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侯耀晨

　　合眾集志 成就大愛

　　 編者按：日前，本刊從友成基金會獲息，由國務院扶貧辦國際合作與社會扶貧司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作為指導單位，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與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志愿者工作委員會聯合主辦的“再走志愿路——友成應急專業志愿者長途演習活動”于2009年5月1日—5月12日進行。

　　此次活動主要由《民間參與應急志愿服務國際論壇——友成專業應急志愿者行動計劃發布會》，《再走志愿路——友成應急專業志愿者長途演習活動》，《友成應急專業志愿者動員體系后續研發》等系列活動組成。旨在繼承弘揚2008年在抗震救災、北京奧運會及殘奧會等重大事件中志愿者的精神遺產，推進民間應急志愿者力量的有效整合，以期探索一套中國應急志愿者培訓、管理和協調體系。

　　“5.12汶川地震”抗震救災過程中，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迅速有效地團結眾多志愿者力量，并在協調各種非政府組織與各級政府機構聯合救災中發揮了突出作用，從最初的“遵道鎮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綿竹市災后重建多方協作友成論壇”，到“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機制”，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政府、NGO、專業機構等多方力量協作救災的“友成模式”，社會各界給予了高度評價。為此，本刊走訪了友成基金會的相關人士，希望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在抗震救災中的許多創新性作法能給我們以后面對緊急事件時帶來一些啟示，同時希望社會各界對于四川災區重建工作給予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支持。

　　 2008年的中國人，就是這樣度過的——春節前后的特大雪災、隨之而來階層與族群的意外沖突“5?12”汶川的天崩地裂、空前盛大的奧運會、蔓延全國的特大干旱，以及至今仍在肆虐的金融海嘯……

　　沒有誰能說清楚，為什么這一年不能有別的選擇？為什么一個延續了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必須在經歷這一切之后，其驚人的內生力量和人性的芬芳才能意外展現在世界面前？這一年，飛奔前行的中國社會日益兩極分化的強勢階層與弱勢群體有了重新認識對方的機會，似乎忽然涌現的志愿者像天女散花般降落在神州大地，他們的善心和溫情匯集并升華為推進公民社會的新鮮力量與中國精神。

　　正是在2008年一系列非同尋常的事件中，友成這家國內首家企業家群體命名的公益基金會被推向前臺。這時，她剛剛成立僅一年。

　　據零點調查公司提供的數據，在綿竹，21.5%的災民承認曾接受過友成基金會的服務，僅次于中國紅十字會和中國青年志愿者組織。國務院抗震救災前方指揮成員、農業部高鴻賓副部長稱贊友成基金會為災區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最關鍵的時刻解決了最關鍵的問題。”

　　2009年3月4日，民政部國家減災中心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國家減災中心聯合舉辦了“汶川地震救災救援工作研討會”。作為惟一被邀請的NGO組織代表，友成基金會王平理事長在下午的會議上介紹了友成在抗震救災中的做法，受到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與會民政部有關領導和個別專家甚至提出，要將友成在抗震救災中的行為作為一個案例好好研究。

　　“友成模式就是無模式”，2009年4月中旬的一天，友成理事長王平在她的辦公室里對記者說，大到曾經領先的社會體制，小到一個民間組織的成長，一旦陷入守舊的模式化運作，往往會走向社會進步與創新精神的反面。

　　陽光、灑脫、著裝得體而不事奢華，這是王平給人的第一印象。

　　出于一種謹慎的考慮，她不愿透露自己的信仰；也許由于同樣的行事風格，在同事們看來，她是“低調的”、“沉穩的”、又是“果決的”。兩次長談中，她總是在竭力淡化友成在公益事業領域的貢獻，但對“變革”、“社會創新”，對于因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挫敗感而重新被世界注意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熱衷，對于“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種東方式價值觀的體味，又使她的思考和言談時時透出一股犀利的思辯色彩。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友成的終極愿景，或許是通過東方智慧和中國精神探索出一條真正實現效率與公平，在東方語系中以“天下大同”來標示的社會形態。如果說有什么可能會吸引她長久地投入熱情和精力，那可能還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的事業，而在名利場，她看到很多人的不快樂，她自己也是不快樂的——筆者曾近乎殘酷地反復追問她對財富的真實看法，這是惟一答案。

　　需求導向，組織運行的專業性與高效率

　　“我是被摁住的一批人之一。”如今負責傳播外聯工作并參與友成社會創新項目的侯佳很遺憾自己沒機會“上前線”。侯佳原在某電視臺生活頻道做編導工作，汶川震災后成為友成的員工。經過一場類似于戰爭狀態的緊急動員和前后方聯動后，侯佳的激動和自豪仍未平息，她覺得現在從事的工作就是在“救自己”，因為她終于可以坦然地出現在朋友們面前，“現在做的任何事我都可以為它負責！”

　　2008年5月12日下午1：30，友成成立1周年慶祝會正在進行。2：28分時，里氏8.0級的汶川地震猝然爆發。當時，侯佳正在專心做一周年回顧的PPT，忽然感到地晃動了。“我們在18層，我想我是不是餓暈了。別人還給我扔了一堆吃的。然后那天的計劃就變了，當晚沒下班，韓靖他們就開始打包，很快地人刷刷刷都不見了……”

　　空前的災情就是命令，災區的需要就是行動信號。從侯佳感覺空氣緊張的5月12日下午起，友成內部一切非常規應變都以一種“特事特辦”的高效率在快速運行。

　　“5月12日當晚，基金會起草了應對方案，第二天基本上就是采取了幾個行動。我們首先通過媒體發出關注黃金72小時’，‘人的救援高于一切’、‘國際化救援’等倡議。其次，我們直接跟所有的理事單位打電話組織物資。同時，我們基金會自己也開始組織自己的物資（帳篷、海事衛星電話等）。當晚，王平理事長率隊親赴災區，在受災前線建立前方指揮部，在京成立抗震工作協調小組。”

　　隨同王平先期趕往災區的一位部門負責人回憶了當時的緊張節奏：“然后我們就買機票，準備去機場。當天就有兩個部門負責人要求報名。這樣，理事長、兩個部門的負責人加上司機一共是4個人，買到了13號晚上的機票，白天組織了貨源把電話都打完了以后，我們當天晚上就出發了。只不過當時成都機場不開放，我們在首都機場等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凌晨4點鐘起飛的，到達時已經是14號的凌晨。”

　　與此同時，友成通過民盟中央和國務院扶貧系統與四川方面取得聯系。就在友成前方指揮部成員到達成都第二天，5月15日，友成先期通過綿竹市民政局的民盟盟員最早進入遵道鎮考察。正是從這個遭受重創的小鎮開始，友成以出眾的救災成果和救災模式為自己奠定了在中國乃至國際公益領域的獨特地位。

　　作為一家主要從事扶貧開發等社會公益事業為主的非公募基金，友成的資金來自特定企業捐贈，它本身并沒有救災功能，但地震會讓災區呈現出嚴重的返貧狀態，這一點又非常符合友成的扶貧公益理念。因此如何在基金會的行為宗旨和非常時期的靈活性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首先就是一個問題，這也往往反應出一家公益組織在特大突發事件面前的專業性和前瞻性。友成團隊為什么能在第一時間就做出在深入災區的“非常規”反應呢？

　　“這種行為的背后，根源于事件的敏感性，而這種敏感性通常來源于人道主義的驅使。根據當時的震感和隨后了解到的震級和震中地理位置的判斷，特別是溫總理在震后兩小時內迅速趕往災區的行動，至少說明這場地震將會帶來空前慘重的災難。”，王平認為，社會公益組織與政府機關、企業應該有所不同。因為以人道主義為天職的社會公益組織更強調“以人為本”，一切首先出于人本心向善的自發自覺的內在驅使。只有這樣，在突發事件面前，才會不顧安危全情投入，才能不計個人及自己組織局部的得失開放自己所有的資源，才能不浮于表面做秀而扎扎實實開展工作。努力做到，既追求政府機構的嚴謹和公信力，又確保企業的高效而避免陷入官僚主義的陷阱。

　　以人為本的前瞻性，友成的決策高度和它的反應方式

　　友成在抗震救災中的出色表現，被零點調查公司高調評價為“卓越” 的組織。這不僅在于災后第一時間它就做出深入災區的決策，更在于“第一時間，第一現場，第一需求”這條最高行動原則創造的高效率，以及它在災區展開的一系列富有預見性的救助項目上。

　　所謂“第一現場”，是指公益組織必須盡可能地靠近事件現場，這樣才能對事態發展和現場需要有最直觀的把握，從而提供滿足需要的服務；“第一現場”的另一個要求是公益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必須盡可能地深入第一線，這樣才能根據現場事態的發展局勢做出正確的決策，并做到信息準確、執行迅速。而“第一需求”則強調公益組織必須以突發災難中受助群體的需要為最高目標，沒有任何機構利益和個人利益可以越過它。

　　由于四川重災區當時相對封閉的交通、信息等特殊情勢，也由于NGO組織和志愿者在中國仍處于緩慢的發育階段，客觀上并沒有取得政府部門和社會公眾足夠的信任，公益組織要在第一時間到達第一現場發現第一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需要一個進入災區的可靠渠道，還取決于一個組織本身的資源積累。不少小型社會團體和個人紛紛涌到了像一開始的汶川，后來的北川之類“明星地區”，實際上卻往往困守一地而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

　　“我是被友成揀過來的”，如今也是友成的正式員工，已在四川災區堅守長達九個多月的王小言當初就遇到了這種尷尬。

　　王小言來自徐工集團，從研發、生產到銷售，從事過各種工作，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生產建設型志愿者”。由于不滿意當時媒體上報道的某些救災狀況，王小言帶著一股憤青的沖動想立即前往災區，但他被告知，個人是不能單獨參與救災的，必須形成一個五人以上的組織。于是，王小言耽擱了一段時間，終于組織了一個救援小組于5月26日到達綿竹。

　　去往綿竹的路上，王小言才發現情況有些復雜，沿途他看到的都是從外地來的志愿者，據他估計那一天到達綿竹的大概有兩萬多人。果不其然，王小言找到了忙得分身無術的團市委書記，請求給他們派活干時被委婉地謝絕了，“當時他熱淚盈眶”，王小言回憶說：“他說我確實沒辦法安排你。你干什么啊？就那么七個人，你看門口全都是志愿者！”

　　在綿竹幫不上忙，王小言一行只好就地扎營吃飯，打算前往綿陽方向碰碰運氣，找個能做事的地方。就在此時，他們被友成的志愿者發現了。

　　據有關部門統計，汶川震災期間先后有110萬志愿者在災區服務，大概有20多萬是來自全國各地以及國際NGO組織的志愿者，都不同程度遇到跟當地溝通不暢或者當地政府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來對接的困難。

　　當隨后趕赴災區的成千上萬志愿者四處“找活干”時，在綿竹市民盟成員、綿竹市民政局長樊春梅的幫助下，友成志愿者經成都、綿竹，于5月18日最早抵達遵道鎮。遵道鎮毫無疑問是最需要救助的“非明星”地區之一。地震發生時，正在辦公樓里開會的三十多名鎮干部全部犧牲，偶然沒有與會的一位副鎮長是惟一的幸存者。

　　在原有村鎮組織體系已被徹底破壞的災區如何展開機動高靈活的救助工作呢？“發現需求”并與自身資源有效對接的工作思路，被王平認為是重中之重。友成的理事單位中有做醫藥的，因此，她見到四川省衛生局的人第一個問題就是：“賑災前方最需要的是什么？你拿一個單子給我。”拿到衛生局提供的醫藥清單，友成立即聯系相關企業，于災后48小時之內組織到所需的醫藥品。

　　在綿竹，樊春梅告訴王平：“我們現在很多尸體沒有辦法接收，因為我們沒有裹尸袋。”王平馬上聯系友成的理事單位和四川當地的工廠晝夜加班生產裹尸袋，以至于一家企業的機器因超負荷運轉而報廢。樊春梅發愁的另一件小事也引起了友成的關注，她說：“我們需要碗筷，沒有碗筷方便面怎么吃啊？”友成辦公主任張忠華馬上去打電話，談了好多家，買到了價格最合適的碗筷。

　　“包括婦女生活用品，只有你在現場的時候，你才可能聽到這些需求”，王平認為社會捐助的藥品是不是符合當地的需求，是否到達了被捐贈人的手中，外界的捐款是存在銀行里在生利息還是用來滿足當地的需求，這些問題是考量救災效果的關鍵，因為以滿足受災群體的需要為指導思想所進行的公益和為滿足自己的業績而進行的公益，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除了解決此類最急迫的基本需求，更多有可能在未來造成嚴重后果的問題則需要公益組織和它的負責人當機立斷并提前采取有效行動。

　　大災之后必有大疫。當社會各界的注意力還集中在搶救傷亡人員時，友成在衛生部發出防疫動員之前采取的防疫措施就是一個最典型的案例。

　　5月16日，這已經是震災后第4天，友成率先組織第一個由10位防疫專家組成的團隊帶著價值500萬元的流行病快速檢驗設備和試劑進入災區。友成組織的這批檢驗設備使用生物制品來進行疾病檢測，是國際上最先進的一項技術，其儀器能夠在兩個小時之內就作出反應，通過反應來檢測疫病爆發的可能性。

　　友成的防疫專家團隊在整個災區10個縣的10個點展開免費防疫工作時，中國疾病防疫中心還沒有接到上級指示，專家組進駐災區第二天，衛生部下文要求緊急防疫。

　　人的防疫問題被關注到了，動物的防疫呢？

　　友成從農業部門得到一個信息：在當時的搶救工作中，人的尸體處理比較及時，但大量動物尸體卻暴露在外面，它們最容易污染環境，如果任其腐爛，在四川盆地的濕潤環境下非常容易引起災后疫病的蔓延。

　　由于災區的路面被嚴重破壞，無論是針對人還是動物的防疫，除了組織足夠的防疫藥物和檢測設備，首先必須解決的就是機動性很強的交通工具。此時，最理想的就是摩托車和吉普車。友成研發部主任韓靖是專門玩摩托車的發燒族，他沒日沒夜抱著電話狂打，和一家家廠商講價，最終確定了愿意以很高的折扣和售后服務保障提供產品的濟南摩托車廠和江西的一家汽車廠商。僅僅3天時間，友成擠出600萬購買了500輛摩托車和60輛越野車運抵災區，并于5月26日及時捐贈給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用于實施災區人畜的防疫問題。

　　“國家做這個事不是很好嗎？”事后聊起此事，農業部的官員告訴王平，政府部門在處理這類緊急問題時的難處。由于程序問題，如果民政部向財政部打報告要這筆錢可能就很慢，至少要一個月。

　　其實，災區也存在政府常規職能無法適應特大突發事件應急需求的問題，友成志愿者到綿竹市的時候，發現民政局的大院里堆放著不少還沒有分發的衣物、帳篷、食品，而災民卻在地上湊合著過夜。工作人員解釋說，因為登記還沒有做完，還要走一些程序什么的。政府對捐贈部門要有交代，要防止腐敗或者發生一些其他額外的問題，所以他必須得這么做。

　　相對于政府部門復雜的程序和國際上成熟的公益組織容易滋生的官僚風格，友成這種新生的民間組織就可以發揮執行力和靈活性方面的優勢，在救災中體現出高度預見性的同時，實現最高的辦事效率和服務效果。

　　如果說對于整個災區的緊急防疫，最早為帳篷區懷孕的婦女和兒童修建板房活動中心等等這些超前的舉措仍然屬于物質救助層面，友成率先倡導并實施的對于災區的心理救助，則更多帶有“精神與物質雙重扶貧的”友成特色。

　　5月17日友成組織心理專家前往災區現場指導；同一天，友成專家志愿者、美國威靈基金會創始人徐浩淵教授攜《心理救助簡要指引手冊》抵達成都，加入友成前線救災團隊隨團下災區考察災民和救援人員心理狀況，為下一步心理干預培訓制定計劃。

　　5月18日，友成資助并參與的“與你同心——災后心理援助行動”廣播節目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與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向各地播放。

　　5月19日，資助社工協會的“08地震災區心理危機干預志愿服務促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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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友成還邀請專家編寫《心理救助簡要指引手冊》并考察災民和救援人員的心理狀況，為下一步心理干預培訓制訂計劃；聯合理事單位實施開展“緊急保險與你同行計劃”，為醫護人員、新聞工作人員、志愿者辦理意外傷害保險。對抗震救災的工作人員進行心理撫慰。

　　在接受《與你同行》的采訪時，王平向聽眾們介紹了在災區對她觸動最大的事。“很多人看到的是慘象，是悲痛，我看到的是積極向上的力量”，節目中她談到了遵道鎮那位惟一幸存的副鎮長，他臉上表現出的鎮定和沉著，完全不像是災難中的人。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突發事件，同事全部犧牲，他一個人擔負著一個鎮的救災任務，看不出他有任何的驚慌，無奈，焦躁。王平還講到了她在棚花村看到的農民——在夕陽當中，一些災民在院子里搬放救災物資，孩子們在跳皮筋，幾個婦女在樹下交談，他們的背后是一片廢墟。這種背景下，災區的百姓還有這么一種鎮定自若的神態……

　　可以想象，當各種媒體不斷把災區的慘狀和悲痛呈現在公眾面前時，這樣的“發現”將會給予日夜關注救災動向的外地聽眾和災區群眾多么大的感召力，事后的反饋證明，這期節目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我選擇這樣的畫面有我的用意，我當然也知道他們心里的悲痛，我當然也知道他們心理的慘狀，當我看到他們跟我們在一起沒完沒了地傾訴，每個人都是淚流滿面的。我為什么不去講呢？我也知道那些堅定的人其實處于災后的應急狀態或者說心理上的自我麻木階段。”，王平說，“但我們不能再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我帶給大家的是什么樣的心態這很重要。”

　　整合多方資源，友成的開放精神和動員能力

　　友成在救災中另一個特色是“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機制”這個核心的開放平臺在賑災中的孕育成形，并在賑災期間及災后漫長的社會重建過程中持續發揮積極作用。

　　“綿竹市災后重建社會資源協調平臺”是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合作的試點平臺，該平臺通過非政府的工作方式解決了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廣泛吸引了社會力量參與綿竹市的災后重建，無論在救災、恢復或重建的階段，在實際運作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9年2月26日，綿竹市副市長羅登亮在會見前往災區考察的友成研究團隊成員時，高度評價“綿竹市災后重建社會資源協調平臺”在緊急救授階段的重要貢獻是“保證了災民的生存權，”，并且希望在災后恢復發展階段，友成能夠引進扶貧項目、發揮對社會志愿者的組織作用，通過資源協調平臺的項目支持，幫助保證綿竹災民的“發展權”。

　　災區政府高層的肯定和期待，以及對社會志愿者態度的變化，既來自于友成在救災中逐步累積的信任，也來自于其卓有成效的協調能力。友成在救災同時考慮到社會重建，在社會重建中又滲透了以推進公民社會為已任的組織愿景，以開放的精神和出色的動員能力積極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最大限度組織調動一切愿意參與救災義舉的社會資源，從而實現抗震救災這一巨大社會需求與八方支援的資源供給的有效銜接。

　　作為一家創新型的基金，友成在執行層面的行為理念是通過協調強勢的企業家階層和弱勢群體之間在物質與精神方面的雙重需求點，創造基金會的運作空間和時機。在賑災期間的特殊情勢下，這種理念則放大為將自身作為資源平臺，并力求發揮出社會化的協調作用來。在協調過程中，友成堅持的原則是“以災區的需要為第一需要”，不僅關注當地政府和災區群眾在人、財、物等多方面的需求，也關注到上百萬志愿者懷著一腔熱情急于做點什么的需求，更關注到社會各界對于救災針對性和救助效率的迫切需求。而滿足這一切需求的實現過程被王平總結為幾個字：“資源整合”。

　　當友成志愿者到達遵道鎮時，萬科的王石也幾乎同時到達綿竹。王平聽說王石有一個計劃，要在遵道做救災的建筑，而萬科在當時已經策劃到來年三月梨花節期間要舉行的活動了。王平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整合的資源，立即給王石打了電話，也給萬科在四川當地的負責人朱總取得聯系。從那個時候開始，萬科積極表態說要跟友成密切合作，共同做好抗震救災的事情。

　　友成對其他企業的動員也得到積極響應，震后30天時間內，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累計向災區捐贈救災物資998.19萬元，善款累計人民幣448.5281萬元，截止到9月23日，這一數字高達4000多萬元。

　　友成一位負責人認為王平本人深入災區第一線，給基金會的協調工作帶來相當的方便：“由于理事長親自到災區第一線，我們的理事單位得到空前的動員。如果你是在家里面去動員別人，和在現場去動員別人感覺是不一樣的。所以在那里我打電話說我需要什么，這些資源就非常快、非常容易被協調了。這就是一把手到場的一個優勢。還有因為緊貼實際和現場能夠適時做出判斷。這個判斷你要是在北京通過電話，通過別人匯報和現場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友成在志愿者動員方面同樣擁有自己的優勢。

　　早在地震之前，友成就已經用一年左右的時間研發了志愿者大規模組織動員體系——“扶貧志愿者行動計劃”，并在地震前夕開始試點操作。由于此前在廣西、湖北、貴州等地的項目中與活躍的小型社會組織和民間志愿者有過合作，友成與全國各地的資深志愿者一直保持著聯系。5月16日,友成有6車救災物資要運至綿陽遵道鎮,但這個鎮急需大量的志愿者協助進行物資的分發工作。此時，王平想到了一個人一定會來災區：羅世鴻。

　　電話撥通后，羅世鴻以及全國志愿者和NGO組織果然都在往災區趕，不過，他們的目標地是彭州，因為這個點既是重災區之一，而且離汶川很近。

　　王平建議羅世鴻要來的話就來遵道。“我們有很多志愿者已在那邊做起來了，為什么要去遵道？”，羅世鴻有些猶豫。但是王平的一句話打動了他：“這里非常需要志愿者，而且有政府的支持。”

　　　 5月15日，友成理事長王平女士在成都會見參與救災的羅世鴻等各地NGO代表，討論組織民間力量和志愿者協同抗災事宜。

　　羅世鴻等人到達遵道后第一件事就是幫助分發友成帶來的六車物資，這六車物資的發放使志愿者在當地成為“最受民眾信賴和歡迎的人”，而此前，當地很多人甚至聽都沒聽過“志愿者”這個詞。

　　羅世鴻是一個非常資深的志愿者，有他在那里一傳十，十傳百，就有更多志愿者開始聚在遵道。王平稱贊這些志愿者是救災中“最活躍的細胞”，他們的機動性和專業性很強，一開始是配合友成工作，后來就主動去協調物資，如帳篷不夠，就四處打電話去尋找更多帳篷，總之災區需要什么，他們就去尋找什么。

　　5月15日，友成與萬科合作建立了第一個政府和企業合作參與救災的開放性平臺——遵道鎮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友成與鎮政府的有效溝通和對志愿者的資金支持，使得志愿者（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在遵道的救助工作得以順利展開，為成立“遵道鎮志愿者協調辦公室”，初步創立政府與社會組織協作機制打下了堅實基礎。此時起，遵道就好象成了一個志愿者的“革命圣地”,遵道志愿者的大集結隨之拉開了序幕。據當地政府部門統計：先后有40家NGO（28家注冊機構，12家未經注冊），470多位在冊志愿者參與其中，號稱遵道志愿者聯盟，被業內廣泛傳播和媒體報道為“遵道模式”。

　　就在友成充分動員志愿者的力量，實施“友成之家兒童活動中心”、“友成之家志愿者驛站”、“友成之家愛心圖書館”和“友成之家職業技能培訓站”等系列災后安置項目期間，來自樊春梅的一番感嘆觸動了王平。

　　樊春梅拿出一個密密麻麻的電話紀錄本對她說，“這上面都是全國各地咨詢災區需要，有捐助意向的個人和企業的電話紀錄，但我們的人手有限，根本忙不過來，因此很多事拖到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知道了這個情況后，王平有了一個在“遵道志愿者協調機制”的基礎上建立更廣泛層面社會資源協調平臺的構想，同樣這些設想被很快推行。

　　6月21日，綿竹市政府和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聯合主辦、麥肯錫公司協辦的“綿竹市災后重建多方協作友成論壇”在成都召開，這是友成整合多方資源、建立多方協作平臺的開始。

　　7月4日，“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機制”籌備會議在綿竹市市政府會議廳召開。友成及其專家團隊受綿竹市政府的委托，幫助其建立災后重建的社會資源協調機制及供需匹配平臺。

　　7月17日，需求信息發布平臺在綿竹市政府網站上線。這標志著社會資源協調機制的建設取得了重大進展。

　　至此，從最初的“遵道鎮志愿者協調辦公室”、“綿竹市災后重建多方協作友成論壇”，到“綿竹市社會資源協調機制”，符合中國國情的政府、NGO、專業機構等多方力量協作的“友成模式”終于成形。

　　“我們是從當下的需求入手，解決一個長遠的社會發展的創新問題。這也是友成區別于一般公益組織的一個地方。”王平在介紹當時的情況時說：“我們做這個平臺不是說我們為了友成，而是為了一個資源的共享。因為跟政府能夠建立一種信任的關系是我們擁有的一個資源。這個信任關系一方面是有民盟在跟我們介紹，一個是我們去得最早，我們做了很多實事，然后我們還帶了很多物資，就是在這種基礎上我們建立起來的一種信任關系。而且后來我們又把麥肯錫團隊帶進來參加這個災后重建的設計和板房社區，災民安置方面的一些國外經驗我們都通過麥肯錫團隊帶過去，做了一些很有實用價值的事，提供了一些服務。所有這些都是用我們行動來建立政府對我們的信任。我們又把這種信任開放給一些組織。所以我們是強調資源整合、開放性和資源的共享。這是我們做的一個平臺所起的作用。”

　　2008年，被稱為“中國志愿者運動元年”，而友成則以推進公民社會為最高目標的創新性救災行動，不僅贏得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官員的敬意，也引起了國內學術機構的關注。在清華大學NGO研究所正在進行的“汶川公民行動研究”項目中，友成救災案例被作為重要的組成部分。該項目旨在通過數據和年鑒、問卷調查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對汶川地震中社會組織的緊急動員和緊急救災行動進行系統全面的實證研究，友成以“非公募基金中救災行動最快發揮作用最受關注”而成為列入案例研究的惟一一家非公募基金。

　　

　　公開透明 組織成長的品牌化與公信力

　　2008年，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不斷深入實體經濟時，“恢復信心”、“重建信任”、“精神”、“道德”等一度被浮躁的商業社會所漠視的詞匯，迅速成為各國政要、商界權威和學術領袖廣泛使用的“世界語”。

　　這種大經濟大蕭條時期忽然爆發的文化現象，其實暴露出由于經濟的長期變態運行而在其他領域導致的社會綜合癥：作為權威存在的政府組織，長期逗留在光環下的金融和商業機構，以“專家”形象出現的學術領袖以及他們的組織，媒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無不面臨公信力嚴重流失或陷入瀕危境地的局面。

　　正由于這個深遠的根源，網絡成為民意、民主和自由發泄的最佳平臺。人人急于尋找一個“最快的渠道”大聲發出自己的主張和聲音，沒心情聽別人在說什么，也沒時間判斷對方說的是對還是錯。這是因為，當作為經濟基礎的精神根基崩潰后，經濟的恢復必然失去盡快恢復的根本動力；當作為個人安全感和正義感之基礎的公信力崩潰后，人人都會失去對自己、對他人的信任——所謂“人無恒產、便無恒心”說的就是這種身心失調、四處盲動的悲慘局面。

　　“商人應該行天道，應該明白——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這個道理”。初次會面，因為記者來自《中國商人》雜志的緣故，王平首先從“需求”談起，從經濟理論到社會體制的變遷，從東西方文明的比較談到她對“兩極分化、貧富不均”等社會問題的關切，以及對于以理性的方式推進社會“變革”的理念。而這一切的實現，具體到一個人在社會上的立足，表現在他的德行和價值觀；具體到一個組織在社會上的存在和影響力，則取決于它的公信力。沒有德行的個人和沒有公信力的組織，即便有多么超前的理念、多么富有創造性的方法論，他可能僥幸贏得一時“成功”，但決不可能取得持續的成就。

　　對公益組織的“公信力”問題，接受友成委托進行“災區重建項目評估體系和社會資源協調項目評估”咨詢項目的零點調查研究集團也進行了重點分析。

　　募捐組織存在著公信力的問題，這是一個組織中比組織業績更為重要的表達方面。對于一個基金會組織，其目標是籌集資金，為災區做些什么。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組織的救災捐款數量，從中能夠判斷出什么？比如捐了1000萬與5000萬，能夠感覺出多大的差別？

　　相反，對于一個募捐組織，這樣的問題會更強烈地表達出來：募捐組織可信嗎？因而，可信甚至比英雄業績更加令人信服和敬佩。

　　相關的理論告訴我們，公信力是募捐組織的生命線。但是，在一個NGO初步發育的國度里，募捐組織的公信力普遍存在著問題。其根源在于由社會來自由地選擇募捐組織的機制的缺乏，以及半官方社會組織（GONGO）的壟斷性地位。

　　友成在救災中以及平常的公信力建設，或許其志愿者和工作人員的行為更有說服力，因為他們在災區活動時直接代表了友成的形象，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一個人有意無意的失誤完全可能產生“一顆老鼠屎壞掉一鍋湯”的作用。

　　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羅世文自豪地談起了他們在災區發放救災物資的情況。當時有萬科等社會組織加盟的遵道鎮社會志愿者協調辦室最緊急的第一個階段工作是物資的發放。“通過非官方民間的渠道募集的物資大概有1000萬吧，這是政府給的數據，我們自己覺得沒有這么多。700—800萬，但我們發放得很細，遵道鎮大概有23000多人，我們細到給每個人建立電子文本，工作量很大。”

　　能夠確保物資發放到位就可以了，為什么還要給2萬多人建立電子文本呢？羅世文說有兩個原因要求他們必須這么做：首先是志愿者能夠接觸到災區本身非常困難，而志愿者行動的策略選擇和執行力會直接影響到當地政府部門和災民對他們的信任度；其次，他們必須對捐助方有一個明確的交代。

　　“事后政府派人來查我們的賬，我們把所有的原始資料都端出來，他一看就吃驚地說啊，不用看了，我相信你們！”原來，羅世文等志愿者在發放救災物資的過程中，不僅給每個災民建立了電子文檔，還請災區所有的人來領東西時都在一張紙上按了一個手印，這些原始資料堆起來有一米高。

　　“因為在受災的情況下，你這樣要做假都很難。不要說做真的，我讓你做假的，每張紙上按一個手印你都很難，一張紙上有三十幾個人的名字，要排滿，很恐怖！”羅世文說。

　　“廉潔和奉公”被認為是志愿者的必備素質，作為一名出身于歷史專業的志愿者，羅世文專門研究過“1934—1937年紅軍在延安的財政史”，當時延安有七八萬人，如何養活這些人，每人一天一斤糧，就要七八萬斤米，還有槍從哪里來的？炮從哪里來？這里面肯定要涉及到錢。

　　這段研究中接觸到的歷史讓羅世文感到震驚：“1935年，紅軍每個月的開支折合美金大概是30多萬元，它統治的地方很大，幾百萬人口，養幾萬人，每個月花30多萬，非常低非常可怕的數字。所有的人都很廉潔，所有人都很奉公。我看過他們一個公文，如何做春耕，小腳的女人干什么活，大腳的以及放了腳的做什么活，上面全都寫得清清楚楚，很可怕。“細節決定成敗”，所以只要你決定要做什么事,全力以赴去做這種勇氣是很可怕的。有時我在想，換成現在開公司的，誰敢接這個活？”

　　羅世文這些身居第一線的志愿者用以地致宜的辦法確保友成在災區的形象和公信力。“公開透明，賬目清楚，嚴謹與高效結合”的行動原則，更被友成救災項目負責人作為考量救災效果的核心指標之一：

　　“我覺得有一個原則，第一個就是所捐贈的每一分錢，他說多少，我一定要查多少；第二通過我的手拿的物資，拿出去多少，我一定要讓別人清清楚楚知道這是多少；第三個我要堅持這個物資送到哪兒去了我一定要跟到哪兒去看，是不是送到需要的地方去。

　　“很多人對公益組織有一些看法，認為公益組織做事效率不高，不是那么精確，我覺著我既然在做這個事，我一定要有責任感，就是說從自己的行為上要把關。慈善，也可能被人說成是偽善。當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公開透明的話，你就可以避免這一切。當這樣做的時候，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也可能是因為企業家給我們無形的壓力，我們不這樣做可能有一些人不高興。”

　　在零點調查研究集團的調研人員來訪問時，友成工作人員的回答是：如果說是外在的東西壓你去做的話，那么你就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有很多方式對付他，而且企業家不可能到現場來查閱這些東西，這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我們自己做的，友成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們想展示出來，其他的地方我可能關注得不是特別多，而我們友成做什么我們都告訴大家我們怎么做的。從哪兒來的什么時候來的，到哪兒去的，去了多少，我們都有非常詳細的記錄。

　　我們主要是在網站平臺上展示，給捐贈人一個回饋，我們送到哪兒去了收據都有。我們還請了復星集團（注：他們是捐贈者）的人一起來，讓他們跟著自己的物資走，相當于去做一個調查。我們這樣做和別人確實不一樣，就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做得是比較好的，商業機構可能做事也需要精益求精。

　　友成內部人對于這位管理物資的人的評價是：每天大量的物資輸送、錢的進出都在他這兒，他每天起早貪黑地開著自己家的車在那兒跑來跑去，接人接物資，打電話調度。他的賬記得那么清楚，最后審計來的時候一筆一筆的，清清楚楚的，包括單據，包括碗筷這樣很小的東西。

　　因為抗震救災，中國歷來遇到這種大事情的時候，往往有很多說不清楚的事，特別是政府部門，你只要沒往自己兜里邊，或者是沒有明確的證據揣到自己的兜里你都沒事，但是作為慈善組織，我覺得我們領導這一點是比較對的，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含糊的地方，不能有說不清楚的地方。

　　“當時就像一場戰爭一樣，然后電話非常頻繁，不時有‘前線’的人打電話說我買了什么東西，趕緊把錢打過來。而且我感覺這一塊效率很高，雖然很亂。但我發東西不能隨便發，我需要不停地核實一些數據，而且感覺到都是這些情況。有時前線的人說我這里很忙馬上就給掛了，但我們還得繼續給他們打電話，有時他們很多天沒睡覺接電話的精神都不一樣了。他有點空就想睡一會，他可能只有兩個小時，還要分出一小時來做一些別的事情……”，賑災期間，侯佳每天一上班，主要工作就是不停打電話核實前后方資金和物資的往來數據，或者不時跑到財務那里去了解最新的捐助情況，她需要在第一時間把這些數據公布在友成的官方網站，以便于社會的監督。

　　調研人員跟王平也有一番簡短的對話。

　　問：我們的這些做法是參考誰的？

　　王平：這哪兒有參考？就是嚴格要求的這么一個心。

　　問：做到這一步的還真不多。

　　王平：我們如履薄冰，非常小心，一開始就想公信力、透明度的問題。

　　問：就是要打這個品牌？

　　王平：對，因為說實話，提到基金會大家印象都不太好。

　　友成在救災中的嚴謹作風，來自社會各界的救助方最有體會。當時一家醫藥公司要捐贈藥品，他們的代表專門去找了國資委和衛生部，到處去敲人家門說我要去捐。這個公司計劃捐1000萬的藥品，起初就是不肯先捐給友成一部分，說怎么也得捐給國家部門吧，他敲了一圈之后，人家說我還沒有得到上級的指示，我還不知道應該讓你們捐什么。這位代表非常失望，最后還是把其中的50萬的藥品捐獻給了友成。之后他們發現，只有捐到友成，他才有可能知道他的藥品到了哪個醫院。他非常感謝，所以當天晚上捐款人就專門給友成的工作人員打電話表示感謝。

　　王平還提到了慈善官僚主義的問題：這一點是我一開始就要防范的，因為我確實感受到有一些公信力很高的國際組織，在運作項目上不深入，對需求反應不敏感，流程太冗長，特別是在災難的情況下，在需要快速反應的時候反應得不夠。我們這樣一個民間組織，就應該避免政府機構或者是準政府機構這樣一些組織帶來的弊病，要體現出你的優勢，你的優勢就是機動、靈活，反應迅速。既要迅速，又不能失去你的公信力和做事的這種嚴謹性，這是有相當難度的，在這里就是考驗一個團隊執行力水平的時候了。

　　為了友成的公信力和作為一家非公募基金的品牌形象，無論友成團隊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員，還是臨時召集的志愿者，始終把“公開透明，賬目清楚，嚴謹與高效結合。”這個原則作為救災工作中的行為底線來執行。但有時遇到一些特別情況，友成也會有一些“非常規”的選擇，冒著自身利益上的風險而追求被服務對象的利益，體現出在整體確保公信力前提下的“靈活性”，對于幾次“反常規”的應急處置，王平曾有過如下回憶：

　　有些時候，一些民間組織或者是志愿者需要救助，但又沒有辦法出具收據。如果說我看著不管，我覺得說不過去，你是公益組織，那就是所謂的官僚主義，所以這在制度上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如果說嚴格地按照制度來辦你就應當不管，因為你將來的賬沒法做。但我們還是先自己拿錢來做事情。

　　在救災當中我們有幾次是先拿個人的錢來做事情的。那么在什么情況下我們要先拿自己的錢呢？ 舉5?12志愿者救助服務中心為例。當時他們跟我們要10000塊錢，我們是最早資助他10000塊錢的組織，為什么其他機構沒有資助他？區區10000塊錢很少，就是因為他拿不出收據，拿不出正經組織的收據，是一個臨時的機構，大家都湊在一起的，哪兒的人都有，沒有錢沒有辦法運作。友成的靈活性就在于我先給你10000塊錢再說，不行我自己掏，不走這個基金會的賬就行了。我們為什么能夠做到這個?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不想變成一個官僚主義機構，所以這里面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你說完全是一個組織的機制嗎？也沒有這樣幾個機制，就是一個人，我們做基金會就是做人，我一直認為做基金會和做人一樣。在這個前提之下，你就知道到關鍵時刻該怎么辦。所以5?12的志愿者服務中心需要10000塊錢的時候我們敢拿出來，不是因為我們敢違反財務制度，而是因為在這個關鍵時刻，哪怕自己出我們也應該出。我們幾萬塊錢他們說拿不出來發票怎么辦？我說先給吧，我們總有辦法，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再想辦法，前前后后我個人就給了這些錢，即使是個人的錢也應該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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