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企業發展的需要成為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潮形成的歷史性機遇,但無論從政策環境、自身條件以及難以掌控的外部環境來看,審慎決定,全面備戰永遠都是必要的。
文/屈濤
2009年5月1日起,商務部出臺的《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正式實施,按照該辦法,商務部僅保留對少數重大境外投資的核準權限,普通項目的審批時間縮減了一半以上。
5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了《境內機構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規定》,取消了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簡化了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審核手續;將此前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的審核方式由事前審查改為事后登記。
對上述規則的調整,北京產權交易所董事長熊焰表示,“商務部放寬了企業對外投資的審批,相關的外匯、金融、財政政策鼓勵企業走出去,這些都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條件。”
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民營企業的規模、實力迅速壯大,目前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之一。“很多民營企業比較低調,‘走出去’尚未登記,實際參與海外投資的民營企業的數量遠遠大于統計數據。”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秘書長范春永對記者表示。近幾年比較大的民企如雅戈爾、吉利汽車、三一重工、力帆汽車、華旗資訊等,都已經不同程度地走向國際市場,成為民企“走出去”的樣本。而實際上,據本刊了解還有不少名氣沒他們大,財力并不遜于他們的“隱形冠軍”也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走出去”,但目前綜合看他們的生存環境還不足以支持他們的雄心。
亟待解決的外部問題
“對于民營企業來說,‘走出去’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撐條件。”總結過去幾年協會接觸過的民企海外投資案例,范春永感慨到,民營企業無論在企業性質本身,還是在面臨的政策方面都和國有企業不一樣,他把民企海外投資需要的外部條件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政策支持和法律規范。民企本身抗風險能力較弱,需要更為詳盡的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有關政府部門需要盡快制定境外投資規劃,同時健全《中國對外投資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通過政策支持和法律規范,可以幫助海外投資的企業在生產經營的治理自主權和合法權益上享受最大程度地保護。
其次,亟待完善財稅、金融、保險、外匯等方面的鼓勵政策。有關部門應當積極研究鼓勵和扶持“走出去”的財稅政策,加強財稅支持;大力發揮金融機構在支持企業“走出去”融資方面的作用,支持企業拓寬融資渠道;提高保險支持能力,完善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風險保障機制,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深化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外匯支持等等。商務部分別在今年3月19日和4月21日召開了兩次有關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內部會議,主要議題為“建立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支持體系”。同時商務部正在與財政部、銀監會、中國進出口銀行、全國工商聯等部門聯合,制定一系列鼓勵企業走出的政策,民營企業是此輪政策鼓勵的重點。
第三,加強經濟外交,形成整體合力。哪些地區和國家適合投資是企業最關心的問題,今年商務部發布了《對外投資合作國別指南》, 4月10日已經發布了第一批20個國家的《國別指南》,分國別地介紹了每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經營環境,從法律、風土人情到一些具體的重點領域。商務部希望通過信息的有效提供,讓想“走出去”和準備“走出去”的企業提前了解到國外的情況。除此之外,外交部門、駐外機構與國內職能部門的溝通和配合,推動了我國與有關國家簽訂經濟合作、投資保護、海關互助合作、避免雙重征稅、便利雙方人員往來等政府間的雙邊協定。
謹慎“抄底”
雖然受金融危機侵襲,一部分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受到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國內產能過剩、產業轉移、升級的需要和各國投資門檻的降低,海外投資空間實際上是加大了,這也為民營企業向產業鏈上下游拓展,獲取核心技術,實現品牌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根據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近來與民營企業、國外經濟部門的溝通情況,危機下的民營企業海外投資呈現出以下突出特點。
“對外投資門檻降低、機會增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資產價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歷史低位,為渡過難關,選擇‘賤賣’公司資產或控股權,同時一些國家也大幅降低了外資的進入門檻。這些都為我國民營企業創造了一系列海外投資的潛在機會。”
近期在德國北威州投資1億歐元建廠的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公開表示,“行業內有一些海外上市公司的市值已經蒸發了90%,剩下的只有10%,我們覺得現在投資是非常好的時機了。”
此外范春永表示,此番危機將使得本土民營企業的投資范圍、行業、形式被歷史性刷新。在投資范圍方面,向中東、南美、非洲等新興市場擴展轉移。投資行業領域大大拓展,投資形式更為多樣,從傳統的制造業、貿易向投資實業、海外辦廠、經濟合作園區、海外并購等方面發展。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民營企業海外投資活躍,占全國95%。
溫州著名皮鞋生產企業——康奈集團也已在海外成立了200多家專賣店和專賣柜臺,之前中國皮鞋的平均出口價格每雙只有6美元左右,康奈皮鞋通過在海外設立專賣店或專柜,零售價卻賣到了每雙60到70美元。
還有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風險意識增強,投資布局趨于合理。現在走出去的民營企業更加重視經濟投資與法律、政策、環境等方面風險評估的協同,“走出去”也從原來的單兵作戰向集群式、組團式發展。利用并購、參股的機會,由傳統投資方式開始向境外高科技產業投資、生產性投資擴展傾斜,企業產品技術含量和品牌發展不斷提高。
全面備戰
民企海外投資背后是瞬息萬變的國際經濟形勢和復雜的政策、法律、文化環境,如果事先不做好充分準備、準確判斷,不僅無法從海外并購中獲得利益,相反還有可能讓自己陷入陷阱中。范春永認為,民營企業要視自身能力、條件而定,做好四方面準備。
充分的信息采集、儲備、分析、利用是民營企業境外投資首先要做的,這包括投資目標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環境等等方面,企業都應該有個深刻的分析和積極的應對策略。
“我們接觸到的案例,其并購多是在合作伙伴之間進行。”范春永告訴記者,由于雙方具有長時間的合作關系,可謂“知根知底”。比如今年3月浙江美邦紡織并購美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家無縫內衣企業,之前美邦一直為這兩家企業貼牌加工,合作了近半年。美邦紡織收購了這兩家企業,最看中的是其產品設計、分銷渠道方面的優勢。
再比如力帆汽車進軍埃塞俄比亞之初發現當地汽車工業還沒起步,而且埃塞俄比亞政府比較封閉,新車都是通過整車進口而來,汽車進口關稅高達50%。而了解到汽車配件的進口關稅大大低于整車后,力帆遂決定在當地設立生產基地,從事汽車配件組裝。
善于借助投資、法律、金融方面的專業服務機構,有機整合各種力量,做好境外投資的風險控制與規避機制的研究、應對工作。在和一些民營企業打交道過程中,范春永發現一些企業在境外投資方面有個決策盲區,就是項目運作前不重視法律、金融咨詢服務,往往因為不了解投資國的政策法律,搞出了問題才想到找專業服務機構,而這時候的損失是遠遠超過專業服務費用的。
吉利汽車收購英國錳銅控股(MBH),DSI時,就充分借助專業機構的力量。前期準備時,吉利委托已合作三年之久的全球并購顧問──洛希爾公司(Rothschild)在當地尋找法律和財務顧問。到悉尼的第二天,其CFO尹大慶一行便與洛希爾、Baker &McKenzie律師事務所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顧問進行了談判,并與這三家公司就收購DSI簽署了服務合同。
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與優秀人才的使用是企業發展需要不斷提升的基本功。企業要健全決策機制、規范決策程序、加強對境外企業的業務管理,特別是人事、財務和審計管理,確保公司經營戰略的正常實施。要重視人才培養,建立一支會管理、懂技術、通外語,熟悉外國法律、財務制度的團隊。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所對此曾表示:“‘走出去’最大的差距不是資金,不是市場,而是缺乏一大批具備跨國公司經營管理方面的人才。”正如本刊在采訪中發現的,對于了解海外的專業財務和金融人才的短缺也是本土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掣肘。
最后,互利共贏是企業境外投資應當保有的良好心態。企業只有根植當地,站穩了,才算真正“走出去”。所以企業在對外交往中,應樹立社會責任意識,時刻注意培植、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法規,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處理好與當地各方面的利益關系,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企業在海外投資實際上是一個相當長的產業鏈,除了買賣雙方和專業機構外,像中國對外投資合作洽談會這樣的專業行業協會近幾年也在其中扮演了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之間的“橋梁”角色,通過溝通各方信息最終促成交易的達成。
據范春永介紹,他們定期會將國家在“走出去”方面的最新政策信息及時傳遞給企業,指導企業決策,同時協會將企業的情況、合理意見、建議及時上達至相關部委,以求得到支持和鼓勵。另外協會在考察、研討的基礎上,指派協會研究部門就企業重點關心的問題專門予以系統研究,盡可能為政策制定提供參考,為企業投資解決難題。
此外,協會已與近百個國家的駐華使館、政府經濟部門、投資促進機構交往聯系,積累了豐富的境外投資環境信息。特別是與一些重點國家,如美國、俄羅斯、德國和澳大利亞等建立了深入的聯系。協會不僅幫助企業深入了解境外投資環境,隨時將境外最新投資項目提供給企業,并且可以及時將企業對境外投資環境、投資項目方面的問題傳遞到投資目標國的相關機構。
推廣“天堂能源”(太陽能、風能、水能)來替代“地獄能源”(煤、石油)的大趨勢不容質疑。但普及綠色商業不但代價高昂,還可能造成新的“污染”,即產能過剩帶來的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