。

　　簡單地說，如果是情況一：股市大漲、房市大漲的時候，你就出“投機”牌（包括炒房）。說“投資”，那是雅皮士們遮羞用的——白來的錢為什么不賺？

　　如果是情況二：股市漲得有點離譜、街談巷議、甚至你身邊對經濟最遲鈍的人都在說買股買基金能發財的時候，也就是逆轉將至之時，你就出第二張牌“謹慎”。

　　不要動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紅綠燈再說。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時候，那就不用說了，傻瓜也知道要謹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夢想“抄底”，不要做逆勢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賭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說。少賺一點，總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場淡了，熱鬧也不知“何日君再來”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勢不明，也還是這張牌，不急。

　　貨幣貶值是個沙漏，而一旦買錯了股票之類，那就是桶掉了底。

　　兩害相權，我們還是把鈔票攥緊一點的好。

　　如果是情況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場出現了長期平穩或緩慢向上，那么好，祝賀你，這是小富們的黃金時代。

　　這時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當自己是癌癥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還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結了吧——可以出手買東西了。

　　——暴漲暴跌都不可能出現的時候，你不買東西還遲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屬于我們討論的范圍，你啥時候做都行，只要選對了行。）

　　這就是第三張牌“購物”。

　　當然，要買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悅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購買自住房）。

　　這個時候，要注意，“虛”的財產還是輕易不要購買，像股票、基金之類，千萬要等到它們節節上升時再說。

　　除了這三張牌，投資理財上，就再也沒有什么別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怎么對你說，其實都是一個意思：“請把你的錢給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凱恩斯的這三張牌。

　　玩好了這三張牌，你在投資理財上就將是無敵英雄。如果還不是，你再來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懸乎嗎？沒有。

　　幾個字就能概括，幾百字就能講清，小學生也能領會。

　　真理，它就是咱們老百姓的基本常識。

　　　　

　　元朝為什么招人煩？　　　

　　當代有很多人自視為英雄，也確實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說到底，商場上的英雄也不過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無非是吃不厭精、穿不厭精、玩不厭精。這其實和“英雄”的原始詞義本不相干，倒是與“花花公子”相類。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彎弓射雕的壯士，是指橫掃萬里的雄主。

　　這樣的英雄，何處能覓？

　　恐怕只有到大元朝的獵獵雄風里去找。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元朝，是個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個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王朝。

　　蒙元最早的創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軍是一支無敵的部隊。

　　蒙古軍橫掃歐亞的功績在這里就不提了，單是在華夏這一塊，宋朝連同它的幾門親戚——西遼、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個個給收拾掉的。

　　咱們后人對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沒聽說過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實這都是偏見。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這幾大攤子，經濟上不能不可發達。西方人最初認識的繁華中國，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是讓西方睜開眼睛看中國的第一人。

　　當然也有人不信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說他在游記里有好些中國的風俗沒有提到。不過，就算《馬可?波羅游記》里的情況是他聽來的，那也是關于元朝的盛況。

　　他的游記里說，前南宋首都杭州，有10個龐大市集、房屋160萬棟、工場14.4萬家。

　　這規模讓歐洲人驚得差點沒背過氣去。

　　他還說，被歐洲人視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歐洲人就更呆了：這不是天方夜譚吧？神仙也不可能這么奢侈啊！

　　他又說：杭州城內石橋有1.2萬座，橋下可通大船。

　　這可讓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臉往哪兒擱？

　　馬可?波羅說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這是700多年的老話題了——沒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點謊，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確實是繁華。

　　元朝的統治者，從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視經濟。他們從農業這個根本抓起，在中央機構里專門設立了“大司農司”，各地也設立了“勸農司”，經常派農業專家下鄉視察指導。

　　這個中央的大農業部，還“遍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編輯了一本農業技術書籍《農桑輯要》，發給各級農業官員使用。

　　元朝的中央還設置了“都水監”，地方設有“河渠司”——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過蒙古人在剛進入中原的時候，對農業可沒這么重視，曾經一度想不搞農業。

　　草原英雄們還沒改掉靠搶掠補充軍需的習慣，一下子占了那么多農耕土地，竟然束手無策——再搶吧，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搶吧，吃的喝的從哪來？

　　有個叫別迭的高官就說：“得了這些漢人有什么用？不如斬盡殺絕，空出土地來讓草木繁盛，做咱們的牧場。”

　　這主意荒謬絕倫，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為然。

　　幸虧契丹貴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對，他給元太宗窩闊臺出主意說：“可以收稅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萬萬的漢人。

　　大元朝的彎子轉得很快，從此把農業作為了立國的根本。

　　從不會到會，元朝高層也是極聰明的，以至于元朝成了中國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個王朝。

　　不過，河里總是淹死會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為修黃河把天下給丟了的——當然這是另外的話題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華嗎？有！

　　——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否則，怎么可能震懾住馬可?波羅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簡單講幾條。

　　在咱們的印象中，我國古代的農民除了種稻谷，就是種棉花吧？不對，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種植地區還僅限于西域、海南、閩廣這些邊緣地區，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國推廣的。

　　咱們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兩個才過癮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廣泛種植的。

　　元朝的棉花種得多，棉織品也就發達。有個黃道婆大家都應該知道，她從海南島黎族人那里學了先進的棉織技術帶回中原，還自己發明了腳踏紡車。

　　這也算是小小的技術革命吧，從此元朝的紡織業就搞得紅紅火火。民間都說，當時僅松江府產的棉布，就夠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寧波、廣州三地都設立了“市舶司”，負責管理對外貿易、對商船抽稅。那時候的泉州，不僅是中國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有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曾經到過泉州，據他所見，泉州港內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無數。他說，泉州實可謂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問了：既然元朝的經濟發達，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錯，為什么史家對元朝的評價卻不怎么高呢？

　　這是不是有什么偏見？

　　不，評價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國運較短無關，跟意識形態無關，主要就是因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過得不好。

　　首先一點，是貧富懸殊，土地集中的情況非常嚴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江南人）。這里邊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為西域人這個概念包含得太廣了，除了回回人、西夏人、畏兀爾人這些我們可以想到的之外，還包括了中亞人甚至歐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諸色名目”，據說有31種人之多。

　　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貴族，通過合法的受賜、職田與不合法的巧取豪奪，占有的土地實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賜給寵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頃。

　　那時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動不動就是占地幾十萬頃。

　　土地一集中，佃戶（給地主打工的農民）的地位就極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預佃戶的婚姻、能指使佃戶的子女干活，還經常把佃戶隨田轉賣。

　　在元朝，還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戶”和“驅口”，也就是戰爭俘虜，基本就是主人的財產，沒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為交不起租稅或因遭遇饑荒，自己賣身為驅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這類人的生活，非常悲慘。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了正常的勞役之外，官府還經常征發民夫，擔負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運輸、筑城、為驛站服務等任務，老百姓的勞役負擔特別重，被迫出工出力，荒廢家業，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還有就是官員們普遍太跋扈。歷朝各代的官員其實都想搞腐敗，但多少還有點忌憚言官和監察御史，元朝的官員可不管那個，比較放肆。

　　舉一個例子來說。

　　有證據表明，元代的妓女業很繁盛。馬可?波羅曾說，杭州的妓女“其數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場附近此輩例居之處見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飾燦麗，香氣逼人”（《馬可?波羅游記》）。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還專設了一個低級職務“管勾”，來負責管理妓女。

　　元代的誘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誘惑的，是官員。

　　據《元典章?兵部》記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嶺北河南道有一個“管勾”張椿告狀說，有個過路住在驛站的“崔局長”（原文如此），寫了一個手帖，向張椿索要錢財，還要三名妓女去驛館伴宿。當天因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長發了火，竟然把張椿痛扁了一頓。

　　張椿還訴苦說，自從他分管妓女以來，不過才兩個月，來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務的達88人次，只有4名官員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經辦的過程中，據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這個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干部風氣，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誰能快樂而自由？

　　是上層——官僚、地主、高級僧侶。

　　他們不明白：這國家就算是你們的，也不能由著性子胡來呀。一個國家，對老百姓的盤剝總還要有一個度，不能讓下層人總活在非正常狀態中。

　　這樣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會好。當積怨到了一定程度，一個火星兒就能點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征發農民15萬修黃河，超出了民眾負擔的極限，終于把老百姓逼反。

　　當時民工們還編了一個民謠出來，說是：

　　“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預示著天下要開始大亂了。

　　元朝之所以在幾個大一統王朝里最為短壽，看來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說“出來混，都是要還的”么？

　　——那么，歷史就是所有統治者的總債主。　

　　搖啊搖，一搖搖到“銀錠橋”　

　　說起這個不怎么樣的元朝，在中國的貨幣史上卻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紙幣的鼎盛時期。

　　馬可?波羅來中國的時候，看見過紙幣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給我一張紙，我就賣給你東西。

　　在歐洲，聞所未聞！

　　他把這個見聞帶回歐洲，竟引起訕笑：一張小紙頭，就能買東西？胡扯！馬可先生從東方回來，喝多了酒吧。

　　可這是事實。

　　元朝發行紙幣比較成功，開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財政收入大增。不過先緊后松是王朝行政規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規矩辦了，一缺錢，就增發紙幣，搞通貨膨脹，想方設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錢變到國庫里。

　　元朝紙幣的特點，是以銀兩為單位，后來漸漸成為不可兌換現銀的純紙幣，完全脫離了代金券的性質，成為本位幣。

　　紙幣于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年）開始發行，跟宋朝一樣也叫“交鈔”。

　　元交鈔很奇怪，是以絲為本位、以銀兩為單位。每張“面額”銀50兩，值宋朝的“絲鈔”1000兩。

　　稍后又發行了代表錢的“中統元寶”交鈔，以此來收回宋的各種舊鈔。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統鈔”。

　　中統鈔的“面額”，從十文到二貫，共分10等。最大的“二貫”當白銀1兩，15貫當黃金1兩。

　　因為舊絲鈔是以“兩”為單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約定俗成：把貫也叫做兩、百文叫做錢、十文叫做分、文叫做厘。

　　中統鈔的發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換，而是長期使用，只是在以舊鈔換新鈔時要繳納30文“工本費”。

　　中統鈔發行之后，為了保持幣值穩定，政府就用買賣金銀的辦法來調節幣值。因此中統鈔可以說是金銀本位。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設立了“平準庫”。

　　“平準”，是指運用“貴時拋售、賤時收買”的方式來調節市場價格，最早是漢代大經濟學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諸實踐。

　　政府還禁止民間私自買賣金銀，只有國家才能對民間買賣，并且規定金銀只有儲值功能，沒有流通功能。這就有力地保證了紙幣的價值穩定，使紙幣成了唯一的流通貨幣。

　　中統鈔剛開始發行的時候，宋朝前事不遠，所以主持貨幣發行的大臣都非常謹慎，史書上說他們戰戰兢兢，猶如捧著一口破鍋，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這樣敬業，當然管理得很好，歷經17年，沒有任何貶值。

　　但是在平宋戰爭開始后，元朝政府用錢增多，就加大了發行額。我們多少都有點貨幣知識了，知道這么做就是發“虛錢”。當時一年的發行額是過去一年的4倍，中統鈔應聲貶值，在后來幾年間物價也漲了近10倍。

　　元政府見勢不好，連忙推出《整治鈔法條畫》，規定官家用金銀兌換中統鈔仍按照原價，但是物價已經漲上去了，政府若按原價兌換，那不得虧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罷了。

　　元朝對貨幣的管理，到后來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處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間金銀交易，但是中央給各行省的財政撥款有時候用的卻是銀錠，這明顯又是把銀子當成貨幣來使用了，當然也就擋不住銀子在暗中進入流通領域。

　　有一個概念要在這里特別強調一下，古代小說里常說“一錠銀子”、“兩錠銀子”，這里的“錠”，是銀子的計量單位，是從過去的“鋌”字演化而來的，在宋代有時候就這么寫，在元代最終固定了下來。

　　錠，過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級，在元代則有了一個固定標準，等于50兩銀子，或等于50貫中統鈔。

　　至元三年（1337年），有一位貨幣總管官員發現，各地的平準庫在白銀出入庫過程中有偷竊行為。為了防止“碩鼠”，他奏請皇上，干脆把50兩白銀鑄成一錠，命名為“元寶”，這樣庫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難度了。

　　過去唐錢的名稱就叫元寶，現在借過來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寶貝”，豈不兩全其美？

　　從此，銀錠就正式被稱作元寶。

　　順便說一句，北京現在有個酒吧匯聚的“小資圣地”，叫做“銀錠橋”，位置在什剎前海與后海連接處。它之所以叫銀錠橋，就因其形狀酷似一只倒扣的銀元寶。

　　要是有機會，大家不妨去那橋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財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這不比花幾萬塊錢買一個“吉祥車牌”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貨幣戰爭”中起家　　

　　中統鈔貶值貶得像“猴子拉稀”——沒完沒了，怎么辦？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有人提出對策建議，說應該發行不兌換的紙幣。這個主意，是尚書左丞葉李提出的。

　　葉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隱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隱居名聲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做了大官。

　　葉李老夫子可一點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執政，后來推薦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這個桑哥，就其本性來說，幾乎就是個商人，斂財有術。任職后，忽必烈很欣賞他，將其視為“財神爺”。

　　不過桑哥后來越鬧越不像話，不光為國家，也為自己斂財，財富僅次于皇帝。

　　歷史無數次地驗證過：一般情況下大臣若是威風到了這個程度，下場往往也就懸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為貪污被砍了頭。

　　我們還是接著說葉李。葉老夫子的最大功績，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寶鈔通行條畫》。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不兌換紙幣發行條例，內容相當嚴密，主要亮點如下：

　　一、新發行“至元寶鈔”紙幣，1貫當中統鈔5貫（這顯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統鈔的“泡沫”吸納）。新鈔叫做“至元鈔”，與中統鈔同時使用。

　　二、各地設立官庫，設立準備金，用適時買進賣出金銀的辦法平衡鈔值。官府可用銀1兩向民間兌換新鈔2貫，金1兩兌換新鈔30貫，且兌換價長期保持不變。中央發多少紙幣下去，同時也就要按比例發多少現銀到各地官庫，作為準備金。

　　三、在發放鹽引、收稅、公私債務等過程中，凡使用新鈔者，都一律按官定幣值計算，官方決不貶值。

　　四、新鈔面額從5文到2貫，共分11個等級，比中統鈔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眾兌換。

　　其余還有各種處罰瀆職、貪污、抬高兌現價格等違法行為的措施。

　　這個建議書，在中國貨幣史上堪稱里程碑式的文件。葉老先生已經完全搞清楚了紙幣的功能和本質，對紙幣的認識大大超過前代。

　　葉李所提出的辦法，一切以維護紙幣的幣值為目的，使紙幣成為可當做真金實銀來用的貨幣。

　　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官家隨時可用金銀買賣紙幣，但老百姓卻沒有這個權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過回收或放出紙幣的量，來控制幣值。

　　再通俗一點講，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鈔票不值錢了，就用金銀買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紙幣自然就會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銀為本位的紙幣，它的準備金就是干這個用的。

　　可是中國的事情，往往實踐是實踐，理論是理論。看理論好像是人間最完美的了，可實踐上卻相差十萬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貨幣能按葉李的辦法嚴格管理，元朝也許就不那么招人煩了。而實際情況是，就在忽必烈這一朝的末期，貨幣管理就已亂得不成樣子了。

　　主要問題是紙幣發行過多——皇帝要用錢的地方多啊。

　　印刷紙幣與鑄錢相比，有一個極大的優勢，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頭一緊，就開機印刷，滾滾財富便憑空而來。換了誰，誰不動心？

　　朝廷為什么用錢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賞賜大臣，極有江湖上的大方氣派，一出手就是10萬錠、20萬錠，他可不管這錢從哪兒來。

　　此后，雖然有個別皇帝想制止貨幣上的亂象，但都沒能治理得了。整個元代，就是在不斷增印至元鈔和中統鈔中度過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兩鈔才同時停止流通，這時候的物價漲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價比建國之初上漲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間財富，就這么被通貨膨脹給“虛”掉了。

　　兩鈔停用的第二年，就爆發了元末紅巾軍起義，也就是在這次起義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來收拾舊河山、開辟新天地了。

　　所以說，元末農民大起義是一場真正的“貨幣戰爭”。元朝的倒臺，根子就在濫發貨幣上，把人實在給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書，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亂時，一般都從政治因素上來解釋，說是因為“階級壓迫”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等等。其實，封建社會的政治，從一個王朝開始就有問題，而觸發它崩潰的，有時候卻是財政危機、經濟崩潰或者貨幣紊亂。

　　元朝，就是玩貨幣把自己給玩死的。

　　元大都后來成了明朝的首都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個水路交通樞紐處修了一座橋，命名為銀錠橋。

　　這就是歷史的暗諷把？

　　——元朝總共才97年壽命，還比不上一位百歲老人活得長。在漢朝以后的幾個大一統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庫里有多少銀錠，就發多少紙幣，元朝，也許也亡不了這么快。　　　　　

　　實事求是講，元末的統治者當初也并沒坐等崩潰，他們還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兩鈔的亂象，終于引起了元朝高層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經大臣們討論，在各地設立了“寶泉司”，發行了“至正交鈔”，1貫值至元鈔2貫。同時還鑄了“至正通寶”錢，和歷代銅錢并用。

　　這是試圖遏制通貨膨脹的措施。

　　至正交鈔出來后，物價都要按照新鈔票計算，市場最初見政府治理通脹決心挺大，也有所反應，以新鈔標注的物價比至元鈔標價壓低了90%。

　　也許是亂世已現，朝廷大佬都沒什么心思了，這次新鈔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統鈔背面加印了幾個字而已。

　　新鑄的至正通寶，從小平錢（標準一文）到當十，有幾個等級。最有趣的是，還出了一種“至正之寶權鈔錢”，背面鐫有“吉、權鈔” 字樣和記值。

　　“權鈔”的意思，就是代表鈔票。這說明，紙幣在元末已經取得了本位幣的權威資格。過去是紙幣代表銅錢，現在成了銅錢是紙幣的代用品了，兩者位置互換。

　　在權鈔上，第一次出現了“五分”、“壹錢”、“貳錢五分”、“五錢”的記值字樣。

　　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銅錢價值單位，有人認為“錢”表示紙幣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這次鑄錢的時間極短，四年后，天下越來越亂，各地寶泉司也草草罷撤了，銅錢也不鑄了。

　　新出的至正鈔，初衷是打壓通貨膨脹，但是，元政府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為了錢眼珠都紅了，一發行新鈔又是海量，結果物價再次飛漲，紙幣的信譽眨眼之間降為零。

　　很快，無論是公家的還是私人手頭的至元鈔，市場都不再接受了，人們開始以貨易貨，或者只用銅錢。

　　元朝的貨幣問題，不光是鈔票發得濫，而且偽幣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說“今民間之鈔，十分中九皆偽鈔”。

　　偽鈔當然不可能有這么多，但也說明情況相當嚴重。偽鈔一多，交鈔就更加不值錢。

　　除了偽造鈔票以外，還有涂改真幣的，把小面額改寫成大面額糊弄人。

　　總之民間盜印戶的原則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們就誰也別說誰了。

　　當貨幣貶成廢紙之日，就是一個政權失盡人心之時。紅巾軍義旗一舉，天下響應。

　　大元，就這樣咽了氣。

　　后來各股農民起義軍也都鑄了銅錢，有張士誠的“天佑通寶”、韓林兒的“龍鳳通寶”、徐壽輝的“天啟通寶”和“天定通寶”。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盡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鈔幣卻一直未能進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終是以金、貝、鹽為貨幣。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軟硬不吃。　　　　　

　　　　

　　元朝開了社會道德大滑坡的頭

　　說了元朝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僅有，而且開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這就叫辯證法。

　　賑貸災民就不用說了，那是除了秦朝之外，哪個王朝都做過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創舉是，從皇上到官員，都有“替民還債”的記錄。

　　這里要說一下元太宗窩闊臺(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業繼承人。

　　他指揮的蒙古大軍，不單是滅了金國，還降服了高麗、波斯，占領領了俄羅斯大部，拿下了波蘭和匈牙利全境，差一點就打到了維也納。

　　這樣一位梟雄，在我們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無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經撥付官銀76000錠，替民間貧苦百姓償還高利貸。

　　不僅他這樣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員，也有自己出錢、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還債的。

　　到了忽必烈時期，也仍然有這樣的愛民楷模。萬戶（官職名，地方長官）嚴忠濟就曾自己借債替百姓繳納欠稅，結果他本人積欠富人鈔幣43萬多錠，欠官庫銀子16000 多兩。忽必烈聽說后大為感動，下令免了他欠官庫的債，又動用皇家庫藏替他還了私人借債。

　　忽必烈見這樣的好官還有很多，就下詔說，凡是官員為民負債的，債主不得追債。或由官府代償，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賦稅。

　　這些官員為民負債，有些是為了替百姓納稅，有些則是為了籌措賑濟款。

　　在素以暴虐著稱的元代，這樣的好官竟然接二連三地出現，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們過去對元朝還是有太多偏見吧。

　　窩闊臺攻破金國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鶻人）到中原來做生意。他們的拿手好戲之一，就是放高利貸。

　　那時的高利貸叫做“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長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孫不斷。我們現在都能明白，這不就是“復利”嗎？也就是“驢打滾”的計息方式。

　　這種“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厲害，幾年間就可以完全摧垮一個家庭，民間深受其苦。

　　窩闊臺時期，不少大臣上書要求為民解困。窩闊臺采納了這些意見，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貸的，都由官府代償，利息只付到與本金相等為止。

　　忽必烈即位后，繼承了這一政策，只是將替民還債的范圍，限定在貧苦百姓為繳納賦稅而借的債。

　　當然，這樣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曇花一現。整個元朝，社會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實就在元初的時候，民風已經開始不大淳樸了，有一批潑皮無賴專門借錢給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們揮霍。在借據上，潑皮債主利用借債人急于用錢的心理，往往把1錠寫成10錠，100錠寫成1000錠。等到借債青少年的父親死后，潑皮債主就開始逼債，圖謀奪取人家的家產。

　　元朝皇帝曾經幾次下詔，禁止這種敲詐勒索——仇富，也不能這個仇法。

　　那時的官吏還經常向下屬借錢花，然后依仗權勢不還，下屬啞巴吃黃連有口難言。這情況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錢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據，到期不還要治罪。

　　這一類無廉恥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幾乎沒有。

　　元代統治者雖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實際上知識分子地位并不高，當時就有“九儒十丐”的說法。

　　知識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禮儀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無用之物，再加上統治階級不自律，社會風氣的敗壞也就無可避免了。

　　華夏民族從根本上的禮崩樂壞、道德淪喪，應該說就是從元朝開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當行，叫做“解質庫”。這個情況，就連元雜劇里也有反映，劇里的富人往往都開著一家解質庫，就像現在電視劇里的富人都是房地產開發商一樣。

　　從元雜劇看，商人的商業道德也開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騙思想滲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當鋪在收抵押物時，給人家爛鈔，人家來贖當，卻要人家拿新鈔來。人家當的是赤金，當票上卻寫成“淡金”。人家當的是珍珠，當票上卻寫的是“蚌珠”。人家拿來的是全新的衣服，卻寫成“污了的舊衣服”。到了贖當期，還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個月的利錢等等，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墮落，說明社會總體道德已在崩潰，輿論、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這種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開當鋪，和宋朝一樣也叫“長生庫”，而且往往都能設法討來一道圣旨加以保護。

　　在元朝，沒有勢力背景的人，開不了當鋪。因為有時候不法分子會把偷來的東西拿去當，當鋪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強大的人敢開當鋪，收了贓物，也有官府給罩著。

　　這種情況很普遍，以至于中書省特別下了文件，鼓勵民間開當鋪，禁止地方部門以收繳贓物為名騷擾當鋪。

　　元代也有官營當鋪，官家辦的，就要好多了。官鋪的名字都取得相當不錯，叫“周急庫”、“廣惠庫”什么的，經營宗旨也比較純正，收取利息很低，是專門照顧貧民的。

　　過去宋代的金銀鋪很發達，到了元代，統統改叫“銀鋪”了，說明銀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銀鋪的業務，和今天的首飾店差不多，是專營熔鑄金銀器和買賣金銀的。因為元朝的銀錠也是貨幣，所以銀鋪同時也是貨幣兌換點，老百姓可以用銀子向銀鋪兌換出鈔票來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間買賣金銀，禁令期間規定銀鋪只能來料加工，不能自己生產銀器出售。

　　好了，關于這個短壽王朝的金融情況，我們就說到這兒了。

　　讀歷史就有這個好處——從蛛絲馬跡中可以讀出歷史的走向來。

　　自從春秋時期起，我們民族就有“義利之辨”。講信義和講謀利，兩者之間是有平衡點的，都不至于太過。可是到了元朝，人們視統治者為外來者，高層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設，結果民間的消極反抗就表現為道德墮落。

　　華夏民族中市井階層的“小奸小壞”，就是在元代蔚為風氣的。

　　此例一開，漢唐之風的那種大氣磅礴就一掃而空。

　　“小人”一詞，就不再涵蓋整個平民，而是專指這類壞了良心的自私自利之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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