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誰是誰非任評說

　　宋高宗害怕二帝回來的背后　

　　南宋與金的議和，有一個很普遍的觀點是南宋的皇帝趙構害怕把宋徽宗、宋欽宗二個皇帝給放回來，影響了自己做皇帝，所以南宋的皇帝要在戰場占據優勢的時候與金議和，但是我們要是深入地想一下，問題還有另外的方向可以解釋。

　　南宋的趙構擔心自己的皇位的正統性的確是不假，但是如何使自己正統呢？在中國的歷史上這樣的正統沒有比禪讓更說得過去了，為什么不把二帝先迎回來控制在自己手中，搞一個皇權的禪讓儀式，一切就完全正統合法了。所以趙構的行為，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即使是趙構昏庸，他周邊的人也一點不傻，否則不會在北宋滅亡后再次建立起新政權，我們把一個長命朝代的創始皇帝和他的宰相說成是君昏臣奸，稍微有一點頭腦的人，也會認為是笑話，但是這樣的笑話在大家重復了一百遍、一千遍、一萬遍以后，誰也不去想這個問題了，把它公理化了，這就是洗腦的威力。

　　我們對于歷史，總是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這些地方只有靠說當時的英雄或梟雄智力低下才能夠解釋得通，而且這樣的智力問題不是偶然一回，還要多次重復，同時把這些歷史決策的復雜性，變成一般憤青就能夠指點評論的事情，這些歷史問題的背后，一定掩蓋著更加深刻的歷史真相，有關當事者和后世當權者不愿意講出來。

　　我們再回顧一下歷史，宋以前的唐玄宗，就唐明皇的歷史功績和威望即使是有晚年的昏庸，也絕對在宋徽宗之上，但是安史之亂后太子自立為皇帝，受到各方的擁戴，這個歷史是可以比較的，對于唐明皇來說太子就如篡位，而宋徽宗當年就把皇位禪讓了出來，宋欽宗當皇帝也不是自愿而是不得已，他們的復辟之心與唐明皇是不一樣的，而且他們的勢力已經被金打擊殆盡，朝廷中樞被全部摧毀，因此現任對于唐明皇的擔心遠遠要勝過對于宋徽宗的擔心的，但是唐明皇太上皇的日子就如坐牢一樣，是等死的時間問題。

　　當時南宋是自己組建的政權，是在南方士族支持建立起來的政權，趙構的皇權權威是有限的，主要是依靠地方的支持而不是自己的實力，這與馬上打江山的皇帝或者坐穩天下官僚系統齊備的皇帝是有本質不同的，這樣的皇帝在開始時更多的只是地方豪強的一個牌位而已，象征意義多于實際的權利。所以同樣是皇帝，權力是大大不同的，其差別可以由漢武帝和漢獻帝的差距，所以對于皇帝的行為，我們要深刻的體會他實際處于的權力環境。

　　宋高宗能夠把自己從牌位逐步到取得權力，協調豪強們形成對于金的有效抵抗，再取得對于豪強們的控制權，直至把擁有占優勢的私人軍隊的強勢軍閥從肉體上消滅，不得不說他擁有過人的政治手腕，這樣的手腕是循序漸進的、水到渠成的。在南宋初創的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環境下，趙構的皇帝早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今天在史書上看不到記載，流水無痕反而說明了趙構的厲害，也說明了趙構長期任用的宰相等文臣的厲害。

　　趙構之所以能夠取得實際權力，除了在血統上的優勢外，更主要的是維持各個豪強之間的制衡關系，讓他們之間彼此限制權利，讓自己的權力做大，因此維持豪強之間的平衡是最重要的，就如一個股份公司，兩個大股東都是49%的股份，他們的意見不一致，結果造成只有2%的小股東權力最大。

　　在此背景下，二帝回來的關鍵是不能打破這樣的平衡，二帝如果回到朝廷，在權力中樞趙構能夠控制二帝，這樣的話他們回來一點不可怕，反而能夠通過禪讓等手段鞏固現任皇帝的權威；但是這二帝如果到了某些居心叵測的軍閥或豪強手中，對方來一個挾天子而令諸侯，問題就麻煩了，國內的政治平衡就徹底打破了，內亂不可避免。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把二帝交到誰手中，決定權在勁敵金人手里，而史書中很多細節是不寫的，應當提到利用手中二帝的牌做文章才對。對于金肯定也是巴不得宋內亂，這樣才可以趁火打劫從中漁利，因此金為了自身的利益會盡可能的把這樣的不安定因素擴大化，這才是宋擔心二帝回歸的真正原因，而且這樣的擔心也不僅僅是皇帝一個人，其他沒有希望控制放歸二帝的豪強也一樣，他們與趙構形成合力，才是問題的經濟基礎，任何歷史結果的發生，最主要的還是要由經濟基礎所決定。

　　中國古代的歷史就沒有多少經濟問題的研究，更多的是文人憤青一樣的抒情，那些文史大家的豪情之作，其結果只是比憤青的怒罵和流行歌曲的煽情更能夠激發人的感情，但是在物質和經濟上對于整個社會于事無補。

　　

　　中國沒有主和的英雄是歷史的悲哀

　　我從小就被歷史上的眾多民族英雄所感染，產生過很多為國殺敵的夢想，長大了仔細的讀過歷史后，發現有一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世界各國當今對于中國近年來的快速崛起感到不安，中國威脅論與日俱增，我們第一感覺就是他們無端的指責中國，不愿意中國與之競爭，但是這樣的想法對于美日歐邏輯上講得通，但是對于一向在歷史上侍奉中國的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而且這些國家的擔心比當年日本戰后崛起時所表現的擔心還要強烈，這里的問題就要思考了，日本可是在二戰剛剛侵略過他們的啊。

　　我們再看他們對于中國威脅論的論據，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主和的英雄，每到重大歷史時刻，主戰的一定是英雄，主和的一定是奸臣，而且在中國的歷史，開疆擴土永遠是個人追求的歷史功績，從帝王到將相再到有責天下興亡的匹夫莫不如此。

　　中國沒有主和的英雄，難道是中國歷史上就沒有需要和解的時候嗎？凡是求和成為英雄的，一定要有實際的求和需要，而中國歷史上幾千年，就沒有需要求和的歷史時期嗎？

　　記得十年前看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給了我很多的啟示，這本書對于奇善這個人也重新進行了評價。

　　在鴉片戰爭時代，西方的步槍已經很先進，一場交戰，中國死幾千人英軍死幾個人，比美國打伊拉克的死傷比例還要懸殊，這樣的情況可能只有求和，而務實求和的奇善的結果是斬監候，導致以后的官員不敢求和也不敢交戰，中國的損失越來越大，如果是按照穿鼻條約而不是南京條約，中國的損失小多了。

　　我們一直很貶低南宋，原因就是他的屈辱求和，但是近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在曲筆翻案，首先南宋是經濟極度發達的，政府的財政收入有5000萬，而邊境貿易的各種收入是500萬，這里把數字比較一下，南宋屈辱和約給金是50萬，只占國家收入的百分之一，但是如果戰爭，一般情況是一年的國家財政收入趕不上一年的軍費，同時在貿易上宋可以不買金的任何東西，但是金必須購買宋的絲綢和茶葉，如果沒有這50萬，金的經濟無法維持，一定是要戰爭的。

　　我們再想一下，宋朝為了防止節度使的反復造反是把自己的所有軍事力量放在首都，北宋滅亡后實際上全國就沒有可以用的兵了，以后的岳家軍等等大多數是由地方團練發展起來的，而南宋可以獨保。相反地對于南明，明朝一直是南北兩個朝廷，一直在南京保持軍事建制，是兩京制，但是南明卻滅亡了，這其中的一個關鍵或許就是沒有恰當的進行議和。

　　南宋開始的議和也備受非議，原因是金不久就撕毀了和約，宋高宗避難海上，但是我認為還是應當正面的評價這次議和，因為他贏得了喘息的時間，岳家軍的發展也是需要時間的啊。而在此期間岳家軍成功平定鐘楊叛亂，收編軍隊近10萬，金肯定對于當時沒有乘勝拿下江南腸子都悔青了。就如長平之戰后秦軍沒有立即進軍拿下趙國一樣，不久后再進軍就大不同了。反之南明的主戰態勢沒有及時把力量從黃河一線回撤并且團結各種可以爭取的力量，最后導致大潰敗和揚州的屠城，史可法的死雖然壯烈，但是對于民族來說，是偏安一隅好還是被屠城亡國好呢？因此“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話是對個人說的，對于國家民族是不能說的，更多的是應當忍辱負重能屈能伸。

　　　　　　

　　漢與宋對外戰爭的不同經濟基礎

　　我們一直在貶低宋朝，對于漢朝的開疆擴土，卻是贊揚一片，但是宋朝實際上也是不斷地在進行斗爭，宋朝的兩次亡國之禍都是由于希望開疆擴土聯合其他民族進攻敵國而導致的，所以宋朝的情況不是我們想得那樣簡單，對于宋與漢的經濟問題，對于戰爭的經濟基礎，卻是很少有人思考，我們研究歷史，總是注重史實，而不注重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和環境，不妨對比一下我所了解的宋與漢兩個朝代的經濟環境。

　　漢朝是一個漢民族形成和興起的朝代，現在我們為漢族，實際上就是漢朝人說法的延續，在漢以前，我們說為各國人，這些國家在周朝800年中已經初步分裂成為文字、度量衡等等都不同的民族，在秦統一后消除了各國的民族文化和影響，漢繼承了這樣的結果，在一個民族形成的初期，民族凝聚力是最強的，有少年的朝氣和冒險沖勁兒。

　　宋是在漢族經過了唐朝的青年，經過了南北朝和五代十國的混亂時代，民族在混亂中融合了大量的外族，到了宋朝應當是民族的中年時代了。一個中年民族的特點就是在于寬容和不惑，宋朝是對于各種思想和文化最寬容的時代，同時作為中年人需要的已經不是開創而是安定了。

　　宋和漢都有燦爛的文明，宋朝經濟總量現在還有超過盛唐的說法，漢朝是中央專制的第一個長期王朝，中國的國力有了長足的提高，宋朝是一個有長期外患壓力的朝代，對于這樣兩個朝代經濟基礎表面上看類似，實際上是有本質不同。

　　漢朝老百姓是很善戰的，到漢武帝時期，戰國時代已過去了50多年，就如我們現在看解放戰爭和二戰一樣。在戰國時代，中國的戰爭與后來的朝代有很大不同，國王可以輕易的征集舉國男子參戰而不會受到多少的反對，因為那個時候戰敗會被屠城，即使不被屠殺，也是要被抓去當奴隸的，這也包括你的孩子和女人，但是如果取勝，就可以搶來財富、女人和奴隸，立功了以后還可以免自己和親屬的罪刑和勞役。這樣的差別，使每一個人都有極高的戰爭熱情。在史書記載，秦王要開戰，舉國老百姓歡呼雀躍。而此時的戰爭，武器是老百姓自己制備的，糧食也是自帶干糧參戰。漢朝也一樣，這一點我們看《木蘭辭》就可以知道，花木蘭從軍要四處買戰馬和兵器，對于每一個士兵而言，自己的武器裝備好，自己在戰場上生存的機會就大，國家不用為戰爭準備特別多的資源。這些士兵從戰國走來，每個士兵有很強的戰爭格斗技巧，就如當年的游牧蒙古一樣，國民對于戰爭技術的掌握程度也很高，漢朝是唯一外戚專權統兵取得勝利的朝代，衛青、霍去病等都是外戚和男寵，外戚統兵是災難，原因就在于漢初時候，老百姓對于軍事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是非常高。

　　而宋朝就大大不同了，宋軍的作戰是老百姓很反對的事情，兵役是非常重的負擔，老百姓一般是傳統的農民，沒有任何戰爭和格斗的經驗。統治階層為了統治的穩固，對于老百姓的練武采取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對于統兵打仗的問題。這些知識成為了禁忌，很多書籍已經成為了禁書，《孫子兵法》、《尉繚子》、《吳子兵法》等兵書的關于軍隊組織等章節全部一致的遺失，絕對不是偶然的事情，統治者是犧牲發展來爭取穩定。

　　還有就是漢朝的經濟生產情況也與宋朝有本質不同，漢朝自戰國走來，還是農牧混雜的時代，在戰國中混雜在中原的還有戎、狄等游牧民族，在中原地區植被還很豐富，還可以養馬。漢朝很注重發展自己的騎兵，漢武帝就在上林苑大規模的養馬發展自己的近衛騎兵，漢朝還對于飼養戰馬給予國家的補貼。當時山陜地區還有大量森林，關中平原也是平原沃野，華北還有大量的草原植被，要知道在漢以后關內的草原就消失了，大量亞洲溫帶大型動物消失了，以前華北是有大象和犀牛的，這些動物在我們的歷史文獻很普遍，西周北京有熊貓，犀甲是主要的戰爭盔甲。

　　宋朝我們經濟的發展，關內的所有可耕之地都已經成為了農田，而關中平原也由于黃河的水土流失變成溝壑縱橫，再也不是沃野了，同時水土流失使黃河成為了巨大的水患，黃河的不斷泛濫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在華北平原老百姓沒有什么財富的積累，都被不斷地大水所沖走。宋朝國家經濟的重心已經從江北改到江南，經濟的中心也從黃土高原發展到了長江流域，這樣在北方草原作戰，需要運送支持的運輸線就更長了。想一下漢武帝以關中的財富為戰爭支持，進兵走現在的定邊、靖邊，由榆林地區（古代叫朔方，這是戰略要地）到草原和河套平原是多么的便捷，但是在宋朝時，榆林地區已經逐步的沙漠化，關中也貧瘠化，戰爭資源要從江南征集，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

　　

　　漢與宋對外戰爭的不同社會結構

　　漢宋的差別還在于社會結構的差別。一個國家的強弱，尤其是對外戰爭時所表現的強弱，在于他們在戰爭時經濟資源的調集上，在于其資源能量的集中程度上，這些也與一個國家的機制有關，很多國家富而不強，也跟這樣的機制關系極大。

　　在戰國到秦漢，中國的中間層是很少的，除了貴族以外，一般的老百姓職業單一，社會的中間層很少，一旦戰爭，所有的低層次人口都可以作為兵員參加到戰爭中來，而且也很容易征集他們從事其他勞作，比如秦國時期的都江堰和鄭國渠，以及春申君修建的黃浦江，你到上�？粗�黃浦江時，可曾想到一個諸侯國的貴族有此工程力量嗎？很多人認為黃浦江是天然的，但是史書有明確的記載，春申君在其封地申修建浦江，排干申地沼澤的水，申地成為沃野。這樣的情況，只有這樣的社會結構能夠完成。所以漢朝的經濟格局，戰爭成本、資源調度和集中機制對于游牧民族并不吃虧，所以漢朝能夠取得對于游牧民族的戰爭勝利，也是漢民族歷史上唯一取得這樣徹底勝利的朝代。

　　但到了宋代就不同了，中間層很豐富，除了食利者以外，很多的手工業者、商業者，但是他們的生存都依賴最基本的農業生產，他們創造和消費了大量的財富，這些財富是很難被征集從事戰爭活動。他們的生存的前提是要糧食夠吃，于是問題就又回到一個農業人口能夠養活多少人這樣困擾中國發展上千年的基本問題上來。經濟發展了，肯定是多余的人口離開土地從事其他分工的生產，在經濟高度發達的背后，農業的基礎壓力就很大的，基礎很脆弱，人口的發展達到土地糧食生產的極限，使糧食的生產必須有保障，但是戰爭和徭役，都是主要面對農業人口的，于是會造成糧食生產的大問題。

　　中國的中間層的發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唐代開始的科舉制度，很多下層人士可以通過奮斗和讀書到高位，而以前的推舉孝廉制度中，下層的機會很少，而且當時社會有明確的士族和庶族的分野，但是到宋已經沒有了，社會的財富集中在很多中小地主、工商業者的手中。

　　經濟再發達，也必須有一個前提就是糧食夠吃，糧價一般是和貨幣價值聯動的，糧食本身有很強的貨幣性，工資和俸祿是以糧食計價的（這與現在有一定差別，現在能源價格關聯性更強），如果糧價暴漲，就會造成對于其他行業的嚴重通縮。只要戰爭造成農業生產不足，一定是糧價暴漲，所有的其它行業收入不夠買米的，社會的動蕩和經濟的大倒退就一定要發生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低層次的革命就要發生了，按照中國特色就是改朝換代。每一次改朝換代的結果都是消滅了社會中間層，把人變成底層的勞動者和革命成功的新貴族兩類，這樣的革命是依靠打擊和剝奪中間層的人口和財富獲得革命所需要的能量。

　　所以宋要戰爭，就必須有長期的糧食積累，把幾年的糧食積累為一年戰爭所使用，這樣的社會經濟基礎是不能長期戰爭的。南宋為了準備與金的戰爭，米價漲了十倍，有史書記載米價達到一兩多銀子一斗，這樣嚴峻的經濟形勢，在我們一貫主戰反對議和的各種文章中，從來沒有涉及過。而宋所面對的游牧民族的戰爭成本是很低的，他們是邊牧邊戰的群體，沒有中間層的結構。如果宋與遼、金長期戰爭，雙方所耗費的經濟代價完全不同。而漢朝的經濟結構相對單一與游牧民族可以比擬，因此在漢代漢武帝可以征集全國的資源，耗費幾代人的積累和一半的人口進行戰爭，但是宋朝就不行了，除非革命把社會的中間層消滅，否則戰爭的重壓一定會壓在脆弱的底層農民身上。中國的改朝換代實際上就是消滅中間層并且大量減少人口，國家資源集中，國力增強。國家的國力強弱和富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快速集中資源的機制決定國家的強弱，而不是社會總財富的多少決定國家的強弱。所以宋朝的對外主和與軟弱是經濟上不得已的事實，不僅僅是喪失了燕京山脈屏障的結果，還是戰爭經濟格局決定的結果，從來都是經濟基礎決定歷史的發展。

　　只重視史實和人物不研究經濟基礎的做法實際上是歷史英雄主義的唯心研究，我們的兵法中講戰爭的勝利首先是勝于廟算，廟算是算什么呢？就是在算與敵國戰爭的經濟基礎問題，具體的戰略戰術，都是圍繞著這樣的廟算而產生的。

　　再進一步想，宋朝是一個對于大臣基本沒有死刑的朝代，這樣的朝代是不多的。宋的經濟發達，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比以前有了巨大的提高。宋朝崇尚理學，按照孟子的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讓老百姓生活的好是第一位的，開疆擴土屬于社稷問題是第二位的，而皇帝認個兒皇帝屬于君為輕，是第三位。對外軟弱，對內讓老百姓安居樂業，對于當時的人來講，一定是比較民主的意志。加強中央集權搞國富民窮，以漢朝的方式做事，對于后世的權利攫取者而言，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所以漢朝的國家權力模式被推崇。

　　

　　流寇的掠奪生存機制

　　中國歷史上流寇給社會造成的民族災難是舉不勝舉，在這些慘痛災難的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和流寇的歷史運作機理，值得深入研究。

　　雖然歷史上的流寇由于種種原因很多被美化成為農民起義等，但是流寇給社會文化所造成的損失和破壞每個有歷史常識的人都清楚，每次流寇作亂的結果均是人口損失大半，社會財富消耗殆盡，這些流寇又是如何運作的呢？

　　流寇的運作首先是要有一個精神的因素，從張角的黃巾，到朱元璋的明教，在到后來的拜上帝等等，這些東西從根本上打破人們原來的真善美的認知，把人們推向殺人、搶劫等成為合理、有理的思想認知，只有這樣才能夠使用精神統治形成巨大的流寇群體力量。

　　在精神完成了以后，物質的來源就是搶劫了，而搶劫的對象只能是有錢的人，窮人是沒有錢好搶的。搶劫的物資主要是糧食，古時的武器是比較簡單的，有吃的就不怕，但是光搶糧食只是一般的盜匪，成不了威脅整個社會的流寇，流寇成患還有另外的關鍵因素。

　　流寇發展的關鍵是要脅迫窮人與之一起進行搶劫，流寇圍住一個村莊后，首先把人分成兩類，有錢有糧可搶的和堅決不愿意搶劫的為一類，另外就是有可能參與一起搶劫的。有可能愿意搶的，就要給他們用已經有的精神因素進行洗腦，讓他們參與搶劫變成認同的事情，同時也要他們動手殺人，例如：均貧富、剝削等，然后把搶來又無法帶走的東西分給他們，這些東西就是土地和房產，還有可能是有錢人的老婆。

　　這樣的好日子沒有幾天，政府肯定要恢復被搶劫地區的社會秩序，恢復秩序的還鄉團來了，流寇就要跑了，這時另外一個關鍵是要帶走所有被他們脅迫搶劫的村里青壯年人，這些人跟著流寇的所作所為按照當時社會的法律已經成為了殺人、搶劫、強奸犯了，他們是無法不跟流寇走的。

　　這樣的結果是流寇在村子里面不但要搶劫財務，還要帶走村里的人，流寇的隊伍就壯大了，這樣的過程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進而是幾個村莊，然后是一個縣，再就是幾個縣，這樣的發展是雪崩性的發展，而且在流寇的發展過程中，被搶劫的有錢人也有識時務的人，在他們可能被搶劫和殺害前，他們會主動迎合流寇，把自己的財物拿出來，自己加入流寇，叫做毀家起義。這些人有知識有文化，他們加入了流寇后會極大地完善流寇的組織管理，使流寇能夠成為巨大的軍事組織。

　　在古代交通通訊不利的情況下，政府和軍隊要有反映，報告皇帝再征調軍隊，時間有二個月，就足夠流寇的發展了。等待軍隊到達時流寇可能已經發展到十萬人以上了，而開始有流寇報告時政府派出的軍隊經常是有限的，這樣趕來的軍隊人數趕不上流寇的發展速度，根本不是流寇的對手，再派軍隊時間又很長，這樣的結果是流寇很快就可以發展到局面不可收拾。流寇就是這樣滾雪球一樣的越來越大，掠奪社會的財富，又迫使被掠奪的地區的人口成為流寇。

　　歷史上情況就是這樣，當年李自成的18騎在商洛山，一出山沒有一年就是幾十萬的人馬，所以這些流寇一旦懂得了怎樣當流寇的方法，有了他們的精神依靠，對于社會是無比可怕的。還有必須要說明的是：流寇采取上述的方式作亂，是不受自然災害、政治壓迫等等因素影響的，流寇為了自己的合理性總是把他們的行為歸結為壓迫和自然災害，但是實際的情況是流寇發生后就如肌體的癌癥，流寇是不自己從事生產的，而被流寇肆虐的地方生產也受到極大破壞，流寇的人數在不斷擴大，所需要的物資也越來越多，他們和傳銷一樣必須不斷的擴大搶劫的范圍和規模，所以他們的發展是如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樣，矛頭總是指向沒有災害的富足地區，只有那些地方才有東西可以搶劫。

　　在古代朝廷，能夠認識到流寇危害的總是少數的有識之士，但是到了一個朝代的末期，官僚體系不斷擴大，官僚的斗爭日益激烈，這些有識之士總是淹沒在黨爭之中，尤其是對于人數不多的流寇，就如李自成只有18騎后，崇禎就把軍隊調走了。這樣就給了流寇發展的空間，所以這些流寇可以發展起來，就如病毒總是有的，只是在人體免疫弱的時候發病。

　　歷史上剿滅流寇的經驗教訓

　　中國的歷史是流寇肆虐的歷史，在對付流寇上中國也有豐富的歷史經驗，對于流寇的研究登峰造極的應當是在岳麓書院的船山先生，走進岳麓書院的大門，看著實事求是的石碑，這個石碑是朱熹說的，是書院的院訓。

　　對付流寇首先要防止流寇的發生，這樣的做法首先就是嚴刑峻法，對于流寇是屬于謀反作亂的大罪，不論首從均凌遲處死，并且要株連。這樣一來，流寇要殺，不過是自己的命一條，流寇也沒有功夫去凌遲，所以在如此重罪的威懾下，很多人會選擇被殺死也不會造反了。

　　然后的重點就是防止流民和流民的聚集，在古代聚眾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比現在的非法聚集要嚴重得多，無論你是否有理，均要治罪，而且罪足以致死，很多情況形同謀反，例如著名才子金圣嘆就是這樣掉的腦袋。而且對于當地官吏，如果讓流民出境或者進城，也是非常嚴重的罪行，如果有災，大批流民就要被控制在指定的區域，由政府放賑賒粥，這一點食物經常是養不活人的，政府需要的是給他們希望，讓他們在希望中不再流動。

　　再者就是割裂流寇與讀書人的聯系，對于讀書人參與，總是極其嚴厲，就如曾國藩把接受流寇財物的秀才凌遲處死，留下了曾剃頭的外號。流寇如果沒有了讀書人的支持，沒有知識和組織能力，是無法壯大的，而且一般的盜匪沒有讀書人的點撥，也不會知道如何當流寇的道理。

　　對于已經發生的流寇，對付他們的方法是首先要圍剿，不給他們繼續搶劫的空間，他們不生產，時間一長一定會物資不足，不是自己內部發生內訌，就是一定要突圍逃跑，只要流寇放棄自己的據點開始逃跑，那么就好辦了。流寇的發展靠流動，消滅也在流動中，歷史上最長的流寇流動是黃巢，兩次攻克長安，但是內容截然不同的，黃巢的流動有好幾萬公里。流寇無論是逃跑還是滾動發展，都冠以征討的名目，這也就是成王敗寇而已。

　　對于逃跑的流寇，打流寇的鐵律就是只追不攔。因為流寇跑在最前面的是最精銳的部分，如果你攔截他們，他們沒有生路，就會產生兵法中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了，這是沒有誰能夠攔截得住他的，誰要攔截一定是損失巨大，除非有特別的天險，如當年石達開那樣。

　　對于流寇的追擊，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不能間斷，絕對不能給流寇以喘息的時間，因為流寇一有時間和機會，就又會重新開始當初滾雪球的搶劫和裹脅人口的發展過程，而且這個重來的過程會更加瘋狂，因為經歷了生死打擊留下的流寇骨干分子的經驗和團結使重建的流寇組織更加牢固高效，當年迫于滿清的威脅放棄對于李自成18騎的最后圍剿，結果證實李自成的威脅遠遠大于滿洲鐵騎。

　　對于已經足夠壯大的流寇，最重要的打擊方式就是不給他掠奪的空間，他們在自己的地方掠奪完后，沒有新的地方可以掠奪，一定是發生內部的叛亂，比如清朝使用兩個大營鉗制造成洪楊的內亂。清初圍困四川，致使張獻忠如困獸，內部開始殺人吃人，實力自然減退，很容易剿滅了，后來打埝軍用河防也是這樣，埝軍就分裂了。但是只要給他們空間，他們的內斗也是極其慘烈的，這樣的斗爭的結果，一定就離滅亡不遠了，那時候就都盼望著被招安了，至于招安后，成為宋江的例子很多。

　　

　　宦官專權為什么黑暗

　　中國有多次宦官專權的歷史時期，而這些時期也是中國古代統治最黑暗的時期，那么大家是否仔細考慮過宦官專權為何就一定是黑暗的時代呢？

　　很多人認為宦官所受到的教育和見識有問題，宦官只生存于宮廷，但是我們要反過來想一下，對于苦讀的貧寒仕子，在邊遠地區，所受到的教育和見識又有多少？宦官雖然有大量的人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但是對于司禮太監這一些人，在宮廷所接受的教育，所見到的世面，均是外人所不能比擬的，而且這些人從多少萬的閹人中脫穎而出，必定有過人之處。

　　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宦官是刑余之人，人性是扭曲的，這點對于每一個閹人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對于能夠爬到專權高位的人，必定是有著超人的控制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一個成功的人均應當會控制自己的情緒和心理影響，因此宦官的心理肯定有影響，但是這樣的影響有多大是需要探究的。

　　宦官問題的還有一點就是宦官沒有信仰，因為成為宦官在中國文化中已不能被接受了，自己后世沒有香火，當然就要極度的享受今生�；鹿俚牧硪粋�問題是權力的繼承問題，宦官沒有后代的，就算過繼，由于不是宦官也無法繼承應當屬于宦官的權力，所以古代通行的世襲是做不到的，如果自己的權力沒有與自己明確血緣關系的繼承紐帶，那么自己的行為就沒有限制，從不考慮給后世繼任者留下什么局面，只要滿足自己的欲望就可以了，也沒有后代需要自己負責任，人倫的基本責任是缺失的，因此專權的宦官均是窮奢極欲的。但是這樣的理由造成普遍的無一例外的宦官專權黑暗，似乎還是有欠缺的，因為窮奢極欲的管仲、張居正等人可是開創時代的賢相啊。

　　所有這些都是從宦官的個人因素來說的，我認為要摒棄個人主義的分析，更多的從體制上找問題�；鹿俚膯栴}是價值評價問題，即對于宦官的好壞和升遷的評價標準上，這是一個體系和系統的問題。實際上宦官體系的權力產生也是很有意思的，表面上看是皇帝的個人喜好，而背后如果沒有宦官整體的努力和支持，一個小宦官根本就不可能接觸到皇帝，哪來皇帝的寵信？宦官在宮廷中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體系了，老宦官以師傅的身份帶徒弟，再讓這些徒弟伺候皇子和皇帝，那十歲左右開始能夠跟著皇子的小太監，將來皇子繼位后能夠專權，實際上在他10歲時跟在皇子身邊開始，就已經成為了宦官系統的一個棋子了。

　　宦官的價值評價是極其低層次和不道德的，因為宦官都是伺候人的，對于宦官的要求是滿足主人的意愿而不是自己創造，宦官的晉升也是依靠服侍人服侍得好，依靠揣摩和溜須拍馬，依靠裙帶關系和利益交流，依靠獻媚、謊言和排斥異己，而不是依靠自身的才干和業績，在這樣的體系下，一定是把人性最黑暗的方面展現出來，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沒有任何的道德底線�？v然可能有某個宦官有不同，但是整個體系他是脫離不了的，他的權力基礎和羽翼均無法離開宦官體系，他只能服從群體的意志，否則他就必定滅亡。所以說宦官的問題，是一個群體的問題，只能是拋開個人，看群體的特征。

　　一個群體水平的高低，關鍵在于價值評價體系，因為群體的每一個成員均遵從這樣的評價體系以謀求在群體中的地位。低層次低道德的評價體系，產生的群體代表人物一定是惡劣的。而宦官的專權，本身的專權者就是在宦官這樣的評價體系中產生的，他專權后又把宦官系統惡劣的評價體系推廣向整個官僚體系和全社會，造成全社會以這樣的體系標準來行事，社會不黑暗才怪呢。

　　所以說宦官專權就一定黑暗的關鍵是宦官的評價體系，是一個系統的、制度的問題，而不是專權宦官的個人問題，因此才造成只要是宦官專權，就無一例外的黑暗。

　　

　　沖冠一怒為紅顏的背后是什么

　　說起清朝的入主中原，漢人再次淪落為亡國奴，第一罪人就要數吳三桂了。大有把所有的原因都歸于他的開關之勢，但是再仔細的想一下這個大家一致認定的問題，難道僅他開關就能夠讓滿清統治中國嗎？我們是不是再次陷入個人歷史英雄主義了？在批判歷史英雄主義時有一個不自覺地趨向，就是成功了有背后的經濟背景，失敗了找替罪個人的原因，這樣帶著感情色彩的不客觀的思考問題，連學者有時也不能完全避免。對于這個問題，實際上在以前滿清是突破過長城的，還曾經攻破了濟南，還要反思一下更加深刻的原因背景才對。

　　文學作品早已經把吳三桂描寫成為了只為了女人而不顧其他的人了，包括他聽說家產被抄，他不急，聽說老爸被抓，他也不急，就是聽到老婆被占，就不顧一切地投降滿清了。但就是這樣的史實背后，還是有問題要想一想。

　　吳三桂為了父親的拼命，是有歷史記載的。他16歲的時候，其父吳襄帶500士兵巡城，被皇太極的主力4萬騎兵包圍，皇太極采取了貓捉老鼠的游戲引誘救兵殲滅，此時的主帥祖大壽知道是計只有忍痛了，但是讓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吳三桂這個16歲少年帶領幾十家丁，竟然可以拼死殺入敵陣，居然在萬馬軍中愣把父親救走了，其英勇可比當年長板坡的趙子龍，三國是演義，而這是史實。

　　吳三桂對于其父其家的問題不著急，很可以理解，歷史上兩軍對壘扣押對方的家眷是很正常的事情，占有查抄敵方的財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吳三桂認為他歸降了就可以送還釋放也是合理的，但是占有他的妻子，問題就不同了，因為占有老婆是沒有辦法歸還的，除非要殺了他，否則這個雷池是不能越的。敵我雙方交戰，即使是在戰場上互相打死了父親或兄弟，將來都可以和解，因為那是在交戰，但是在準備招降時搶占對方的妻子，那么這樣的招降就成問題了，應當理解為騙局，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搶占老婆的問題，因為對于吳三桂的敏感性，誰都應當知道這樣做背后的后果是什么。

　　在野史中，李自成的部隊殺降是很厲害的，有記載說他們用戰俘的血喂戰馬，以至于戰馬上了戰場聞到血腥就眼睛發紅，這時如果招降是騙局，那么就不是吳三桂一個人的生死了，而是他的幾十萬人的生死了，中國歷史上殺降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按照明朝的建制，他們的部隊由軍戶產生，還有很多的家屬隨行，這樣的幾十萬人，對于已經人數眾多的李自成軍隊，是沒有更多糧食供應的，將來的屠殺是非常有可能的。歷史上的項羽、白起等人的殺降，很多人說是個人的殘忍，實際上糧食問題相當關鍵，后來李鴻章在蘇州的殺降也是如此，電影《投名狀》里面還有反映，這個問題我前面的文章分析過。

　　而對于李自成，自己已經有40萬大軍，軍隊已經足夠龐大，沒有再收編吳三桂的軍隊增加軍力的必要，反而有裁軍的需要，同時北京的糧食供應非常有問題。明朝時候的北京糧食就靠江南的漕運皇糧支持，明朝滅亡了，就不會再有糧食漕運到京，同時北京又增加了李自成的幾十萬軍隊，糧食負擔可想而知，所以李自成等要以追贓的名義審問北京的各種人等搜刮糧食，這樣的背景下，誘降殺降的利益驅動是明顯和直接的。

　　同時李自成敗退時，北京是當時中國數一數二的堅城，但是李自成要放棄逃走，就是糧食不足。后來他不據守潼關而是要出關決戰，也是糧食不足，因為有點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李自成敗退后實力大大的不如滿清和吳三桂的軍隊，進行決戰是九死一生的冒險，從而也印證了李自成糧食極度緊張的情況，這樣的情報吳三桂是應當能夠知道的，他對于招降騙局的擔心是很合理的。

　　吳三桂的軍隊是沒有后方的，在北京淪陷后，軍需供給的依靠就沒有了，他只能選擇倒向一方而無法自己擁兵自立，在選擇方向上李自成是他所效忠的皇帝的仇敵，而滿清是他一直的對手，這兩方面都不是他想投靠的對象，但是他還是優先選擇了李自成，在李自成的招降有理由被認為是圈套后，才與滿清合作。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吳三桂降清兵，開始的時候不是簡單的投降，而是有很多的政治要求的，比如要立東宮太子為皇帝，恢復明朝等等，在歷史上為了平叛招引外族入境，并且讓外族在首都肆意搶掠的事情不是沒有，而且干這樣的事情的人還是被稱作英雄呢。想一下安史之亂的吐蕃和回紇的做為和對于郭子儀的評價就知道了。

　　南明政權的滅亡把吳三桂徹底逼到滿清的一邊，實際上是和南明政權的某些民族英雄的錯誤分不開。在當時，如果南明寬容的看待吳三桂，爭取他的支持和自立，爭取與滿清的議和，清兵不要說是過江，就是過黃河也是很困難的。吳三桂的關寧鐵騎，起碼是和滿洲軍馬可以抗衡的勁旅，吳三桂不支持，清兵就有顧慮了。而南明或者說明朝的體制，限制了寬容的發生，體制接受不了他，中國接受不了他。

　　南明士大夫所干的事情，就是拼死的謾罵吳三桂的賣國，而不體會他當時的處境，也不爭取可以團結的力量。這些士大夫謾罵的背后，一方面是誰罵得多就顯得誰最忠君，另外一方面他們也要借吳三桂來給自己的失敗找到借口，把國家的山河破碎的腐敗內因，說成是吳三桂的外因，而吳三桂起碼在這些士大夫腐敗的時候，是在邊關浴血奮戰呢。此外的原因就是吳三桂如果被招安回來成為好人，那么給他什么職位呢？他的實力會功高震主，會專權，會影響到現在在南明當權者的利益，而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把吳三桂逼到滿清敵人的那一邊，才是最大的民族罪人，但是恰恰相反的是在當今許多人的觀念里面，他們是民族英雄。

　　南明政權對于吳三桂的態度，決定了他只能是投降滿清，從后來的吳三桂對于南明皇帝的仇恨到要親自勒死他的地步和吳三桂后來的造反來看，吳三桂的心態很有可能是帶有無奈的心態投降滿洲的。如果是個人可以不計榮辱，但是他是一個要為幾十萬人的生命負責的統帥。我們不是當事人，拿事后的民族大義來說他確實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反過來那些本來可以爭取這個力量卻為了個人私利排斥的人，雖然有人表現出了個人的氣節，當然大多數人連氣節也沒有，他們應當更加受到譴責。

　　最后明史是清朝編寫的，在編寫明史的時候，漢人這些投降分子，需要一個更加罪惡的人物掩蓋他們投降的齷齪，而滿人由于吳三桂的造反，也把他列為罪惡，后來的政權由于自身的性質又有把李自成革命化的需要，這樣一來，吳三桂的歷史評價就這樣產生了。

　　我們有過社會經歷的人，都應當知道人是多重的、復雜的，很難以簡單的好與壞來區分，而戲曲等渠道是經過了大量的刪改后呈現出來的，歷史的真相只有自己思考了。

　　

　　隋煬帝真的那樣荒淫無恥嗎？　

　　歷史上的文獻記載隋煬帝的荒淫無恥早已經被教科書搞得盡人皆知了，但是整個問題究竟是怎樣，又有多少人能夠思考呢？后來知道了隋煬帝是一個非常有才的人，但是他的歷史名聲太臭，中國歷來是要以人品道德來衡量的，所以這些就不提了。

　　有了經營管理閱歷后，再思考就知道隋煬帝的心機和權謀是過人的，能夠這樣包裝自己奪取太子的地位，絕對不是一個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人物，而且隋煬帝也是建功立業過的，滅亡南朝陳國時隋煬帝也是統帥之一，所以這個人還有領導才能。

　　這樣再回來看對于隋煬帝荒淫的描寫，起源于唐代編寫的隋史，唐人丑化隋煬帝是有他們政治需要的，而且隨著年代的推進，史書中這樣的描寫是越來越多就不正常。到了元代戲曲和明清小說興起后，這樣的演繹就達到了極致，有專門以隋煬帝為藍本寫的色情小說，導致歷史與演義的不分。對于一個皇帝，擁有大量的女性從來不是古代的政治問題，而且歷史上著名的臟唐評價，盛唐的皇帝亂倫也很多的，而隋煬帝一直沒有更換過他的皇后，還算是皇帝中比較好的了，所以對隋煬帝的認識也要更深入。

　　再從經濟方面看隋朝，隋朝的安定，造成人口激增，糧食就不足了，為此隋朝進行了不必要的遠征高麗，但是這樣的遠征供應不足，作戰半徑受牛車以車載糧草走多遠限制，為了保證供應，就采取了單程的做法，即運送糧草的牛車到前線就殺牛，車夫補充兵員，結果造成雪崩式的反饋，人員膨脹一時不能取勝，最后終于供應無法維持，造成徹底的失敗，社會矛盾加劇。

　　而對于中原地區，土地的兼并導致老百姓的生活問題，隋朝是一個禪讓取得政權的朝代，而唐朝是革命武力取得的政權，所以唐朝可以實行均田制，而隋朝是沒有能力剝奪豪強的土地進行均田的，隋朝這樣的結果，一定是糧食不夠吃了，這樣的饑荒，就一定有流民和流寇的產生。

　　為了解決糧食運輸和戰爭的供應，隋朝就必須進行大規模的運河建設，這樣的建設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也造成矛盾的激增，但是運河的好處隋代卻沒有享受到，成全了唐代的強盛。

　　隋煬帝的煬字，就是說他死在都城之外。隋煬帝游揚州，史書上說他是只為個人享樂，并且在國家山河飄搖的時候，還留戀在揚州不走，對于這個問題，本人有另外的看法。隋煬帝帶著近衛軍和宮廷人員，足足有幾十萬人，這樣多的人出來，也被史書說成為荒淫的證據。但是我們反面想一下，關中地區植被被破壞，糧食生產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如何供養皇帝的宮廷和近衛軍？如果物資供應不足，那么你的選擇會是什么？公開的遷都肯定是下策，把這些人口帶到供應充足的地區，實際上是解決糧食危機的唯一辦法，皇帝等幾十萬人離開后，關中的糧食饑荒就解決了。揚州正是這樣的物資樞紐，古代江南運送的物資均集中于此，如果這些人在揚州，運輸成本大大減少。沒有現代交通工具的情況下，古代物資的運輸成本極高，千里運輸往往可以損耗過半，況且運輸道路受到流寇的威脅成本就更高，所以隋煬帝長期在呆揚州不走，實際上應當是有深刻的經濟原因。對于歷史的指手畫腳，可能就因為沒看到經濟供應問題。

　　隋朝的滅亡，主要是核心的政治勢力的分裂造反，一支為李唐家族，一支為宇文家族。宇文家族給隋煬帝致命一擊，史書上評論他們愚蠢的等待被其他豪強滅亡，但是我認為事實上也是經濟問題。在隋煬帝在位時，江南有義務給皇帝供應物資，但是把隋煬帝殺了，江南地區不會給宇文家族供應物資了，因此宇文沒有物資供應就只能是等死。而后來的隋史，應當說夸大了當時流寇的作用，把隋朝寫得天數已盡，唐朝的政權才不是篡權，這在古代君權神授的年代，可以是頭等重要的大事。最終找出的原因，只有從隋煬帝的荒淫無恥上著手了。

　　所以本人認為隋朝的滅亡和隋煬帝的失敗，是經濟問題為主導，輔助以戰爭的失敗和政敵的造反，而經濟問題主要就是人口和糧食的問題沒有解決好。隋煬帝多搞一些女人，與歷史上的其他皇帝比也就是小節問題，但是歷史不是能夠讓他自己寫的，寫歷史的人需要一個隋朝滅亡的理由，而荒淫無恥是最不影響其它政治利益的理由，所以歷史的真相從來是需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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